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
金庸去世了，天上有一颗以他命名的星星，依然在飞行。霍金去世了，有人说，他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星。
2018年即将结束，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在此时，回望这一年离我们而去的文化界人士。
他们曾经来到这个世上，沉浮于文明的汪洋；他们被裹挟进时代的风潮，成为某种符号和代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给人类留下了一份永恒的记忆。
宿白，成长于民族危亡之际，以毕生心力奠定了中国考古事业的根基；王学泰，在政治运动中获刑入狱，却获得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社会的契机；阿哈龙·阿佩费尔德，奇迹般从二战集中营逃出，他后半生的书写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独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很多辗转波折，他们以各自的生命背负着它们，筚路蓝缕地前行。
武侠小说家金庸与萧逸、历史小说家二月河与凌力、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与常贵田叔侄，作家菲利普·罗斯和奈保尔、漫威之父斯坦·李、吉卜力工作室的高畑勋、小丸子创作者三浦美纪、海绵宝宝的创作者史蒂芬·海伦伯格……他们留下的作品，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独特锚点和标记。
李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反传统、反权威的斗士姿态已经深刻印在民族的记忆里面；伴随着这个时代的浮躁风气，人们或许开始对“国学大师”这个称呼心生疑窦，饶宗颐轻描淡写的那句，“大师？我是大猪吧。”轻松化解了与之相伴随的污名。
他们曾经在某一个时刻，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面，他们也曾经对这个时代发表过令人警醒的肺腑之言，而今，他们尽管已经故去，却依然穿越时空回望着我们。
这一年，在人间，有数千万的生命熄灭了。他们当中有一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得到反复的纪念；另一些，依然让挚友亲朋感伤怀念；也有人，或许已经被彻底忘记了。即便如此，没有一个生命曾经白活，或多或少，世界已经因他们而改变。
历史学者
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
王学泰是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他提出的“游民文化”被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之一。王学泰关注中国历史上正统文化背后的占据很大比例的社会边缘游民，论述游民意识如何通过通俗文艺影响了近现代的国民性格，并指出，“游民学不等于流氓学”。“游民学”在农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增多、社会控制相对弱化的今天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身为学者的王学泰一生把读书当作唯一嗜好，他感到“没书与没饭的痛苦相去无几”。但读书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波折，1975年，他因为以《推背图》中的女子喻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入狱两年。监狱生活期间，他发现“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王学泰根据这段经历创作的《监狱琐记》集中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也折射了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荒诞。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耽搁了。”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的王学泰生前非常羡慕如今的年轻人，“如果能从年轻再活一遍，那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考古学家
1922年8月3日-2018年2月1日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伪满洲国控制下的沈阳念书的宿白发现日本教师在学校教授日语，不讲中国历史。“他们越不讲，我越想知道。”本着这样的心理，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参与创办了北大历史系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此后，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
宿白的《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中国石窟寺研究》则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部创建历程，《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的54处寺院、89座建筑分成五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宿白还著有《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中国古建筑考古》等著作。他每每出书都要逐篇校订修改，绝不会原封不动地拿出去。文章写完了，他会放进抽屉里，隔些时候拿出来再看，再改，再放回去。就是送到编辑部或印刷厂，只要有问题、有新发现或新体会，仍要照改不误。他说，“文章哪有不改的，活着就要不断修改，死了才出书”，对他来说，这“就是盖棺论定的本意”。
国学大师
1917年8月9日-2018年2月6日
饶宗颐出生时，家中是潮州首富，有四家钱庄，父亲饶锷则是位学者。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饶宗颐五岁就开始阅读古典小说、学习书法，十二岁开始学习绘画，他本可以做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但却走上了钻研学术的道路。一开始，他承接父亲遗志，编辑潮州地方志，并进行诗词的创作和研究。随后，饶宗颐扎根香港，潜心学术，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学者到现代学术大师的蜕变，获得了法兰西汉学院的“儒莲汉学奖”，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1968年，饶宗颐抵达新加坡大学任教，但又在1973年返回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执教至1978年荣退。此后，他还先后在法国、日本、中国大陆等地周游讲学。其代表作有《选堂集林·史林》《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等，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等八大门类。中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钟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饶宗颐曾写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位贯通中西之学的国学大师去世让人们无限惋惜，但饶宗颐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名声，曾经有人当面称颂他是“大师”，饶宗颐笑言：“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作家
