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逃港之后”小组

遥望香港 他们的世界

逃港人心中的“彼岸”

6点半的大环山海畔，天开始泛白。香港刚刚入春，海水还有些凉，陈克治简单做了屈伸运动，一纵身跃进水里，在离岸几十米的水中，划出一圈圈波纹。

他是这里的“常客”，一开始只是他在游，后来越来越多的“偷渡者”加入，包括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

陈克治在上世纪70年代的逃港潮中偷渡来港，这场逃港潮在1972年到1974年间达到高潮。此前的两次高潮是“1957年大放河口”和“六二大逃港”，原因分别是国内兴起的反右运动和大饥荒。

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这场横跨30年的逃港潮，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前深圳特区报社记者、《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先生以10年为跨度，用每10年的人口减去自然增长率所增加的人口，得出的结论是：三十年间，成功抵港者，少则60～70万，多则上百万。这还不计那些被遣返，或根本就消失在漫长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

但也有人质疑他的说法，因为他并未将由其他国家移入香港的人口和从香港移出的人口排除出去。

幸好，能印证事实的不是只有数字。68岁的黄东汉1970年偷渡来港，2009年退休后，他开始写关于偷渡的回忆文章。一开始，他的素材来自身边偷渡的亲人、朋友，后来，他开始在早晨到公园和老人们聊天，“公园里晨练的香港老人许多都是偷渡客”。

逃港人都老了

大环山的游泳圈子聚集了20多位年龄介于50到70岁之间的偷渡者，这当中包括一位1990年港铁工程的承办商、一位曾在印刷厂工作了20余年的退休工人、一位40岁时通过成人教育获得工商管理学位的MBA硕士，以及一位今年年初刚刚关掉自家占地10平米的空调安装店，打算退休享福的小老板。

他们通常会在9点陆续上岸，倚着栏杆开始聊天。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谈论的话题与普通港人无异——香港与内地的退休金对比、屯门出现的反对内地游客事件、某高官的坊间八卦。在这些看似庸常的闲谈当中，偶尔会冒出一两个特别的词语，比如“蛇头”和“起锚”——这些像是只有他们才能解译的秘密词汇，连接着一段特殊的经历——逃港。

谈论总会持续两三个钟头，接着白辉止住话题，招呼大家到附近的煌府酒楼喝茶。这位被大家调侃作“白老板”的男人今年62岁，在深港两地拥有20多个铺位，地段最好的一处价值超过千万港币。2012年起，他陆续将物业和房产移交给深圳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打理。

在退居二线以后，白老板会偶尔出手，低价买入一些铺位以证明自己还有投资眼光。但大多数时候，他在爬山、游泳、旅游。3个月前，他刚和朋友去了深港边界的梧桐山——过去热门的偷渡地点。

白辉曾经这样形容逃港人的经济状态，“任何社会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状，我们也不例外，混得最好的在顶端，大多数人在底层”，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中等偏上”。

在他和大多数逃港人眼中，刘梦熊是“真正混得好”的人。

1973年9月，刘梦熊从红树林下水，整整游了9个小时才在现香港尖鼻嘴警署处上岸。踏上香港土地时，他全身只剩一条泳裤，但现在，他是世界最大华资证券行——京华山一的首席顾问。

在他位于香港中环和记大厦的办公室里，10余本财经杂志和一堆20厘米高的资料堆在桌上，他每天要接超过15通电话，给诚意咨询的客户提供股票、基金方面的建议。

他经常受邀出席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话题从股票点评到香港时事政治。作为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发起人和发言者，他组织了1996年9月22日香港的保钓运动。那一次，“保钓号”从香港口岸出发，带着18名突击队成员和42名中外记者开往钓鱼岛，他拿着大声公（粤语“大喇叭”）走在队伍最前面。

多数逃港者并未像刘梦熊一样处于聚光灯下。喜欢诗词的李龙云（化名）很少参与逃港人的集会，他常常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1971年，他经澳门偷渡来港，第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厂里纺织布匹。如今他在香港还有一间办公室，偶尔接收订购布匹的订单。但常常一个月都接不到几张，便干脆在办公室里练起书法。40多年前，在广东农村，他每天到河里为偷渡练习游泳，累的时候就在河边用毛笔沾水写字。

在香港，还有许多像李龙云这样未被公众所知的逃港者，他们当中有人在建筑工地工作到晚上9点才收工，有人会在清晨6点半准时出现在干诺道上，开始清扫街道上的灰尘，有人每天在红磡地铁站出口派发报纸，还有人直到午夜仍在屯门V-city楼下开着出租车等着载客。

炒房赚小康

曾有一位香港企业家告诉陈秉安，当年他最喜欢招那些游泳过来的逃港者。“一是意志坚定，二是憋着一股气想要干出成绩，”陈秉安说，“你给一百斤他挑走，一千斤也挑走，没有怨言，这样的工人哪个老板不喜欢。”

