记者 刘林

秦中自古帝王州，在八百里秦川上，分布了从西周到盛唐的72座帝王陵墓，其中，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唐昭陵就坐落在与秦岭南北相对的九嵕山上。

1400多年后的今天，山脚下广袤的昭陵陪葬区已经被大大小小的村落所取代，人称“陕西小丽江”的袁家村就在其中。这个原本只有286人的小村子，现在更像一个古代城镇，有三面带着垛口的城墙，内里是数条不同风貌的街道，石板铺就的路面、挂着幌子的食肆、古朴的关中建筑，仿佛时光倒流。

十一年前的袁家村差不多是一个“空心村”，村办工厂陆续关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里除了废旧的厂房，只有三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统一建设、成丁字形排列的住宅。当时，无论是外地来陕游客，还是关中本地人周末休闲游，都不会想到袁家村。

而今日的袁家村已被评为国家AAAA旅游景区，在网上流传的西安旅行攻略里，袁家村常常和兵马俑、华山、大雁塔、明城墙等一起作为备选热门景点。2017年，袁家村人均纯收入十万元以上，年接待游客500万，旅游总收入超过3.8亿元。村里的大小合作社，分红频率低的一年分一次，分红频率高的一个月就分一次，收益非常可观。同时，袁家村吸引了1000多名创客，吸纳3000多人就业，还把关中印象体验店开进了西安和咸阳，生意火爆，一座难求。

如果用中央对乡村振兴提出的20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来比照，袁家村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而这一切不过是在短短十年间发生的，而且是由袁家村自主完成的。袁家村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经验可以复制吗？

以民俗为突破口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袁家村是出了名的“烂杆村”，全村37户人家，大多住在低矮的土胚房中，有15户甚至住在地坑窑里。这样的日子一直到1970年郭裕禄担任书记以后才逐渐有所改观。为了解决温饱，郭裕禄带领全村上下大力发展粮食生产，通过挖坡填沟、平整土地、打井造渠，把村里的坡地、小块地变成平展整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粮食产量节节攀升，袁家村也成为发展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

改革开放后，袁家村根据中央“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的精神，没有分田到户，而是选择继续集体经营。进入80年代，袁家村通过村办工厂很快走向了小康，又成了发展集体经济工业企业的模范。一直到90年代，集体工业整体走下坡路，袁家村村办工厂陆续关门或由国企吸收合并，袁家村这个曾经的明星村成了“空心村”，就连郭裕禄的儿子郭占武也成了外出打工的一员。

2007年，郭占武回村接替他父亲郭裕禄担任了村支部书记。郭占武想重振袁家村，通过发展旅游业来让村民富起来。但从旅游专业人士到地方领导乃至本村村民，都不认为袁家村适合发展旅游业。“没山没水，就算去农家乐，也是去西安南边的秦岭啊。”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郭占武没泄气，请了陕西省旅游规划方面的专家，希望他们能指点迷津。“大大小小的专家，我找了20个，等回到西安请他们吃饭，吃完饭，有人说，郭总你说一下真实目的，他认为我是想骗国家钱呢还是想干啥呢？他认为，我们村就做不了旅游，西安人都不愿意往北边走。”2015年郭占武在首届中国古村大会上回忆当年时说，“有一位回话说，20年之后再看，等大西安发展起来再说。还有人说，你要是有兵马俑这样的景点就好做了。我说，我要是有兵马俑、有法门寺，还要找人做规划做设计？”

“最后，是我们自己，因地制宜，决定做民俗，用民俗来吸引游客。”郭占武说。于是，他带着村民，一起动手建了袁家村旅游的第一条街道——康庄老街，在这条老街上，一个个小作坊向游客展示关中日常生活中需要的面粉、油、辣子、豆腐、布和衣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最初的游客是他们“求来的”。当时，袁家村所在的礼泉县在全县支持发展旅游业，袁家村希望政府将一些接待项目放在袁家村的农家乐，既节约财政开支，也别开生面。慢慢的，袁家村的口碑效应不断显现，游客越来越多，年接待游客人次从10万增加到30万、60万、90万。后来，本村村民的农家乐已经没有能力全部承接，因此，袁家村在2010年又建了小吃街，就此踏上了持续不断的升级之路。

逆产业升级之路

已定居袁家村的中国新农村建设袁家村课题组组长宰建伟将袁家村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从2007年到2011年是初始阶段，所谓乡愁版袁家村，反映的是关中民俗和乡村生活，以关中传统老建筑、老作坊、老物件等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关中民俗为内涵，初步满足了都市居民周末一日游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袁家村的规划设计、建设、营销推广，都没有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参与，也没有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更无银行贷款、社会融资和外部资本进入。袁家村人戏称，都是他们自己“指手画脚”（用脚量一量，用手指一指）出来的。