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26岁那年，李敖发表了名为《老年人与棒子》的杂文，批评老年人“倚老卖老”教训青年，却不愿给青年人让位。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是以反传统、反权威的激烈姿态登上台湾文坛，接着又以反国民党专横独裁的“斗士”形象为人们所铭记。他写过七本书骂蒋介石，被关进牢房，吃了五年八个月的牢饭，直到蒋逝世才得以大赦。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阳痿美国》《李敖有话说》等一百多本著作中，前后有九十六本在台湾被禁，创下历史记录。他也自恋到极致，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他的自传封面更是写着“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子”。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敖一生争议不断，有人说他是人杰、斗士，也有人说他是个小丑——他被批评私生活混乱、背叛朋友萧孟能，以及只敢抨击国民党。熟悉李敖的人对他的评论甚至呈现出了两极分化，香港作家马家辉曾经称李敖魅力非凡，自己如果是女人，会爱死他（李敖），不管他几岁。但在李敖的前妻胡茵梦眼中，李敖则完全不是一个“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欲”的人。盛名之下，或许真实的李敖远比我们了解得要复杂得多。
诗人
1928年5月11日-2018年3月19日
洛夫，原名莫运端，念初三时，因为喜欢俄语文学，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洛夫”。1954年，27岁的洛夫与张默、痖弦在台湾共同创办了《创世纪》诗刊，他担任总编辑二十多年，力倡超现实主义，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其诗歌意象繁复，表现手法近乎魔幻，有“诗魔”之称。洛夫1996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他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年，异国生活让他常常有一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失魂落魄。但每日李杜诗篇为伴，让他在中国文化中发掘出多元的创作路线和个人风格。
2016年夏天，洛夫返回台湾定居。洛夫的去世是对华语现代诗坛的沉重打击，他与2017年去世的余光中曾被并称为“世界华文诗坛的双子星”。台湾诗人颜艾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称，洛夫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余光中，余光中的生命版图让他在大陆更具有重要性，但是在台湾，了解现代诗，必须要读过洛夫，因为他是整个华语诗坛里象征派的超前卫大师。
作家
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
从1936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安娜·芙洛斯基》开始到21世纪初期，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刘以鬯创作了超过四十种小说、散文和评论。其中，他于1962年创作的小说《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这部小说后来成为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灵感来源，让他拍出了《2046》。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刘以鬯：1918》的导演黄劲辉指出，《酒徒》运用了六种语言叙事模式，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穆时英的作品等，“有意建立一套崭新的华文语言系统，描写意识流不同程度的心理层次”，且“《酒徒》的内省精神可以追溯到鲁迅的《狂人日记》”。
七十年代初开始在《星岛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对倒》，则是刘以鬯小说生涯的另一次巅峰，结构形式的灵感来自作者买到的一枚一正一负对倒相连的邮票（Tête-bêche）。一个上海移民到香港的老者满怀忆旧情绪，一个少女满怀浪漫的世俗理想，他们从街道两端相对行走，对街头橱窗和风波作出不同联想，从而产生隔代人不同心态的强烈对比叙事。2000年，这篇小说激励王家卫拍出了《花样年华》。《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指出，刘以鬯创造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诗化意识流艺术，“属于东方，又属于现代，代表着香港探索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刘以鬯文学创作的起点是为了维持生活，他一生拼命写作，经常一天写六七千字，多的时候写一万多字。但他不希望青年作家也纯粹为了谋生而写作，他对后来者的寄语是：多读、多写，少发表。
历史小说家
1942年2月13日-2018年7月18日
凌力原本是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的科研人员，在十年动乱当中，苦于无法直接表达对于局势的看法，她创作了描述清末捻军与湘军之间恩怨是非的历史著作《星星草》，借助捻军艰苦奋斗的历史，歌颂在逆境中抗争的人们。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使她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坛崛起，成为历史小说创作队伍中的一颗新星，并在史学界也获得了一定的声誉。随后，凌力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的认可之下加入了人大清史研究所。
《星星草》出版以后，凌力读到了很多批评意见，其中让她最深受震撼的一句是“文学是人学”。在人大清史所系统阅读清朝历史时，她开始对顺治帝这个人物产生兴趣。凌力发现，在过去，人们要么认为顺治无所作为，要么就是拿董鄂妃的故事说他荒淫。可实际上，顺治帝有着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特殊经历，他的身上还能够体现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凌力决定为顺治帝翻案，于是便有了后来捧得茅盾文学奖的《少年天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在2003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与此同时，大量以清朝为背景的电影、电视剧、小说、秘史在市场上涌现，真实的历史和人物常常被淹没在戏说和演绎之中，凌力称，自己虽然没有正本清源的能力，也“没有凑热闹的兴趣”，她直到生命尽头，也始终坚持着像学者一样创作小说。
相声表演艺术家
1930年12月-2018年9月7日