1975年，在沙田一家纺织厂，陈克治和妻子“顶工”的名声传遍全厂。每天都有人找他们顶班，以保住这个月的勤工奖。作为回报，他们每次能拿到20块钱的报酬。

每天，陈氏夫妇从下午3点工作到隔天7点，连续16个小时。车间闷热逼仄，即便是冬天，也要在进车间前换上短袖衣服。他们与另几名偷渡工人，被认为是全厂最拼的人。

1976年9月26日，陈克治妻子阿洁抱着一周岁的女儿回当年上岸的地方，留影纪念（受访者供图）

努力工作是为了在香港立足。后来，他们开始承包工程，并于1995年用438万积蓄在红磡购买了第一套房。

上世纪70年代，李嘉诚、包玉刚等商界巨子纷纷投资房地产，香港十大房地产公司先后上市，日本、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资金蜂拥而入，香港房价与地价急剧上升。据相关数据显示，1984年到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超过20%。受房价飞涨的刺激，香港的房地产投机迅速盛行。

在这一庞大的时代背景下，逃港者与普通港人一样意外获利。初到港时，他们多数没有学历和技术，在酒楼、工厂、地盘从事底层工作，逃港者张淦勋说：“我们拼命赚钱，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没想到买完后，房价蹭蹭地涨，我们赶紧买第二套、第三套……”接下来，他们凭着房子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开始参与买房炒房。

陈克治的房子目前估值超过一千万。在酒楼工作的白辉，1983年用22.9万港币买下第一栋房子，两年后以29.5万的价格卖出。后来，他转行做房产代理，目前在深港两地拥有总值上亿的房产和物业。

部分逃港者跻身上层

从曾经的“黑五类”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刘千石走上与上述逃港者不一样的道路。

初抵香港，他在空调安装店当学徒，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们难以适应香港的“全英文化”，遂参加了“让中文成为法定语言”的游行运动。而后，他辞职进入“社区补助协会”，踏入政途。

“律师所里是看不到劳工的，一方面是没钱，更重要的是劳工缺乏法律意识。”

上世纪70年代，刘千石将关注点放在了劳工教育和劳动立法上。

1991年，香港地铁公司提出：若乘客们在繁忙时间搭乘地铁应该交附加费。时任“基督教公务委员会委员”的刘千石在各大电视台公开宣称：若该规定成立，他将在不告知时间地点的情况下以卧轨行为反抗，最终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支持，并于1991年以67000多票的最高票当选立法会委员。

事实上，在香港各个领域都不难发现逃港者的身影：写下诸多畅销武侠小说、科幻小说与戏剧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倪匡就是一名逃港者；而于1962年逃至香港的罗文后来被称为“乐坛教父”，他写下的《前程锦绣》被逃港者们认为是他们的内心写照，歌词中的“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一句与他们逃港时等待黎明的出现心境一致。

凭借《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获得视帝称号、至今仍活跃在荧屏上的夏雨也是一名逃港者。“我来香港就是为了演戏”，1962年逃港的夏雨来港目的很明确。当时的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一枝独秀，夏雨考进邵氏南国实验剧团训练班，开始演艺之路。从没有任何对白的龙套到电视剧男主角、从武侠片到家庭剧，这些转变见证了他的拍戏历程。

陈秉安老师曾经这样评价逃港者对香港的贡献——“香港奇迹离不开这些逃港人”。“经济要起飞，要资金、技术和人，人是最基本的，和逃港者分不开，”他说，“这当中还产生了一批词曲作家、文化名人，他们作品中透露出的情感和力量，是在大海中拼搏体现出来的力量的一种仿造，是一种人生深刻的领会。”

忧思难忘，乡关何在

被问到故乡在哪里时，前香港立法会首席议员李鹏飞非常坚决地指指脚下，“我的家乡就在香港”。1954年，年仅14岁的李鹏飞孤身一人经澳门辗转偷渡至香港，后来成为美国安培公司在香港的最大电子厂的总经理。

60年过去了，无论是出生地烟台，或是他居住了14年的上海，对他来说都不过是一个地名。他不清楚自己在大陆还有多少亲戚，甚至无法列出其中任何一位亲戚的名字。

白辉现在只在清明和春节两个重要节日回乡。上世纪90年代父母在世时，他一个月至少回两次广州老家，每年还带上两个孩子回家看望父母。“我的父亲是1992年去世，母亲是2004年去世，他们离开后我感觉和家乡断了联系。”讲到父母时，白辉的眼眶湿润了。

