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现代都市传说的流动和俘虏，正如更早的传统社会中的种种谣言也势不可挡一样。这些传说虽不真实，但确然折射出了某种社会氛围和群体心态。
如今，惊悚可怖的都市传说层出不穷。翻开朋友圈，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奇闻异事，标题通常带有感叹号，其中一则流行甚久但毫不褪色的是：肯德基的鸡有四条腿，小孩吃了会发育异常。这个传说的具体来源是模糊的，版本也多种多样，但核心情节基本一致——一边连着黑暗的肯德基饲养场，一边连着可怜无助的中国儿童。事实上，这种谣言并非专属于当代的都市传说，早在明清时期，民间就流行着能够偷走小孩魂魄的妖物、吸走天地生产力的僵尸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惊悚程度与煽动性并不弱于当代的版本。
有趣的是，现代美国也流行过许多恐怖的都市传说。《消失的搭车客》是一本专门收集这类传说的著作，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81年，距今已有三十几年，其中许多传说或许已然过时，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故事——比如美国快餐店卖的炸鸡其实是油炸鼠——与中国的肯德基“四条腿鸡”颇有类似之处。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现代都市传说的流动和俘虏，为数不少的受过良好教育者也在将信将疑的同时传播甚至夸大着这些故事。我们不难发现，此类传说的信息虽不真实，但确然折射出了某种社会氛围和群体心态。在鄙夷或辟谣之前，我们或许也不妨一问：人们为什么会乐意相信、讲述和传播这些故事？如果将这样的故事视作一个正在生成的民俗，那么它在传播中的变化，又如何反映了人们同样也在变化中的恐惧和焦虑？
在《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一书中，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田海（Barend ter Haar）认为，谣言传说大肆传播的背后是人群的恐惧和焦虑，他将中国历史上谣言的原因归结为“集体式的恐惧爆发”。
田海以中国历史上从孩童或者胎儿身上汲取生气的传说为例——包括“樟柳神”以及“枨枨”——他认为，此类型的传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小孩子的生命总是面临着威胁，经常出现夭亡事故；另一方面，中国人认为小孩因为气或魂还未定，比成年人更为脆弱但也更接近原始状态，小孩的内脏、头发和指甲被认为具有增寿延年的奇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孩童夭亡的事件就会被归因于攫取内脏、窃取魂魄这样的恐怖谣传。几个世纪以来，恐惧成为了传统，以不同的形式频繁爆发。元代之后出现的“樟柳神”（明代得名）是行游四方的占卜者使用的一种木偶，它被认为可以通过念出儿童的八字或者是借助头发和指甲来窃取儿童的魂魄。在“樟柳神”之前， 梁朝的都城建康和唐代的都城长安还曾流行过妖物“枨枨”的传说，相传它会在夜间窃取人的心、肝、肺和血，甚至还会取走小孩的牙齿和手。
对于“气”和器官被掠夺作为他用，比如制作药剂的恐惧，也深深地烙印在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艾克塞斯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将此类故事称为“器官抢夺型”（organ-snatching type）谣言。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还爆发过一种恐怖的流言，称苏联需要人体器官尤其是男子的睾丸来制作原子弹。斯蒂夫·史密斯认为，将器官抢夺型谣言与对原子弹和苏联的恐惧无缝衔接在一个故事之中，正体现了传播故事的农民混淆了世俗领域和超现实领域之间的界线，并且分不清什么是出自理性的恐惧，什么是非理性的恐惧。