常宝华的父亲常连安是启明茶社的创建者，启明茶社有“中国相声大本营”之称，荟萃了当时北京相声界的骨干艺人，刘德智、张寿臣、马桂元、郭荣启、刘宝瑞等都曾在此献艺。1951年，常宝华拜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后奔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在此之后，他进入了海政文工团，除了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天津机床厂劳动四年外，他一直都工作和生活在北京。常宝华创作（包括合作）相声、小品、快板等作品一百七十多篇，其中有不少经典之作，最出名的就是他跟大侄子常贵田合说的《帽子工厂》，生动刻画了“四人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丑态，成为当时相声直接介入重大社会生活的代表作品之一。
人们称赞常宝华是相声界的“大腕儿”，但常宝华曾经称，那些不钻研业务、不遵守艺德、只会耍手腕的“大腕儿”永远成不了艺术家，艺海无涯苦作舟，取得成就无捷径可走。
小提琴家
1941年-2018年9月7日
盛中国对中国的小提琴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是中国最早在国际上获得名气和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小提琴家吕思清曾经回忆，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带到盛中国家里，请他听自己拉琴并向他指教。吕思清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声音，非常了不起。”导演毛卫宁则在微博称自己“知道的第一个艺术家的名字就是盛中国”。而对于一般听众来说，盛中国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他在业内演奏“梁祝”的场次最多，录制的音像也最多，他希望能够把西方传统的小提琴演奏技法和中国民族的戏曲音乐语言进行结合，也让它能被更多人听到。
盛中国时常挂念和提及中国当下出现的用娱乐消费替代文化消费的现象，他为此感到悲哀。在2003年接受《乐器》杂志采访时，他指出，一定要把“文化”层面的艺术和“娱乐”层面的艺术区分开来。“我们的经济大厦不能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在它的旁边，一定要有一座与之相称的文化大厦。它不是砖瓦建成的，它建立在人们心中，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刻都能体现出来。”
评书表演艺术家
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
“每天都有一亿人听他讲故事”“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听单田芳”——这样的说法反映了单田芳在评书舞台上的超高影响力。单田芳与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并称“北方评书四大家”，其中单田芳在评书事业上最为成功也最为高产，其作品《隋唐演义》《白眉大侠》《乱世枭雄》《百年风云》等在听众当中广获好评。
然而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新兴媒介的发展，评书这一曲艺项目被不断边缘化，随着单田芳的逝世，有评论者认为这标志着“说书先生”时代的终结。
作家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查良镛（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书香门第熏陶出了他的文学底蕴。他曾经因为讽刺学校教导主任被勒令退学，但是，对时事的敏感已经成为他一生的重要特质。
到香港之后，金庸最早是为报纸工作，同时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后来他白手起家办起了《明报》。他一手写社论，一手写武侠，在武侠小说创作上，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小说，大量的影视剧、游戏改编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了流行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金庸本人来说，他认为自己武侠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是非观念，他称，“做人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如今，在我们头顶的浩瀚星空，依然运行着以金庸的名字命名的星球，而他奉行的“侠”之精神，也在中国人的心中自成轨迹。
作家
1935年6月4日-2018年11月19日
在金庸之后，曾经与金庸有“南金北萧”之称的萧逸也离开了人世。萧逸著有《铁雁霜翎》《七禽掌》《甘十九妹》《马鸣风萧萧》等作品，风格婉约典雅，构思奇巧，注重人物情感，和金庸作品的磅礴大气迥然相异，因此他也被称为“情侠”。萧逸出生在北京，幼年在南京长大，1949年全家来到台湾。1976年，萧逸移居美国洛杉矶，他在美国也看到了侠义思想。他认为，好莱坞的西部片就是侠义精神的体现，“里面的小酒馆就是我们东方的茶馆，西部牛仔的枪就是东方侠客的剑。侠义精神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侠客。”今天的世界照样有不公，有冷漠，“富人可以通神，穷人连律师都请不起，”写了一辈子武侠的萧逸认为，武侠的价值不可取代。
相声表演艺术家
1942年-2018年11月30日
常氏相声大家族，创始人常连安、长子常宝堃、长孙常贵田一脉相承。在今年9月，和常贵田搭档捧哏的四叔常宝华去世，仅仅2个月之后，常贵田也离开了人世。
除了《帽子工厂》以外，常贵田还有《追溯》《喇叭声声》《交租子》《杂谈诸葛亮》等多部作品，继承和发展了常氏相声。生前，常贵田对相声的未来喜忧参半，喜的是，小剧场相声方兴未艾，很多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的年轻人开始对说相声感兴趣，忧的则是相声的继承和创新，他指出，不继承传统的创新是盲目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家
2018年12月15日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他曾解释自己笔名的含义：“就是改革的春风化冰，咆哮的春水一浑而东的那种壮丽景观。”二月河曾经在军营生活10年，转业后研究“红学”。40岁时开始文学创作，其笔下五百万字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被海内外读者熟知。其中1990年代初出版的《雍正皇帝》成就了二月河的文坛地位，差一点就让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位评委表示，《雍正皇帝》是《红楼梦》以来一百年间最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而落选文学奖的原因则包括《雍正皇帝》的情节和人物不符合历史等。
随着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效应，二月河的名字也被大众熟知。有评论认为，二月河的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文艺评论家刘复生指出，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不是反现代的历史倒退，他小说的主旨是呼唤强人保证改革能沿着既有方向进行下去，至少是保住改革的成果和改革带来的新的利益格局，这或许才是二月河小说真正的历史秘密。
（本文部分照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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