36年前，回乡却是另一番光景。1979年，政府以“非法探亲”的名义特赦了曾“叛国投敌”的逃港人，大规模的逃港人回乡由此开始。

一时间，罗湖桥边排起了延绵不断的长龙。1980年回家时，陈克治特地提前几天在香港中旅社买了前往广州的火车票。返乡当天，他用半人高的蛇皮袋装着两百斤重的衣物，挑在扁担两头，他的太太背着两个月大的女儿，提着行李挤在前面。10米宽的路挤满了人，望不到头，有好几次，他都被挤到了人群边。

第一次回乡探亲，陈云杰是偷偷在广州长堤酒店和母亲见面的。“当时我们很怕警察会抓”，陈云杰说，“我母亲真的苍老很多，我和母亲、妹妹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痛哭”。

上世纪80年代，逃港人常常用“衣锦还乡”来形容第一次回乡的感受。当时广东流传着一句话：一人偷渡，全家光荣。对于当时还未偷渡的欧阳东来说，朋友从香港餐厅带回来的面包皮都是难得的好东西。

白辉的两个儿子还记得幼年回家探亲时的优越感，他们带来的新奇玩具总能引来亲戚小孩的羡慕。当时广州有些对外餐厅和旅馆甚至只允许香港人入内消费。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种优越感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逐渐消失。破旧的小平房、瓦房被政府征收改造，宝安县的原住民们慢慢住进了深圳特区的首批高楼。

张淦勋原是宝安县人，1980年从蛇口下水偷渡来港，他来港的第二年港英政府取消为非法移民颁发身份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发现西乡的村民打牌赌钱时与以前不同了。饭桌上，他向朋友们描述自己在家乡赌钱的场景，将一叠人民币“啪”一声扔在桌上，“他们压钱是像这样一叠一叠压在桌上，我是一张一张从钱包里抽出来”。

现在，在大多数逃港人的心里，回乡更加像一个仪式。他们大多数只在逢年过节回去，偶尔也会带着子女回去。但有关“逃港”的一切却永远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回忆。只要有人提起，便会欣然从几十年前那个黑夜开始，娓娓道来。

初抵香港的逃港者香港闹市中的“异乡人”

多数逃港者抵达香港边境的时候，身上没钱、没食物，又没工作，用钟孝平的话来说就是“感觉前路茫茫”。他们是香港繁华闹市中的“异乡人”，在迷茫、害怕、新奇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尝尽人间冷暖

白辉有一个即时的泪点，只要谈及他的父母，声音就开始哽咽。40年前，当他最后一次跨出家门时，身后的母亲轻轻问了一句“儿子，可不可以不去？”后来这一幕只要被提及，他就会抑制不住开始流泪。1975年逃港后，白辉便开始寻思给家里人传信。

当时传信的方式有两种：写信、打电报。为了不让父母挂念，白辉花掉自己半个月的工资，跑到尖沙咀的电报局打了通电报：“阎病已愈”。（白辉原名：白焰辉）。

偷渡前，母亲给他住在香港西环的姑妈寄去一封信，希望她能帮忙照看自己的儿子。来港第二天，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姑妈的住所，等待他的却是一道铁闸。

姑妈躲在里屋不敢见他。她的表姐隔着铁闸跟他“讲道理”，“她说，我们也怕被警察抓，你要体谅我们”。白辉当下躲在后楼梯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向同伴说：“我（要）回（内地）去了，我回去了……”

逃港者们千方百计隐瞒自己的身份。这种隐瞒通常是从口音的纠正开始的。逃港者多来自广东地区，能说一口流利粤语。但香港本地人还是能很快分辨出港式粤语与广式粤语的区别，“比如广东人讲‘厕所’，香港人说‘托列（toilet）’，他们一听就知道你是内地来的。”黄年佳说。

这些来自内地、渴望迅速融入香港社会的年轻男女很快学会了香港人的装束，他们脱下身上的蓝布衣服，穿上喇叭裤，蹬着8厘米高的松糕鞋。

在公开场合，他们绝口不提逃港人的身份，甚至极少提及在内地的经历和故乡。黄东汉曾经有个逃港者同学，他一直要求他的内地同乡不要在他的香港老板、同事前提起那段往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人曾同情地称呼这群偷渡者为难胞、难民。当时，大批广东人及邻近地区的内地人涌入香港。香港居民多与偷渡者有亲戚联系，很多居民拿着干粮饮料到边界接济难民。有些香港居民甚至躺在马路上，用身体阻止港英政府的运输车将亲人遣送回内地。

钟孝平1959年到港，他记得当时香港本地人“看到你没饭吃给你饭吃，没工作介绍工作，不收你钱的”。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油麻地的金记运输行做搬运，当时运输行已经够人了，老板看他是从内地过来，还是给了他一份工作。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香港民间社会对逃港者的态度再度出现转向。原因是香港居民给内地偷渡者起了一个别称，“阿灿”——这是香港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粗鲁、笨拙的内地客的名字。

