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天早上，公园保安都会叫醒弗朗索瓦（François）。他们发现他睡在游乐场里的小棚顶上，公园旁边是圣文森特-保罗教堂，步行5分钟可到巴黎火车北站。“他们会放我走，但我必须起床。”他告诉我。

我于2015年结识弗朗索瓦。这个男人五十来岁，性格风风火火，一副大烟嗓不时哼着法式小调。在他叙说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伊迪丝·琵雅芙（Édith Piaf）的传奇经历时，整条街仿佛自己唱起了歌。弗朗索瓦自认是个云游四方、居无定所的法国吉普赛人。他曾有一段十来年的婚姻，生了三个小孩（弗朗索瓦手臂上纹有三人名字），之后离家出走，回归风餐露宿的生活。自那时起的八年以来，他辗转于巴黎市中心和郊区间，流浪、行乞、宿醉和歌唱。

法国统计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时巴黎的无家可归者共有2.88万人，较2001年增长了84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为男性（59%）、单身（67%）和外籍（56%）。绝大多数流浪者住在临时居所（22%的人住宾馆，17%的人住社会公寓，47%的人住收容所）。笔者的研究主要关注弗朗索瓦这类属于剩下那14%的人：露宿街头，既无住所也无收入，不少人还有各种精神健康问题或者是瘾君子。我在巴黎做民族志研究的两年时间里接触到的这群人被称作“无家可归者”（sans abris）或“无住所者”（sans domicile），英语里则叫露宿者（rough sleeper）。

社会科学对无家可归性（homelessness）的传统解释倾向于将此类边缘人群放入美国人类学家乔尔·罗宾斯（Joel Robbins）所称的“受苦槽”（suffering slot）。他们被说成是“瘾君子”（dopefiend）、“无用者”以及“行尸走肉”。诸如此类的描述大多以不平等、结构性暴力和社会苦难来解释无家可归性、边缘化和排斥。比利时裔民族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帕特里克·德克莱克（Patrick Declerck）对法国的研究即是其中的突出范例，他考察了1980年代巴黎街头人群的“无业游民化”（clochardisation，英语为immiseration，即“贫民化”）及其重归主流社会无望的窘境。

我的观察也呼应了不少这类解释：无家可归性在相当程度上源自社会、经济和福利体系的失灵，且时常伴有诸如体弱多病、离异、死亡以及家暴之类的重大生活变故。不过，也许会令外人吃惊的是，我在街头接触到的人一般都不认为自己身处不幸或苦难中。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一书中将苦难定义为“行动力或者说有力行动者的衰竭乃至于毁灭”。但我却观察到，诸如弗朗索瓦这样的受访者并非消极地露宿街头，而是积极主动地以街为家——在实质和象征意义上皆是如此。过多关注无家可归者的负面体验和窘境，必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进而忽视人们临机应变、因地制宜的创意和机敏。这样一来，我们也就错过了提出某些伦理问题的机会，譬如怎样才能在街头过上好生活、改善生活质量乃至于在那里有一个家。

每次我跟弗朗索瓦在一起时，他都在不断跟城市所提供的各类资源打交道：路人施舍的钱、公园里用来睡觉的长凳、棚顶、公共厕所、超市、出租车司机。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尤其关注只吸了一半的香烟，烟头仍有火星，为匆匆路过的巴黎市民所抛弃。有一天，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临时学徒。“现在向你表演一下我怎么干活，”他说道，“随我来。”

我们在巴黎火车北站西侧的玻璃幕墙前坐下，旁边是开往伦敦的欧洲之星高铁候车室。此时天色已晚，但仍有夏日的余晖。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面前驶过。弗朗索瓦走向车流，敲了敲司机的窗户。里面的男人摇了摇头。弗朗索瓦没有再坚持：多年的经验已让他明白从谁那里才有希望讨到钱。自信是关键。后一辆车的窗户打开了。弗朗索瓦朝车里的男人问道：

“老板，有零钱或者烟吗？”

“我不抽烟，这个拿去吧。”对方边说边递出一枚50欧分硬币。

“谢谢老板。”

弗朗索瓦面带微笑，缓缓走向下一辆车，施主也点头致意。他回头转向我：“怎么样，没那么难吧？”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他接触了20辆车，乞得1.5欧元以及两支香烟。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费舍尔（Edward Fischer）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生活解读为“值得一过的生活”，或一趟迈向“完满生活”的旅程。它必定与幸福有关，但不限于此；它通常——或许稍显反直觉——关涉到承诺与牺牲，也关涉到成为特定的某种人的修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称此类实践为“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依其见解，自我“并非给定的……我们必须把自我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造”。所以那些巴黎街头的受访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设法做更好的自我。我逐渐理解了他们所参与的各种活动、流程和作息习惯——乞讨、搭建窝棚、取得临时居所等等。它们是自我向美好生活进发的实践，是在街头建立家园的实践，也是希望的实践。

在街头过上一种完满生活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更好的生活能是个什么样子？我每天都在观察从苦难中脱颖而出的潜能感。美国人类学家雪莉·玛丁丽（Cheryl Mattingly）在《希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Hope）一书中对美国的慢性病患者有如下的观察：