与人们通常的认知——传播这些谣言的人主要是缺乏知识、盲目恐慌的平民不同，田海认为，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在一些案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樟柳神”声名远播之时，元代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案件：察罕脑儿（陕西行省最北部）的一位知识精英王弼与一个行游四方的占卜者王万里发生了冲突，并在多位本地精英的帮助下，将王万里作为“樟柳神”告上了公堂。王万里被逮捕并接受审讯，在严刑拷打之下承认聪明的童男童女是理想的“采生”（编注：指捕杀生人以祭神）对象，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预测活动以谋取财富的。最终，他被判处凌迟之刑，只不过行刑之时他已死于狱中。田海认为，这起案件发生在北方，而“樟柳神”的传说主要流行在南方，这恰恰表明，正是那些借由笔记了解了“樟柳神”恐惧的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而非缺乏教育的平民——担任了传播这个故事的重要角色。
在《扪虱谈鬼录》里，作者栾保群更加确信，这是“地头蛇”王弼对外来者王万里设下的圈套（他认为王弼在受到王万里的怠慢之后起了杀心）。这很明显是一起冤案，那些灵童均为虚构，占卜者王万里才是正宗的冤主。而问题是，当时刑部竟然相信了全盘鬼话的证词——王弼的所有证词都来自他自述遇到的被拘禁的童男童女的鬼魂。王弼在这个故事中利用并操纵这种恐惧的能力，也确实证明了文人精英在推动传说流传（甚至借传说杀人）过程中的作用。
除了有关小孩的气和身体被窃取的传说之外，明清时期还曾经流行过旱魃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恐惧的对象指向一个造成干旱的妖魔。当某地区不幸逢旱，人们举行仪式、献祭神灵都无果时，旱魃的故事就会在社群和社群之间传播，越传越真，屡禁不止，最终成为解释旱灾的唯一理由。据汉代史料记载，旱魃被描述为一个裸体、秃头、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妇女，她会吸走整个地区的生产能力。田海认为，这种恐惧与害怕孩童的魂魄和“气”被盗取的恐惧，在象征层面上是相似的，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人或一个地域最珍贵的部分被无情夺走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一旦开始传播，就获得了社会动员的作用。如田海所说，“群体的压力会强迫人们接受谣言，而且也会引导他们去相信谣言并采取行动。”以旱魃为例，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对此深信不疑，并演变为了打旱魃的集体暴行——人们会请求地方官员检查墓地，如果发现有某个坟头有潮湿的土壤，就聚众挖掘出棺材，当众展示其中的死者，指认其为一只旱魃，旁观者一拥而上，把尸体打得粉碎。
栾保群在《扪虱谈鬼录》中更为详细讲述了人们掘坟的经过。他说，掘小儿坟比掘父母坟的案例多，这是因为前者受到的抵触肯定要少一些，掘坟之初人们也会对死者家人进行说服教育——告诉对方里面的实体已被旱魃借用，但如果对方无法被说服，就会酝酿成武斗，造成新的伤亡。如果众人挖完坟墓，旱情还是没有缓解，人们会对附近所有新葬之坟进行挖掘，甚至夹杂着公报私仇、偷捞财物的情况。 于是，这样一场借由挖掘“旱魃”抵抗旱灾的民间活动，最终演变成了泄愤发财的群众暴行。即便官府严令禁止，也不起作用。
史蒂夫·史密斯的观察与之相似。他在研究中发现，在一些历史时期，“器官抢夺型谣言”会升级为对于外来者的暴力袭击，比如1870年发生在天津的一场惨剧——天主教修女在眼睛被挖出、胸部被切开之后，被活活烧死。
在《消失的搭车客》一书中，美国著名民俗学家扬·哈罗德·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为都市传说下了一个定义。他提出，所谓都市传说，是都市居民之间一本正经地口耳相传并信以为真的故事，传说的作者和来源通常是模糊的，在流传过程中，具体的细节也会添油加醋地改变，但是传说的“核心”是保持不变的；这些传说多是新近发生的，与大众和现实紧密相关，带有讽喻和传奇的色彩。比方说，美国是一个在车轮之上的国家，所以有许多关于汽车的恐怖故事；而因为连锁快餐店发达，美国也出现了一系列以食物污染为主题的都市传说。
这样的故事通常听起来有着相当高的可信度，布鲁范德说，因为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食物，确实有可能掺杂进劣质物或污染物。1979年，在美国一档深夜访谈节目中，一位妇女控告快餐店卖给她的是油炸鼠而不是炸鸡。无独有偶，另一则关于油炸鼠的传说——来自马里兰州民俗学家乔治·G. 加里（George G. Garey），这是他在1971年听说的版本——情节更加严重：一对夫妇来到快餐店买炸鸡，妻子说鸡的味道怪怪的，把车灯打开后，丈夫发现妻子吃的是油炸鼠，并把她送到了医院。结局是那家快餐店提出赔偿数万美元，医院方面对此守口如瓶，最后妻子死了。
