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文森·肖邦（通用电气法国COO）

巴黎高科评论：全球化移除了贸易壁垒，改变了市场边界，让劳动力和大宗商品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成为游戏核心。“竞争力”的含义是否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然而，我们是否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力本质发生了改变？同过去相比，一个公司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仍是提供最出色的产品，并在某个领域保持竞争优势。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市场。

对于某些商品而言，竞争主要在于成本和规模。在另外一些行业，技术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竞争取决于创新能力和各种形式的智慧资产（品牌、R&D以及与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紧密联系等）。最后，大胆而有远见的企业家可以利用数字革命，创造或重新定义新市场。

但是从根本上说，企业的挑战仍然是发现、保持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发现的那些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只是竞争的速度和强度在变大。这种情况下，一旦决策或执行失误，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比以往多得多。

一段时间以来，外包、离岸制造以及产业链分割成了某些行业应对竞争的主要策略。现在，这种方式是否已经过时？

不，其实离岸生产只不过是跨国公司重新配置供应链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是竞争力的决定性变量，而且这种重新配置在不同行业也有差异。

对供应链分割应该作如下理解：企业将产品最核心、最能够体现自身优势的部分留在内部，而将其他不重要的部分外包。必须认清这点。

首先，不要以为所有制造都有必要外包。比如半导体制造在移动电话领域，苹果采取了外包策略，因为计算机部件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标准化的，将制造外包给更加专业的供应商能够有效降低成本，其实这些供应商同时在为很多行业生产。然而，飞机机翼制造就不能外包，产品的特殊性意味着不可能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以产业链分割也没意义。

科技突破也会改变游戏规则。以物联网为例：装有传感器的智能硬件的出现打破了硬件制造产业格局的现状，它不再是单纯的金属加工，而变成了一个高附加值产业。这些“工业互联网”科技变得如此重要，尤其能够同时应用到多个产业时，大小制造商无不想成为技术主导者。

然而准确讲，科技含量过高也可能迫使企业求助于更专业的分包商，不得不“放手”价值链的某些关键部分？

是的，当然。根据定义，产业政策的制定就应该包括定义生产什么、卖给谁、在哪些部分拥有竞争优势、哪些部分外包更明智等。

汽车产业就是很好的例子。汽车厂商通常会保留发动机的生产线或制造厂，而大型零件供应商则分食产业链其他高附加值部分。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汽车厂商和分包商之间更多的是技术合作伙伴而不单纯是合同双方。有几个原因。首先：信息系统的发展使对话变得越来越容易；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效率有关：离效率前沿越近，各个部件或单元对创新的要求就越高。

这是工业领域的经典课题，随着科技加速和竞争愈发激烈，变得愈发重要。今天，精益文化的盛行也导致了对合作有更高的要求，从GE、摩托罗拉、丰田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与产品和竞争的成熟度都有关系。

管理供应商网络和维护（而不是冲击）产业生态的能力，成为今日之竞争的关键。但并不是谁都具备这种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工业企业开始向服务业转型。这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暂时现象？

今天，制造性产业中的服务部分迅速发展，这既有技术原因（工业程序日益复杂），也有经济的原因。由于竞争和股东的要求，制造商所面临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设备性能的高期待催生了一个庞大服务市场，这些服务的目标就是将制造设备的“资产回报率”最大化。供应商看到制造商希望控制整体的设备拥有成本，就在提供产品的同时，设计出配套服务，并对服务质量做出某种承诺。米其林现在不仅卖飞机轮胎，还提供某些与飞机降落相关的服务。

价值链的延伸也迫使某些制造商采取提供服务的方式提高产品竞争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它原来仅仅是达索公司的一个分支企业，负责开发飞机设计软件。它第一个开发出能够创建3D模型的CAD软件；但在设计过程中整合各个分包商的需求促使达索系统重新定义自身的市场和产品。今天，达索系统是全球3D设计软件的领导者、3D数字建模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领域的领导者。达索已经从30年前的“制造商内核”角色，变成一个服务供应商，服务才是它最强大的资产。

这种演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对工业竞争力的现有理解。尤其重要的是，某些高收入国家减轻去工工业化的负面影响的途径之一，就是确保产业参与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以这种形式防止工业部门在本国的彻底消亡。

你所描述的这种结构变化是否会增加产业政策的制定难度？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它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就服务业而言。

首先，不能全盘否认传统方式，包括对所有生产要素效率的最大化，即结合资本和劳动力来改善经济。当前，生产要素的质量还有提高空间，以避免在能源成本（在化工等行业非常关键）、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科研、培训的质量等方面的竞争落败。这方面不能标新立异，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到了足够出色。

但是，仅仅营造良好的环境是不够的。手段的“经济性”非常关键。各个国家需要将发展重点放在能够帮它他们在全球竞争中制胜的特殊领域；促进资源在这些领域的重新调配，同时强化企业与这些特殊领域的联系。典型的错误做法是行业保护。要提高竞争力，必须将产业最大限度开放于国际竞争。但是，企业需要基于对自身竞争优势——不管是现有的还是潜在的——的清楚认识进行合理规划，以在一个尽可能广大的市场上保持、稳固和增值自身的资产。

有具体例子吗？

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案例。一个是我在GE的直接经验。我们最新一代的空气涡轮机“FlexEfficiency”设计和生产都在贝尔福，全世界也只有贝尔福。为什么是欧洲？又为什么是法国？这正是竞争性的问题：这种产品对技术要求非常高，资本投入巨大；只有法国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工厂。通过这种安排，我们开发了全球价值链。这也显示出法国人对“去工业化”的探讨其实常常很模糊：一些产业在衰落，但另外一些则依然繁荣，持续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

另一个例子则表明挑战所在。那就是大数据。如我刚刚所说，要在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建立连接，大数据科技是关键。还是欧洲的例子：欧洲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哪儿？它们的武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相邻的产业——手机和搜索引擎——寻找答案。在移动通讯领域，欧洲成功地将GSM变成国际标准，从中受益，催生出横跨不同市场的产业巨头。但在搜索引擎行业，欧洲企业恰恰受制于自身的多元化，尤其是语言的多元化——没有哪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欧洲国家使用单一语言。但美国的搜索引擎企业却可以为遍布全球的英语使用者提供同一种强大的搜索工具。欧洲企业在大数据科技面前，面对同样的困境。基于对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的过时观念，欧洲各国通过了纷繁复杂的法律，严重妨碍了大数据科技的应用，相关企业活力也被窒息。

欧洲企业因此面临着语言和法律的双重限制，除非它们一开始就把起步点放在国外市场。但又有几个能够做出如此大胆的跨越？

欧洲大数据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培养非常重要。法国做得很好，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建立能够兼顾个人权利和经济增长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利用新科技的同时保持甚至强化对个人自由的保障。

这非常难：在这方面的力度和步伐将决定欧洲发展产业巨头、吸引全球研发力量的能力。否则，别国将捷足先登，欧洲将在三个层面上蒙受巨大损失：高附加值就业、大量经济收益以及对数据保护标准制定的主导权。这才是产业政策制定的核心考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