港英政府也在1974年宣布实施抵垒政策。偷渡者需要突破港英政府在边境设立的防线，到达市区才能获得香港身份证明。此前，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后，就不会被遣返。

蜗居小木屋

当白辉回到工作的酒楼时，张宇徳离开了在他上岸时收养他五天的客家婆婆，钻进一辆黑色私家车，与各种牌子的私家车一道在8米宽的柏油路上川流不息。

窗外，高窄的双层电车由远及近，车窗上印着一张张眉飞色舞的脸。街上的女人们穿着七八厘米高的松糕鞋，烫着齐肩的黑色小波浪卷。身穿牛仔喇叭裤和宽领子碎花上衣的长发男人穿行于车水马龙间，偶尔出现一两个短发的，大家都说那不是警察就是偷渡者。这是1978年张宇徳第一次看到的油麻地弥敦道的情景，这里被称为“平民夜总会”，经常通宵营业。手绘巨幅广告从街道一旁的大楼楼顶垂下来，广告上成龙的脸被霓虹灯映照得忽红忽绿。

夜里9点半左右，市井小贩们肩上挂着单褂布包，推着木头车，出没在油麻地的大街小巷中。远远就能听到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鱼蛋、T恤和磁带是当时小贩们最经常售卖的3样东西——1件衣服10块钱，1毛钱8个鱼蛋，几块钱一盒磁带，低价总能吸引不少路人。

1个半小时后，张淦勋和表哥走进旺角街边的大排档，点了自己最喜欢的云吞面和炒上海青。这个时候正是大排档最忙的时候，赤着胳膊的小厨左手握鼎，右手抄勺，偶尔用手臂往脸颊一蹭，擦掉满脸的汗。

然而，繁华之外的茶果岭，却笼罩在另一种喧闹中。近百级楼梯蜿蜒而上，小小的山头密密麻麻树立起300来间木屋。

“木屋”是大多数逃港人刚到香港时的“家”：4块3米长、2米宽的木板首尾相接，2块大板子在上头架成屋顶，围出一个9平方米的空间。木板外烙一层铁板，挖出门窗，一个“木屋”便成型了。半米宽的上下床和一个小桌台贴着墙壁，一根电线弯弯曲曲由屋顶伸进来，接着悬挂的白炽灯和两三样电器。一间这样的木屋可以卖3000到5000块港币。

张淦勋的木屋，就是花3000块钱买来的。当时的大磡村、观塘区、钻石山都是当时有名的“木屋区”，每个木屋区都聚集着上百名逃港者。他们多数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多数来自广州、潮汕和海南，分布在香港的四大行业：工厂、酒楼、装修、地盘。

相比张淦勋，白辉算是幸运的，他所在的酒楼为他提供了免费住宿。但在最初3至5年的时间里，白辉经常在梦中惊醒。猛地在一片漆黑中坐起，茫然四顾，不知身在何处，掐一下自己的大腿，心才渐渐安定下来——这里是香港。

“我真的害怕吃不饱穿不暖，稍微说错一句话就被斗争的日子。”数年之后，对家乡的思念逐渐取代了恐惧，不由分说地涌了上来。

在思乡情绪耸动下，白辉每年清明、重阳，都会与一群逃港朋友到现在位于落马洲的山头去。那里是禁区，坐落着大量坟墓，只在清明、重阳时开放给香港人扫墓。白辉与他的朋友混迹在一群香港人间，眼睛却望向内地，虽然他们只能看到罗湖边界的海关和香格里拉酒店。

荧幕前的惬意时光

香港真正的精彩，从晚上8点开始。

观看晚8点的“电视黄金档”是孙仲勋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1971年逃港后，孙仲勋白天和师傅在建筑工地安装水管，晚上8点便和四五个工友挤在客厅的板凳上等候电视剧开播，比如周润发的《网中人》。

在上世纪70年代，电影早已融入了香港人，包括逃港者在内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收工后常有的消遣。12点过后的夜场电影最便宜，花两块钱，白辉就能看一场钟爱的武侠片。陈克治和太太则常常在早上7点收工后，直接去赶10点的早场电影。王宇主演的《独臂刀》是孙仲勋看的第一场电影，海声、南华、南洋、丽宫是他耳熟能详的影院，最常去的一家影院有两层，如果满座，将会有数千人共同观看一部电影。

当孙仲勋在电影院看《乱世佳人》时，黄年佳正在狭小的客厅里背英文单词。和他在一起的十几个人中，有未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也有和黄年佳一样“白天工作、晚上上课”的工人。

逃港历史研究者金虹表示，上世纪50、60年代偷渡的主体是受饥荒煎熬的农民，70年代知青们更多是因为前途无望出逃。前者的教育水平普遍在小学以下，后者大多受过初、高中教育。