布鲁范德认为，讲述这种故事的人通常会说自己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信息的，但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其实，有没有证据并不重要，就像他在这本书的开头所写的那样，证明这些传说是浅陋可笑的，并不是学者研究都市传说的重点，这些传说所体现的人们的心理才真正值得注意。参考了“快餐店贩卖油炸鼠”的众多版本之后，明尼苏达大学的加里·艾伦·法因发现，这些故事虽然细节上存有差异——比如有的故事讲的是快餐店工人因对老板不满而油炸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故事还提到了受害者是一对在车中幽会的青年男女，因灯光昏暗，所以女性咬了几口炸鼠肉——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受害者多是女性。由此法因认为，这一类故事的潜在指责对象，是那些没有尽到做饭义务的主妇，老鼠是她们因懒惰而受到的惩罚。
在比对了美国与联邦德国的“油炸鼠”故事的不同版本之后，布鲁范德指出，美国版批判的重点在于大企业速食生产线的生产方式以及唯利是图，而发生在德国小型外国餐馆里的版本，向听故事者警示的则是不卫生和不诚实的外国工人。然而无论是美国版还是德国版，这一都市传说所共同表达的，都是生活在现代卫生环境中的人们对于肮脏的恐惧。布鲁范德说，这些让人感到肮脏的生物，已经替代了过去的幽灵和鬼怪；人们传播它们的故事，好像揭黑幕似地揭开平静卫生的外表之下混乱不堪的世界，就像古代人相信幽灵和鬼怪会威胁人的生命一样，现代人也相信肮脏会要人的命。
除了“油炸鼠”之外，在美国流行的食物主题都市传说还有可乐瓶子里的老鼠。有趣的是，这些传说的内容，远比同样话题的法庭记录和媒体报道更有故事性，因为前者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传说的生成经过。在法因记载的一则“可乐里有老鼠”的故事中，讲述者讲了两个妇女来饭店吃饭喝汽水时突然发现瓶底有东西，后来看清楚是一只烂老鼠，最后获得数千元美元赔偿的全部经过，这个故事据说发生于60年代。然而在更早的、40年代的法庭记录里，原告只是讲述了自己喝可乐发现瓶底触碰到了东西，发现是只老鼠，感到恶心并大叫的过程。与前面的故事相比，布鲁范德认为这则记录有种“直截了当、不含感情色彩的风格”，这显示出了事实转化为民间传说的可能。并且，在转化的过程中，都市传说产生了新的情节和偏向，比如暗示消费者会因此事而获得高额赔款，这正证明了都市传说并不是对于某个法庭记录或者媒体报道的重述，而是在传播之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与美国流传的快餐店油炸鼠类似，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流传着许多有关食物污染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肯德基的鸡有四条腿和六个翅膀”。和其他谣言与传说一样，“四腿鸡”故事的来源早已不可考证，真实性也是千疮百孔，但如果我们可以像布鲁范德和田海那样，不是将它当做谣言进行粉碎，而将其当做一个正在生成中的都市传说进行版本对照和文本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发掘出这个故事的变化脉络与其背后的社会心理。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首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在“百度知道”上找到这样一个问题，“听说肯德基、德克士用的肌肉是变态鸡，一只鸡上长6个鸡翅和4条腿，是真的假的？”问题下面有提问者自己的回答，“如果用有放射性的射线时常照射一下鸡蛋或未生育的母鸡，说不定能生出什么变种鸡来，成本应该不是很高。”这个回答已经兼具对于科技手段——放射性的射线和“成本”的考虑。在另一条写于2012年的回复中，答主言之凿凿道，“这是真的，通过改鸡的脊柱基因表达方式就可以让鸡长出6个鸡翅、6条鸡腿。转基因做到这个非常容易的。”与提问者一样，答案也考虑到了这一做法的成本，补充说明“这对肯德基来说很划算的”。可见，在讲述和传播过程中，人们最初对于激素或放射性物质的担忧，后来转变成了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恐惧。