作为一个存在性问题，希望有其文化和结构性根源，它受贫穷、种族主义和造成身体痛苦的地方病的形塑，例如我笔下的许多家庭……希望的浮现意味着一种悖论性、暂时性的实践以及一项充满严峻考验的道德计划……希望的核心乃是创造的实践，或尝试去创造，甚至于在痛苦中也去过值得一过的生活，明知无望也继续坚持下去。

除开弗朗索瓦，我在巴黎街头遇到的其他人——如来自印度的萨巴尔（Sabal）和来自科索沃的亚历克斯（Alex）——也谈到了他们对此类希望的实践的参与。随他们穿过施舍处、收容中心、政府部门和无家可归者的居所，我观察到了他们奋力追求美好生活的两条主要路径。二者皆关涉到家的理念：他们一直盼望找到并返回一处家园，它通常来自过去，同时这些人每天还要设法搭建一个家以求生存。那就是他们眼中的美好生活样貌。

我在2014年12月的某个深夜认识了萨巴尔。他当时与友人兼同伴的旁遮普人布提（Bouti）坐在距离巴黎火车北站主入口不远的地方。两人的情况并不乐观：他们蜷缩在人行道上，没有御寒的毛毯，甚至没有用来当垫子的硬纸壳。萨巴尔和布提在一件单衣里面对面地抱成一团，酒精和疲劳令睡意不时袭来。

萨巴尔2013年来到法国，他曾在韩国和意大利呆过一阵，后来又从印度的某座监狱里逃脱。他从未详谈入狱的原因，只说那是“动刀子的事情”。起先他设法去到韩国，在那里因为另一次侵犯而进了监狱，最后到了意大利。萨巴尔的法语还不足以与我顺畅交流。他用英语对我说：“求求你——我饿坏了。你能不能帮我一把？”我过了一阵子才得知，萨巴尔主要说旁遮普语，跟旁遮普人群体打交道，布提也在其中。

家关乎一个人的希望，是此人尚未抵达的想象之地。

认识几个月之后我才注意到萨巴尔佩戴的手镯。他的右手腕上挂着一个外表朴素、未经雕饰的铁环。其学名为kara，是锡克教新成员的标志之一。萨巴尔是个忠实的信徒，有着坚定的信心。“我知道自己是个好人，神是爱我的。我会想办法找到出路，”他说，“神会帮助我。”萨巴尔从未丧失对离开街头的希望和期盼——最终则是离开法国。与尚未结婚的布提不同，萨巴尔的妻子和小女儿尚在印度，这给了他一个很强的回归理由。“我差不多有六年没见过她们了。将近一年我都没跟她们说过话。我想和她们团聚。我会做到的。”他还提到，自己非常想念自家附近的金庙（Golden Temple，位于印度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为锡克教圣地——译注），支撑他活下去的似乎是记忆。他的规划里甚至包括了布提：“我们都会回家的，不是吗？我会带你去我家，然后一起去神庙。”

对许多我在伦敦和巴黎见到的无家可归者而言，家与某一处所有关，他们自那里离开而又有回到那里的欲望——这一处所承载着英国社会学家利兹·凯尼恩（Liz Kenyon）所称的回归权和某人的起源感（a right to return and a sense of one’s origin）。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1999年对移民写作——尤其是生活在英国的亚裔女性——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家园观，视其为某种在长远未来的东西。这位英籍澳裔学者提出，家通常是一个终点，是旅行的去处：“最像家的空间，亦即最舒适和熟悉的地方，并非眼下居住的空间——我就在这里——而是某人在其中找到自我的那处空间，它不是家却胜似家。在这样的空间里，主体有了一个终点，一条路径，拥有了未来，但还只是有终点而尚未抵达。”就这一意义而言，家与当今无关——它绝不是一处被动受苦的地方——它关乎一个人的希望，关乎在某人自己尚未抵达的想象之地建立家园。

对萨巴尔来说，它就是回到印度的家，具体说是它的某种版本，即免于追捕并能有足够的资源来恰当地照料家庭。他把自己的未来幸福以及美好生活的安宁都寄托在理想化的记忆中。萨巴尔不想谈论他在祖国的法律纠纷。自出奔以来，印度已成为他的家庭、宗教以及过往归属感的象征。在法国，与这一部分家的惟一稳定联系就是他的记忆以及旁遮普人社群的成员身份。令记忆保持鲜活的则是他的语言。对记忆中家园的理想化再造和充实，关系到萨巴尔的未来。而这也赋予萨巴尔一种在眼下屡次三番的痛苦受难中坚持下去的动机。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化作一种短期的意志和力量，促使他每天去建造和装点一个家。

祖国不过是我在研究中接触到的家园之一种。它是与未来、希望和期盼相连的理念。另一版本的家园则关乎当下，更近于日常生存。亚历克斯在15年前从科索沃来到法国，他几乎每天都必须为自己新建一个家。他不打算确保居留权，目前正设法取得难民身份以及政府的救助。截至目前，亚历克斯已经在街头断断续续地呆了五个年头。