黄年佳和他的逃港同伴，更愿意称自己为“知青”，而非“知识青年”。前者代表一种共同的体验，后者更强调学历的意义。他们对“知识青年”这个叫法明显底气不足：“哪里称得上知识青年，学校里天天搞政治运动，我们充其量只能是小学水平。”

他们和之前的逃港者汇合后，流入了香港的工厂、酒楼、地盘和码头，从事最底层的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黄年佳刚偷渡到香港，在写字楼给人家送货。“你去office拿张单过来。”说话的香港人见黄年佳迷茫地转过头，皱了皱眉，“听不懂？你内地来的吧。”当黄年佳终于弄明白“office”是什么以后，萌生了学英文的念头。

当时已经有不少逃港者在夜校进修，英语是最热门的课程。晚上放工以后，黄年佳和十几个同学聚集在老师家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学习。刚开始，他们积极性都很高，每晚坚持学习2小时。半年之后，随着课程内容越来越深入，黄年佳和不少人一样打了退堂鼓。

关振威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1975年来港后，他在一家电子厂工作，每晚7点到9点要去尖沙咀的夜校学习两个小时的电子类课程。之后，他读完中专、大专、本科，后来又获得MBA学位。

经济奇迹背后的逃港人香港经济的推动者，也是获利者

1962年5月3日的《星岛日报》形容偷渡者“如同黄河流入原野”，奔腾在香港新界的大街上，之后的新闻报道却鲜有追踪他们的最终流向。

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研究香港历史、经济发展的资料都指向他们和香港经济起飞有莫大的关系。

这些如黄河流入原野般流入香港的大陆人在香港的各个领域奋斗以求取生存，并在时代的数次转折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既是香港经济的推动者，也是获利者。

劳工：遍布码头与工厂

1960年7月，油麻地金记运输行里。钟孝平的脊背顶在木箱一头，双手握住底部。“一——二——起！”，他跟工友同时发力，抬起200斤重的货物，里面是准备出口的成衣。

自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宣布其为自由港后，转口贸易一直是香港经济的中坚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从内地流入香港的大量资金和设备则促进了战后香港工业的重建。在这些内地迁港的工业企业中，包括了纺织、塑胶、电子、化学、火柴等。钟孝平敏锐地把握到香港工业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2年后，转投塑胶厂。

塑胶车间里，300部机器在同时运作，大吊扇连续转动了10个多小时，机器前的操作员已经轮换了两拨。闻着呛人的塑料味，钟孝平在心里核算：早晨在另一个塑胶厂轮了一班，今晚再轮这班，只要勤快点，30块钱的工资就可以到手了。

为了养活自己，初抵香港的偷渡者们常常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刚到香港的前3个月，逃港者欧阳东白天在赤湾一家纺织厂上白班，傍晚奔赴西湾河的造船厂上夜班，每天只能休息2小时。与此同时，在香港国泰酒楼工作的陈云杰在抵港后的2个月内，还没有逛过香港的街道。他每天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回到宿舍就累得呼呼大睡。

上世纪70年代，安培番达（AMPEX）美国到港投资的第一批电子厂中规模最大的，共聘请了4000名工人，而在从全香港各个角落涌来的应聘者当中，“大多数都是偷渡过来的”。

挥汗：上天入地建楼宇

上世纪50年代的移民潮使香港人口密度骤增，1960年，香港人口达300余万，比战后初年增加了近百万人。建设用地与居住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整个60年代，荃湾、沙田、屯门新市镇陆续兴建，香港早期的公共屋村代表——华富村也正式落成。

但这些新市镇与公屋的落成，却没能容纳进上世纪60、70年代的两拨逃港人，几十万从内地逃往香港人的异乡人只能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房屋中居住或者干脆露宿街头。

1973年，当胡向坤经梧桐山逃到香港时发现，许多逃港者都用捡来的纸皮箱围起一片 “遮头瓦”，晚上蜷缩在天桥底下睡觉。

几个月后，他领着一批同样逃港的青年，在山边搭建木屋，再以2000块的低价卖给逃港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帮助与自己有着相同命运的逃港者，并且从中意外地收获了第一桶金。之后，胡向坤创办了港基土木工程建筑公司，并先后承办香港地铁、香港招商局、鸿光大厦等大型基础设施工程。

往前推1年，香港康乐大厦刚刚落成，逃港者陈年佳说这是当时香港的最高楼。上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正是一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工地上到处是忙碌的工人，其中不乏逃港人的身影。

1971年，孙仲旭偷渡来港。“我们这些逃港青年没有学历证明，哪怕你以前读过大学，在农村做过医生，没有证明，香港社会是不承认的，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他说，因为逃港者年轻力壮，当时，在港做地盘工作的人很多。