2011年，袁家村开始发展乡村度假游，并陆续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客栈、民宿、咖啡厅、酒吧、书屋、创意工坊等相继出现，文创青年、时尚达人也开始参与到袁家村的投资经营中。这是“时尚版的袁家村”，宰建伟说，“阳光下的袁家村逐渐实现了向月光下的袁家村的转变”。 

2015年以来，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来到这里，袁家村不断扩容，“进城”、“出省”逐渐成为袁家村重头戏，2015年，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的第一家进城店在西安开业，这是宰建伟所说的“城镇版”的袁家村。

这三个阶段反映在产业上，就是郭占武总结的，从关中民俗旅游开始，到乡村度假游，最终发展农副产品产业。

起初带有民俗展示性质的辣子、油、面、醋、豆腐等作坊，与后来建设的粉条、醪糟、酸奶等作坊一起，同时满足袁家村的农家乐、小吃街、进城店的需求。这些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从周边乃至全国各地农产品中遴选出来的，由于需求越来越旺，作坊也陆续开始转型，酸奶和粉条都陆续在外设厂生产。袁家村计划将作坊合作社变成袁家村的食品工业园，专门生产需要的食品。

这条产业链被袁家村人概括为由“三产”带动“二产”再带动“一产”的逆产业升级之路。

袁家村的升级进阶，其实也是袁家村新老村民自己的升级进阶。今年曾两赴袁家村调研的北京民俗旅游协会怀柔分会会长李玉荣对此颇有感概，她对界面新闻说：“他们不是关上门自己搞，而是不断地学习，那种开放的心态表现在方方面面。”

在决定发展旅游之后，郭占武带着村干部、村民陆续参观学习了很多知名旅游点，包括西安周边、秦岭农家乐、成都锦里和宽窄巷子、大理丽江，后来还远赴日本。袁家村53号人家在2014年开始做农家乐，女主人周宏亮就参加了那次日本之行，她说，去日本参观学习是村里出钱，主要看看人家怎么待人接物、怎么与人交流。

袁家村还常年开办村民学校，最开始，郭占武亲自给村民讲课。2018年，又办起了村民夜校，每周三一期，有本村新老村民的经验交流，也有外部专家的讲授。68岁的新村民曹培峰大爷一期没落，每周三都在关店后去听课，界面记者在旁听的时候恰好坐在了他的旁边，曹大爷全程认真听讲。曹培峰对记者说：“我文化程度低，多听一听，效果挺好的。”在讲课中提到的有关服务态度、商品外形及摆放的影响等，都已经被曹培峰有意识的用到了经营中。

袁家村也在不断吸纳人才为本村的发展出谋划策。2015年，郭占武曾在出席首届古村大会时公开表示，他们很有危机感，袁家村已进入发展瓶颈，本村的智慧想法已经做到了极限，下一步要再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希望有更多的专家来袁家村多做一些尝试。

袁家村已有不少具有专业知识或丰富经验的新村民。被村民们尊称为宰老师的宰建伟早在10年前就开始关注袁家村，后来还在袁家村办起了书屋，现在在研究袁家村模式，同时为来袁家村学习的各地人士授课。来自成都的郭强不仅投资了袁家村的祠堂街项目，还负责袁家村出省项目青海省平安驿袁家村河湟印象。文创联盟发起人郭嘎在袁家村开了三家“如此·XX“的文创小店，他带领团队手绘了袁家村的地图，同时也在为袁家村出省项目做策划。摄影师闻名在袁家村开了一间工作室，不仅为游客们拍摄有故事的老照片，也教村民怎么用手机拍出单反的效果，以更好的展示产品与店铺。

2018年8月，袁家村开始面向全球招聘实习村长，根据招聘要求，实习村长在为期一个月的任期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经验和技术，参与和协助村长的各项工作，与社区村民互动，每周写一篇实习报告分享给大家。第一任实习村长刘晓兰是易居沃顿、亚太不动产商学院的导师。据一位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介绍，他在国外读博士的儿子已经成功应聘，并将在2019年年初去袁家村担任实习村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袁家村在不断以开放的心态寻求更上一层楼的同时，有一些东西却一直没有变，“规矩”两字或可概括之，这些“规矩”几乎回避掉了乡村发展旅游业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坑”。

老村民改建房舍，需要经过村里同意。后续新建的街道、房舍几乎都延续了古朴的关中风格。袁家村也没有像其他发展旅游业的村庄一样将原住民迁出去，反而要求村民尽可能地住在村里。老村民每家门上都挂了比较大的一块门牌，从1号到63号，用不同的号码作为分别，户主的名字和手机，还有家训，都清楚地写在上面。