与美国都市传说相近的亲历者版本，在“四腿鸡”的故事也有讲述，甚至还附上了精心PS的图片供读者欣赏、感叹与转发。比起上文问答中的原理大猜想，这个故事显得非常完整，言之凿凿，仿若亲历。这段故事讲述了“我”朋友的父亲因身为高层领导而有机会参观了肯德基养殖场，见到了传说中的四条腿的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问道，为什么肯德基里都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小孩子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这些鸡腿和鸡翅来自激素鸡，外国人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中国孩子吃了肯德基之后，就会受激素影响而身体出现问题。
担忧中国小孩因食物而受损，在某种程度上与田海在《讲故事》提到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小孩体弱多病、容易夭亡的恐惧一脉相承。只不过在当代都市传说中，小孩受到伤害的原因从被人盗取“气”和攫取内脏，变成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营养不足、过度肥胖问题，肯德基可疑恶心的“四腿鸡”在此背景下也就顺理成章被打造成了“替罪羊”。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于“洋垃圾”的强调，也显现出了大众对于食品安全、后代健康的担忧与民族主义激情掺杂混合的趋势。也就是说，比美国都市传说更为复杂的是，一些中国消费者不仅对于光鲜亮丽的、年轻人喜欢的快餐的质量心怀警惕，而且对快餐的洋身份以及洋货入侵背后的意图有所提防。如同田海所说，人们对于外来者往往怀有警惕和恐惧心理，倾向于将鬼怪妖术与外来者和边缘者联系起来。因此，这些故事不只谴责着大企业的唯利是图，也怀疑并恐惧着外资企业试图搞垮国人身体、尤其是中国小孩的“阴谋诡计”。 正如前文提到的50年代流行于中国部分农村的那则谣言——人们将对于外来者（苏联）、原子弹的恐惧与对“器官抢夺”的忧虑结合在了一起——生活在当代都市的人们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理性恐惧与民族主义混合，混淆现实与想象的界线。
就像美国深夜节目里对油炸老鼠的爆料一样，中国的大众媒体也参与进了这个故事的生成与传播。2012年《潇湘晨报》曾对“四腿鸡”做过报道，将一位女士买菜买到“四腿鸡”的故事完整地叙述了一遍，并将“四腿鸡”的照片拍出。这篇报道细节丰富，一些情节颇具偶然性，比如这位女士把冷冻鸡放到冰箱后外出，室友做饭时把鸡拆开清洗，从鸡肚子里翻出两条腿来，她最初听说这件事时并不相信，“一看还真有四条腿”；此外报道也渲染了人们看到这只鸡时的恐惧，第一个小标题便是“吓不吓人”，当事人表示要把这只鸡扔掉，因为觉得“太奇怪了，不敢吃”。
为了增强报道的科学性，该报纸还邀请到了某大学食品学院的学者对此进行分析，并最终将出现四条鸡的原因归结为“胚胎发育中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导致的畸形”，学者还举出了“放射性环境条件”、“重金属超标”等可能原因。但同样地，读者对于这些可能致畸原因的了解，大概就像对于激素和转基因的了解一样非常有限，反正听来可怖而有害，于是，“放射”和“重金属”反而成为了极易被运用到谣言传播之中的“技术助力”。所以，与其说是辟谣，不如说这则新闻以及新闻中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反而“确认”了“四腿鸡”的传说。
对孩子一如既往的保护心理，对身体健康和食品安全的焦虑，民族主义的偏狭与激情，再配合上大众媒体的渲染，使得“四腿鸡”的传说浮浮沉沉，始终处于大众视野当中，虽有无数辟谣，仍有万千信众。即便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了“四腿鸡”的荒诞性，还是有人继续郑重提问，“肯德基（或者其他品牌）的鸡，真的有四条腿吗？”人们围坐在“四腿鸡”的阴影之中，彼此分享着对于洋快餐和儿童健康等一系列问题的恐惧和焦虑——这些恐惧焦虑本质上不是由“四腿鸡”而起，也绝对不会以想象“四腿鸡”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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