1972年来港的邓裕祥在香港建筑业工作了30多年，他在地盘上搬过砖、搅过沙土，并参与修建了香港地铁的隧道工程。

投资：股票期货金融梦

今年67岁的刘梦熊，除了拥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外，还出任世界最大华资证券行京华山的首席顾问。

这位1973年偷渡来港的逃港者是偶然走进期货的世界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局逐渐稳定，与东南亚、日本、欧美等地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工业的崛起和房地产的畸型发展，亟需金融业予以配合。大批跨国金融机构涌进香港，香港的金融结构和经营业务发生了巨大变化。

彼时正在一家不锈钢餐具厂工作、常为“工字不出头”叹气的刘梦熊也许不会想到，时代的发展变化即将为他的生活带来彻底改变。一天，刘梦熊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如果阁下对目前工作处境感到不满，而又胸怀更大的事业抱负，对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充满信心的话，本公司愿与阁下诚恳一谈”。这个28岁的青年就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面试进入日本期货公司。

刘梦熊买来中华厂商联合会、工业总会等的会员名录，记下会员的电话、传真和地址。每天亲笔写下20封信寄出去，默默地创造着1%的机会——希望100个人里有能有1个成为他的客户。

时年香港制衣业发达，占据整个制造业45%的比例。刘梦熊便从供求规律、价格涨跌分析起，专门向布厂、纱厂、制衣厂的老板们推销棉花、棉纱这支期货。遇上做酱油、豆腐和维他奶的公司，便向其老板推销大豆期货，糖果工厂对应原糖，胶鞋、轮胎工厂则对应橡胶。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已经是国际贷款的重要中心和世界四大黄金市场之一，股市呈现出“金股齐鸣”的繁荣景象。黄东汉此时还在印刷厂工作，每天印刷最多的是关于金融和房地产的广告。那些由他经手的充满诱惑字眼的讯息逐渐培养起他对股票产生兴趣，“当时我就觉得炒股很有前途”。

他最常购买的股票是“汇丰银行”。将现金揣在兜里，去买一手汇丰股票是他每月收到工资后的例行活动，一手股票大约是2000多块钱。“到了股票交易所，人家都是现场开支票，只有我从兜里拿出一沓现金，”黄东汉说，“看起来很土，但是没办法，我还没有资格开支票”。

他前后买了19手“汇丰银行”股票，这些股票后来蹭蹭涨了50倍，为他带来100多万财富。“我就拿这些钱去买房子，我在朋友圈里是最早买房的。”说到这里，他显得很自豪。现在，他一共有5套房子，广州4套，香港1套，其中，香港的那套房子早已从购买时的62万升值至如今的300多万。

铭记，为了不让历史被尘封逃港者追忆当年的人和事

如果说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人们寒暄过后常常不经意问一句：“你是哪里人？”那么在逃港人的圈子里，除了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之外，寒暄的三部曲是：“你哪一年偷渡的？从哪里下的水？偷渡了几次（才成功）？”

黄东汉每天都会去家附近的坪石游乐场锻炼，遇上相似年纪的人，他便会上前攀谈几句，就这样认识了近10位逃港者，黄东汉称他们为“起锚中人”。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常常谈起偷渡往事，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这为后来的“铭记”创造了条件。

辛酸往事付诸笔端

去年，黄东汉来深圳参加一场座谈会，带去的几十份《起锚》文章，被在座的人一抢而空。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对此充满了好奇，而身处其中的逃港者则从中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黄东汉是广州知青，当年是个“老高三”，高中时还做过学习委员。谁料到毕业考试刚结束一周，文化大革命即席卷全国，他的大学梦随之破灭。

1968年，黄东汉被分配到宝安县南山专业队，面对每天干不完的农活，回城的希望日益熄灭。想起因为“上山下乡”而破灭的大学梦，再看着在地图上与宝安只有一水之隔的香港，他萌生了“逃港”的念头。

现年68岁的他，回想起45年前搭船偷渡的经历，细节仍历历在目，于是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2009年起，黄东汉开始四处访谈，将朋友、亲戚们的逃港往事写成一个个故事，成为今日一份20余万字的逃港者口述记录——《起锚》。

黄东汉说，每个人的逃港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鲜活的逃港史串联起上世纪50~80年代的两地历史变迁。“我不希望后人回顾这段历史只能在资料里找痕迹，我自己把它写出来，也能够警醒后世”。

因为同为偷渡来港，有共同的时代记忆，黄东汉的访谈并不需要纸笔记录。喝茶、锻炼、散步时聊聊天，当天回家后，他便慢慢将脑中的内容敲进电脑里。每写好一篇，黄东汉都会先将稿子拿给当事人提意见修改，再归入《起锚》文集中，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在逃港者的圈子里流传开去。