婚丧嫁娶也延续过去的习俗。有白事的时候，能回来的村民都会赶回来，他们仍旧在街上搭灵堂，高鸣丧乐，出殡的清晨也会在村里举办流水席。丧礼期间附近的农家乐或民宿几乎没有游客办理入住，却没有人为此抱怨。

袁家村作为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村庄，相关的村民教育成果可以说非常显著。村民乐于回答游客或调研者的任何问题，烟霞镇副镇长、袁家村党支部副书记郭俊武告诉界面记者，“袁家村没有秘密”。几乎所有老住户的大门都敞开着，游客可以进来喝杯水，也能穿过他们的院子借个道。所有农家乐和民宿客栈均明码标价，也允许游客先看环境再决定是否住宿。记者住过的31号农家乐女主人，常常将自家种植的水果和住客分享。

小吃街是袁家村人流量最大的街道，却严格执行一店一品，每家店经营的食品都不一样。小吃街100家商户，所有店员统一着装，带口罩、作业时带一次性手套，店面目力可及之处都干干净净。在这条街道上，随处可见原材料追踪供应链和店主重誓承诺的牌匾，上面除了写明主要原材料的出处、不含添加剂之外，还写着诸如原材料如有掺假“甘愿后世受穷”、“甘愿后辈远离仕途坠入乞门”、“甘愿后辈流离失所”、“甘愿祸及子孙”等誓言。袁家村在用一种非常质朴的形式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

此外，根据村里的规矩，小吃店的成本收入基本由村里统一核算，必须优先购买村里作坊生产的原材料如面粉、醋、辣子油、豆腐等，否则外购的同类材料无法计入村里核算的本店成本，也就是说，商家得自己掏钱，而多出来的收益却是和大家分摊的。即便是没有统一核算的农家乐也在从村里购买材料。“豆腐、油、醋、粉条、面，都是在村上合作社买的，”53号农家乐的周宏亮对界面记者介绍，“味道好，也放心。”

朴素的利益共享

合作社是袁家村的又一大特色，如小吃街合作社、豆腐合作社、粉条合作社、辣子合作社、酸奶合作社、面粉合作社、醋合作社、油合作社，一年分一次红，收益率高的时候可到百分之八九十，低的时候也有百分之十几。这些合作社的信息非常透明，任何去袁家村游玩的人都可以看到，小吃街与各作坊合作社的参与者姓名、哪里人、入社金额都挂在墙上。名单显示，除了袁家村本村村民外，参加合作社的还有周围村庄乃至更远地区的人。

这种情况颇为罕见，袁家村合作社不仅经营良好还持续分红，分红频率与收益率远超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本村和外村村民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冲突，袁家村人没有因为外地人挣钱了就赶走他们自己来做，外地人也没有“凭什么我挣了钱要分给当地人”的想法。

这种互利共赢的局面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最初，没有人相信袁家村能挣钱，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发展。无论是农家乐、小吃街，还是作坊，大家都不认为会有人大老远跑到袁家村来消费。于是，郭占武作为领导者采取了放水养鱼的做法。

2007年，为鼓励本村村民发展农家乐，袁家村给愿意投资办农家乐的村民报销一半的装修费，同时免费供应水泥。2007-08年在康庄老街开作坊和招商，可免租金，甚至有的作坊因为要从外村请人，还承诺了保底工资。2010年，招募小吃街商户时也免租金。

后续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先是农家乐，后是康庄老街的作坊和商户，再后来的小吃街，生意都是加速度增长。多的如酸奶作坊，一年利润上千万元，小一点的如小吃街的麻花、羊血粉丝，一年营业额也能达到三四百万元。

在此基础上，2012年，袁家村开始逐步组建合作社，让本村村民有机会分享收益，平衡各方利益。

原本在康庄老街上靠着做豆腐年收入百万元的卢志强，刚开始接受不了将自己生意兴隆的豆腐坊改为合作社。村里先说服了他的儿子，他儿子再给卢志强做通了思想工作。按照豆腐合作社的入股情况，卢志强投资了20万元，其他股东包括袁家村村民在内的95人，每人投资2000元到68万元不等，这些人合计占80%，袁家村村集体占20%。

“这不是分你的钱，而是让你更好地挣钱，” 郭俊武说。

豆腐坊迁址扩建后，卢志强负责经营和管理，从原材料选取到豆浆豆花豆腐的生产、销售，都由他来把关。“这家店是我主持建起来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我从外面搜罗回来的，”卢师傅对现状非常满意，他指了指宽敞的大厅还有古色古香的桌椅说道，“原来自己走街串巷卖豆腐，也挣不了多少钱，来袁家村以后，才有那么好的生意。”

