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据说我妈怀我的时候，为了让我皮肤白一点，不知道从哪听来了偏方，天天吃西瓜。结果这偏方显然没啥效果，吃了几十只瓜还是把我生得又黑又壮……

想要孩子生得聪明、美丽、健康，这是每个父母的愿望。为了孩子更好地出生，父母也愿意做许多事情，找偏方或合理饮食，“封山育林”，定期产检，胎教，保健操等等。这些事情有些科学，有些不科学，有些有效，有些无效，但都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生育”所做的努力。

最近贺建奎副教授也帮助一对夫妇做了一项“努力”，他采用基因编辑技术给胚胎做了艾滋病免疫的操作，两位女婴的降生引起了轰动。

贺建奎的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和现有的国际伦理环境下，这一操作无疑是不可接受的，这一点没什么可多讨论的。但问题是，贺建奎为人类推开了一扇大门——用基因编辑技术来“定制”人类婴儿这种做法，贺建奎可能是前无古人，但很难说后无来者。

除了谴责贺建奎之外，我们需要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趋势做好准备：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育，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首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妈采用的“吃瓜”方案和贺建奎采用的基因编辑方案，究竟有哪些区别？同样是为了更好生育而采取的技术辅助手段，它们的差异仅仅在于后者更有效、更精确吗？

海德格尔讨论过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差异，河畔的水车和拦截大河的水电站有何区别呢？关键在于，水电站对河流进行了“双重开发”，在实际利用水流推动发电机之前，甚至在水电站尚未实际落成之前，河流就已经被水电站“预订”了，它被预先把握为“资源”或“能量”。在实际开发之前，它的所有潜能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实际的水电站要做的，只是去攫取这些早已被预先订制好的能量，除了预先已被开发的东西之外，河流并不会有额外的恩赐，除了预定好的能源之外，太多或太少都只是麻烦。而对于水车而言，它不会整个截断河流（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观念上），河流的神秘性和可能性并未被剥夺，因此自然仍值得人们去感恩或敬畏。

我并不是在主张任何退回古代社会的浪漫主义立场，正如海德格尔也始终强调的：现代技术是我们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担它。但关键在于，除了随波逐流之外，我们总希望去理解自己的处境，理解这个时代的变革。

“上天的恩赐”几乎是一个古代词汇，现代人把自然纳入到全盘掌控之下，只希望自然按照现代技术预先制定的要求给予我们不多不少的资源，除此以外不希望任何意外来添乱。所以也就不再需要诸如因自然的恩赐而感激或因自然的无常而敬畏这样的情绪。

在现代世界“上天恩赐”观念最后的一块避风港，可能就是在生育领域了。最“现代”的父母们，仍然乐意把子女看作是“上天的恩赐”。孩子的出生与成长，总是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而不是“精密控制”。就像守护着森林或河流的古代人那样，家长对孩子抱有期望，提出要求，但并不指望全盘的、预先的控制。孩子身上的意外与无常有时让家长揪心，有时则给家长带来惊喜。

而基因技术的介入，标志着这最后的“恩赐”也终于面临消亡的危险。

就贺建奎个人而言，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在技术尚未成熟，因而风险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进行人身的试验。但是，就“恩赐”之消逝而言，真正的危机恰恰是要等到技术极端精密，达到对意外能够全面控制的时候。

基因编辑和“吃瓜”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种极端精密的“预先控制”。当我这个小黑皮降生时，我的母亲顶多会埋怨几句偏方的不靠谱，却从来不会认为我的降生出错了。“更白”的愿望和古人期盼“风调雨顺”一样，并不是一种“预先订制”，它并不指向一个清楚分明的具体结果，无论我生得怎么样，在我母亲眼里都是恩赐。古代技术总是为对意外的宽容之情和对惊喜的感恩之情留出余地的。而当基因编辑技术能够达到99.9%的精确性时，父母们对子女还会抱有同样的宽容或感恩之情吗？

当然，我们也不必绝望。事实上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下，人们关于亲子关系的理解大有不同。我和我父母那代人的观念就大不一样了，下一代的父母和我们又有不同，这似乎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忧虑和思考也是必要的，未来必然与古代不同，但究竟怎么个不同法，还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引导和营造。在“恩赐”消逝之后，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去迎接新的生命，至今还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