“起锚”一词原是当年偷渡客们私下指代“逃港”的黑话，意思是“船舶开航驶向香港”，类似的词还有“起板”、“扑网”、“督卒”等。

半年多前，黄东汉被查出患有早期帕金森症，右手总是难以自制地颤抖。再加上他的视力很早之前就不太好，在电脑前坐一整天，除去早上和下午两次体育锻炼的时间，最多只能打1000个字。20余万字的《起锚》，他写了6年。

《起锚》中的文章，大多都在主人公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结尾的。对于逃港者来说，最跌宕起伏的人生，基本都集中在逃港前与逃港过程中。如今，一同逃港的夫妻仍会在茶余饭后提起偷渡的往事，也有人会在夜半时分突发噩梦，生怕梦境里出现的边防军会将自己抓起来，遣送回农村，再刷新自己偷渡失败的纪录。

逃港夫妻成为书中故事

2012年，一位偷渡来港、后移居美国的朋友将黄东汉的《起锚》投给了加州的一家华语报纸《中国日报》，顺利获得连载。一些黄东汉本不认识的逃港者，看完《起锚》里的故事后，曾顺藤摸瓜找到他，希望自己的逃港经历也能被写进《起锚》里去。

陈克治同黄东汉一样，也是从广州逃港过来的知青，两年前，两人在一次知青游船会上认识。黄东汉把他的故事写成了《起锚》，黄东汉喜欢用“起锚X”对外介绍他的朋友，“近期我还要跟‘起锚6’、‘起锚8’的主人公出去旅游。”

《起锚18》就是在黄东汉与陈克治夫妻一同去湖南邵阳、长沙等地旅行途中写下的逃港往事。成文后，陈克治前后修改了9次，以确保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准确真实的。

陈克治与现在的太太阿洁当年从大鹏湾下水，走水路游来香港。夫妻俩至今仍保留着每天早上去红磡的海边晨泳的习惯，与他们一起游泳锻炼身体的朋友们，也大多是从大鹏湾或后海湾游水偷渡过来的。

1987年陈克治的小儿子出生，一家其乐融融地在香港拍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夫妻俩的故事，在圈子里传为佳话。饭桌上遇到新朋友，陈克治的朋友总要指着他俩说：“他游泳很厉害的，当年用一条绳子拉着女朋友从大鹏湾游过来，他俩个感情都不知道多好。”

那是1973年7月21日的夜里，在大鹏湾，陈克治将麻绳的一端在自己的腋下紧紧打了个死结，又将另一端绑在了阿洁的救生圈上。阿洁双手揽住救生圈，双脚用力快速地拍打水面，跟在陈克治身后，游向香港。上岸后，他们才知道，夜里台风黛蒂登陆香港，香港天文台挂出了两年来首个九号风球的标志。

立碑祭奠死难者

2014年5月1日清晨，大环山海边。与往日的热闹情景相比，今天的海边显得格外安静。海里没有泅水的身影，岸上也没有聊天的逃港者。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一条驶往吉澳岛的邮轮里，“你当年起了几板（次）啊？”在这条能容纳100人的邮轮里，人们三三两两分散，因着共同的逃港经历，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这一天，59位逃港人冒着被香港政府检控的危险，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纪念碑。1973年12月的一天，当从碎石斜坡滚落的胡向坤在昏迷中醒来时，他发现10米开外的两个同伴早已气绝身亡。1978年夏天，从汕尾出发的一条小木船在大亚湾沉没，船上45名逃港人无一生还。“几十年间，偷渡死亡的实际数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晓，但肯定不会是个小数字。”黄东汉说。

类似的悲剧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的逃港潮中频频发生，成功抵达彼岸的逃港者们长久以来都怀着一个愿望——给死难者们立一个纪念碑，可以时时拜祭，寄托哀思。这个想法直到2011年开始落实。当时，他们逐渐从工作岗位上退休。“是时候趁自己还有余力的时候去进行这件事了。”黄东汉说。

逃港人圈子里一直流传着丧命大鹏湾的人数最多的说法，经众人初步商议，他们决定，将碑立在大鹏湾的沙头角岸边。

2012年年底，在吉澳岛原住民马哥的帮助下，逃港者将石碑定址岛上的“鬼吊角”（义冢，专门收葬客死异乡的人）。

登岛，祭拜。香烛缭绕中，有手艺的人开始挖坑、立碑。碑高80厘米，宽60厘米，厚1.4寸，碑上刻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众越港者立。”

“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陈克治将亲手书写的祭文用铁盒装好，埋在石碑前。立了碑，大家还约定，以后每年5月1日都要回来看看。

返航途中，逃港人心中的一块大石仿佛落下了，他们开始哼起歌来，一首接一首。为了保护纪念碑，他们约定1个月后再对外公开这个消息。

今年，黄东汉与陈克治、蔡生等组织者租了一条能容纳2百余人的船，等待5月1日再次起航。相比去年，今年的祭拜活动得到更多逃港者的响应，不仅黄东汉远在美国定居的朋友想回来参加，有人甚至提前几个月就捐好了香烛。