和卢志强一样遭遇了同样心理冲突的还有其他作坊的投资人。新村民马秋凤是粉条作坊的发起人，由于粉条是全新产品，并不像豆腐坊的收益那样显而易见，最初并没有多少人入社，是袁家村村里先出了一部分资金，半年后实现盈利60万元，郭占武要求在分红前先分股。

“我觉得这不正常啊，困难的时候让你入股，你不入，现在要分钱了，再入股。郭书记当时对我说，‘我是让你带着村民一起赚钱’。”马秋凤说，“那个时候想不通，现在都想通了。一个人把钱都给赚了，我觉得这才不正常。前几年每年有一个分红大会，分钱的时候，股民会拉着我的手说，‘太感谢了’，这感觉不一样啊。”

按照郭俊武的说法，袁家村“允许村民富，但不能暴富”，短时间内“允许翻一番，但不允许翻十翻”，一旦有新项目，都是在群里发个消息，大家自愿报名，“报的人太多，会限制大户、鼓励小户，入的多的压制一下，入的少的抬一抬”。

难以复制？

自袁家村声名远扬以来，全国已经有不少村庄学习过袁家村，单单陕西一省，据说就有上百个，但都不成功。比如，袁家村不远的数百米之处有一个“官厅古镇”，投资上亿元，2016年开始对外营业，现在冷冷清清，除了看守古镇的人员，几乎没有店铺开业，更没有游客。

其他模仿袁家村的失败案例不知凡几。“他们拿着尺子来量台阶有多高，房子有多深，门面有多大，”小吃街上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回去后依样画葫芦建一条小吃街，却没有游客。

“很多人学习袁家村，最后做不下去了，来找我们咨询。制度、经营理念，不是通过‘量’能得到，很多软的东西不具备，是做不成的。”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常伟告诉界面新闻，“乡村旅游可以搞，但不是所有的村都适合发展旅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也认为，袁家村的经验不可以复制，因为每个乡村都不一样。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他指出，这就像以前的华西村，能复制的就很少。

袁家村有太多不可复制的因素，就像郭占武自己说的，他本人就不可以复制。郭占武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把握，他的协调能力和综合素质，都非常难得。他被公认为袁家村过去十年成功的关键因素，没有他，袁家村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甚至连第一步都迈不出。

郭占武的能力之所以能在袁家村结出果实，与他的父亲郭裕禄治理袁家村三十多年也有很大关系。袁家村在郭裕禄的带领下，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陕西的明星村，甚至在全国都能挂上号。改革开放后，袁家村坚持集体经营，基层组织很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称其为“红帽子”村，他告诉界面新闻，全国有二、三十个村，包括袁家村，都在坚持集体经济。

“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起步时，我的精神可以传达到每个干部、每个作坊、每个村民。”郭占武说。现在，袁家村人对郭占武更加信任，甚至可以说到了信仰的程度。

还有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留意到，袁家村媳妇们的综合素质远高于一般农村妇女，在袁家村发展农家乐的起步阶段，她们的文化水平、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个世纪，袁家村成为明星村后，对娶进门的媳妇有明确的要求，其中一项就是高中学历。

不过，专家们认为，尽管袁家村难以复制，但袁家村的成功为乡村振兴揭示了一个重要方向。

“袁家村是自主建设的结果。”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就是重建农民自主性。刘守英也认为，应该让农民自主发展。

“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把群众的潜力挖掘出来。一定要尊重老百姓。”徐祥临告诉界面新闻，“本村老百姓提出来的，看似落后，只要思路对头，甚至比大学教授、领导干部，讲的东西有用的多。”

李昌平认为，袁家村的经验再次表明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性。他告诉界面新闻，分散化从长期看没有效率，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没有别的道路，如此才能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合作金融是组织农民的重要方式之一，袁家村的合作社本质上是合作金融的一种形式，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村里搞了股票市场。

李昌平已经在全国就内置金融做了10年试验，参与村庄达112个，结果显示，发展内置金融对乡村振兴非常有效，组织有效+金融有效等于产权有效、信用有效、业态有效、治理有效、文化有效。

此外，常伟指出，袁家村有些经验对其他村庄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一是袁家村很用心在做事，二是袁家村找到了一个外地投资和当地老百姓共享利益的好办法。

“共享利益机制是非常好的思路，可以给外来投资者形成稳定的预期，他们可以投资一些时间长、见效慢的项目。如果关系紧张，投资的往往都是短期的。”他说，“想投资农村的人也要对当地研究透，融入当地，实现本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