我俩最初结识的时候，亚历克斯在火车东站对面随便找了个落脚处。每当去不了收容所的时候，他就会在这里度过每个日夜。火车东站归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所有，众多石柱间有颇为惬意的容身之处。他住在火车站东侧，上有五层高的小顶棚保护。亚历克斯的住处——不过是许多随时可供容身的壁龛之一——离出口最近。处在每天轮班巡逻的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对亚历克斯而言，警察的存在是选定此处的理由之一：与许多他的流浪汉熟人不同，他认为警察是安全的来源。他们可以保证亚历克斯的身体不受侵害；他们令火车站周边的地域免于暴力；他们维持了这个地方的秩序。

亚历克斯念兹在兹的不仅是睡眠场所周边的环境，还有其整洁性。我2015年初认识他的时候，第一时间注意到的便是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的壁龛。充当地板的硬纸板被剪裁得十分整齐，与石墙间的两平方米空间融合得天衣无缝。在亚历克斯与身下冰冷的石头之间隔着两层硬纸板；另一层则构成了背后的墙壁。整座建筑看上去俨然是私人定制的嵌入式衣柜。

亚历克斯坐在米黄色的纸板上，向我展示他在“人行道上的客厅”（trottoir-salon）。在白天，他小心地把所有家当都收在一个背包和塑料袋中。每次离开壁龛时，两个包都从不离身。他还有一套换洗用的衣服、裤子、T恤、套头衫、内衣裤和袜子。这些都是重要的财产，天气潮湿的时候才有得换。脏衣服以塑料袋密封并存放于背包中，与其它东西隔绝。在他离开时，他的睡袋始终和背包连在一起。睡袋在亚历克斯眼里是最珍贵的财产，是可想象的最小的家（the most minimal home imaginable）。

家是一个过程，它包括实质与想象，也包括社会联系和日常行为。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家雪莉·玛莉特（Sheeley Mallett）提出，家总是驻留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它关乎“通过、偕同或在（by, with or in）某人的物件和处所中实行的活动。家存在于既定与选择（the given and the chosen）以及从前与现在的张力中”。如果说，印度对萨巴尔而言是理想的一部分，那么亚历克斯的作为则更接近于上述区分的“现实”一侧。其创造家园的努力乃是一个连续的日常活动过程。

家的确是这样的过程，它包括实质与想象（the material and the imaginative），也包括社会联系和日常行为。作息规律、习惯和节奏——无非是定期拜访邻居、回到住处和厨房——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与时间秩序以及空间秩序有深刻关联。对秩序的关注在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家的经典分析中有最好的表达：

家始终是个可以在地化的（localisable）理念。家处于空间中但不必然是固定空间。它不需要砖瓦和砂浆，它可以是一辆马车、一台大篷车、一块板子或一顶帐篷。空间不用很大，但必须具备，因为家始于将某部分空间置于控制之下。

亚历克斯的日常活动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掌控空间的鲜活案例。他对居所的建筑——一处可以安眠的物理空间——归根结底是在贯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日常的家园建构过程。他选择了一处壁龛，用硬纸板及手里其它的小玩意装点了一番，并发展出空间习性（spatial habits），譬如收纳以及将各种事物归入特定类别（重要与不重要，洁净与肮脏），最后将此空间封闭起来。事实上，每当他离开这一空间时，都会异常细心地为其“上锁”。他把纸箱翻折改造一番，成了一个可盛放食物的包。我仔细端详，发现他的小壁龛能够完美地遮风挡雨。其中没有任何垃圾和灰尘，这相当令人难以置信。他留意到对面的车站保安不喜欢满地都是垃圾；鉴于此，他决定为外来者留下密封完好的硬纸箱。（空间）条理性的确立不仅是每天生存的重要环节，也是他开启未来之必需。

萨巴尔（所想象的）回归家乡和家庭的欲望；亚历克斯每天在火车东站附近的有条不紊的家园建构；弗朗索瓦的乞讨——这一切皆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同侧面。弗朗索瓦、亚历克斯和萨巴尔都从事着充满活力且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梦想、希望和欲望给了他们一种可追寻的愿景，一种不间断的动机。他们每天都确立起一系列作息规律和仪式，以召唤一种即便只是临时性的家园感：选择恰当的睡眠场所，重整某处公共空间的秩序并将其改造为准-居所；为每一天建立起规则的节律，与社工打交道；透过乞讨来挣钱。

向我介绍了乞讨活动的弗朗索瓦在其日常实践中发现了某种非常类似于家的东西。与身边的城市面对面地打交道，是其装点自家的方式。这些叙事表明这群人的处境与被动受苦有天壤之别。无所事事的时刻固然是有的，部分人的阵痛更相当持久。但我所遇到的露宿街头者中的大部分——无论其年龄、性别、在街上呆的时长以及瘾君子的程度——都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追求着更好的生活：始于街头，也愿终于街头。

（本文作者Johannes Lenhard是普朗克剑桥道德、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心（Max Planck Cambridge Centre for Ethics,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的研究助理。）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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