重走逃港路回顾一段艰辛的历程

黄东汉在《起锚》里曾这样总结三条逃港路线：走中路梧桐山，不需要游泳，直接经陆路翻过铁丝网到达新界，但这条路防守最严；后海湾的海面较大鹏湾稍窄，风浪小，但泥潭里的蚝壳常把偷渡者的双腿割得鲜血淋漓；死伤最大的是走东路大鹏湾，夏季里常有鲨鱼出没，风高浪急，防守也最松。

因为死伤严重，在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活跃着200余个“拉尸佬”。每埋好一具逃港者的尸体，他们就可以在蛇口公社领取到15元钱。

如今，梧桐山和大鹏湾附近的大小梅沙，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去处；后海湾地带，位于蛇口半岛南端的蛇口港，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集散中心和中转口岸。

逃港中路——翻越梧桐山

3月的梧桐山，闷热潮湿。重走梧桐山时，我们踏过柏油铺就的盘山公路和弯曲陡峭的上山石阶，一个小时后，坐在石凳上，每个人的小腿、脚踝被蚊子叮出了七八个包。

10年前，邓云捷和其他5位逃港者，在梧桐山正门处留下一张合照。当时他们已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合完影后，邓云捷咕哝了一句“梧桐山的蚊子还是这么多”。

对包括邓云捷在内的许多逃港者来说，梧桐山的蚊子、黑夜、树丛和铁丝网是他们的集体记忆。

梧桐山横跨罗湖、盐田、龙岗三区，占地面积31.28平方公里，相当于深圳经济特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它的东部与香港新界的山脉相连，吸引偷渡者铤而走险的，便是这条位于中港边界的铁丝网——东起沙头角，西至罗湖，长达20多公里，贯穿整个梧桐山脉。

偷渡最猖獗的时候，这道铁丝网每隔10米就会出现一个破洞，大小足以让一个人屈膝钻过。守军修补不及，常常是白天修补好一些，第二天清晨又出现新的破洞。

每到夜间，那些自感泳技不佳，不敢横渡大鹏湾和后海湾的逃港者，从各个地方朝这道铁丝网涌来。翻越铁丝网后，即可到达香港元朗。

1973年12月初，胡向坤开始攀越梧桐山，那几天寒流南下，宝安县夜晚的气温降到10度以下。白天，他藏身在潮湿阴暗的茅草丛中，十几只蚊子钻进他的裤腿大快朵颐。夜幕降临，他摸索着朝西边走去。

当时梧桐山上的大石有一米来高，石块之间的空隙里长满茅草。月光的反射下，草是黑的，石头是白的。一天晚上，他听到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以为被边防军发现了，拔腿就跑”。他从一个白点跳落到另一个白点上，差点跌落在一米多深的草丛中。

走在石道上，我们四处寻找当年逃港者躲藏的大石和茅草，却只看到道路两旁茂盛的树丛。偶尔出现一条黄土小路，不到半米宽，朝着山顶的方向延伸开去。入口立着一个黄色警示牌——“山路危险，请勿靠行”。

仙湖植物园管理处一位姓熊的工作人员说，1988年风景区建立后，相继修建了石阶、山道,很少有登山者从这些山路通行。偶尔有年轻的小伙子故意带着女朋友爬这种崎岖的小路，“那些女孩子下山的时候，脚下一滑，都被吓得哇哇大叫”。

当年逃港者翻越的铁丝网，如今仍横亘在梧桐山地域。2013年3月，一位男子企图从盘山公路边界地段偷渡香港，不慎摔下近50米深的山崖，被广东边防六支队官兵所救。

逃港西路——游过后海湾

蛇口位于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后海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

这里曾经是最热门的下水点——靠近珠江口，海水较淡，不像大鹏湾有鲨鱼出没，后海湾的军警防守相比梧桐山的陆路也要松些，因此常常是偷渡者越境的第一选择。

1975年9月3日，后海湾海面一片漆黑，只有对岸香港流浮山的灯火隐约闪动，白辉悄悄地从蛇口下水。

这天晚上后海湾海水大落潮，海边的泥沙都裸露出来，边境守军的探照灯在泥潭表面一次次掠过。为了不惊动值班守军，他在布满蚝壳的泥潭里，匍匐爬行了一个小时。到达深水区时，他的腿上、手上全是蚝壳划出来的伤口。

这片泥潭现在已经是海上世界明华邮轮的所在地。傍晚的时候，灯火通明，船侧悬挂的彩旗下，经常有小孩子奔跑嬉戏。

白辉怎么也想不到，深圳河北边的灯光，有一天会比香港更加光亮。

1978年夏季，沙头角地方政府“背着中央”开办“三来一补”加工厂。这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码提前了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