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元

“凡我中国之寸土失地皆洒满吾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血迹，使我世世子孙皆踏此血迹而前进，永久不忘倭寇侵占与惨杀之历史，必使倭寇侵略之武力摧毁灭绝，期达我民族斗争最后胜利之目的。”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愤恨地写道。

蒋介石孤拔决绝的誓言背后，是花园口的洪水滔天、野人山的白骨累累、常德的喋血孤城，八年的坚持，最终换来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为振奋人心的惨胜，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战后世界五强之一，百年国耻一扫而光，并终于由列强口中的盘中餐变成了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一。

然而，历史的指向却常常出乎意料。当法西斯把战火燃遍世界，国民政府不仅面临着国力的悬殊，还有自由世界的袖手旁观以及国内和比战难的舆论。而当1941年美国参战之后，国民政府迅速地与英国、苏联、美国结盟，自由世界终于显露出一抹曙光。而中美间的结盟并非一帆风顺，两个不同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国家，其间的试探、博弈、猜忌也左右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向并引导着战后中国与东亚的国际格局。国民政府的困局与美国的抉择，值得后世挖掘与回味。

在近代中美外交史的领域，学者齐锡生先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是经典的不刊之作。它超越了往昔美国对华外交中的种种误区，历史现场中的中美关系不再是立场分明的标签，而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则是一桩充满了历史的偏见与利益交错的悲剧。新书《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齐锡生关注的是《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前史，“在（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这53个月中，中美关系到底经历了何种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大课题：决策过程是什么？由何人执行？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什么？谈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应是什么？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内，总体的得失又当如何评价？何以在1937年7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时，美国政府认为事不关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却十万火急地促请中国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历史人物的决策常常囿于情境和现实，然而历史却依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惯性，今日的中美关系早已经今非昔比，如今我们重看中美这一段往昔，是否会从中有新的感悟与心得，从而超越昔日历史人物的视野，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努力，建构出新的国际秩序？

相对于之前的著作《剑拔弩张的盟友》，关于国民政府战时对美外交，《从舞台边缘到中央》有怎样的新的发现与侧重，又是怎样的原因促使您研究国民政府初期的对美外交？

齐锡生：1962年，我到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中国近代的军阀。但是在论文研究之余，就开始浏览一些美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三种是最为权威并且产生重大影响：一个是美国战争部写的官方史，第二个是芭芭拉·塔奇曼写的《史迪威在美国和中国的经验》，第三个是我的老师邹谠写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读的时候简直大喜若狂，感觉颠覆了我传统的观念和原先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在博士论文研究工作上了轨道之后，我就继续向抗战时期外交的方面去阅读相关书籍与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惋惜美国的学术著作虽然精彩，却只用了美国方面的档案，而没有用中国方面的档案。我当时对于美国方面的史论仍然是一股脑地信任，但是认为如果可以使用中国方面档案去补充，就会让史实叙述部分能够更精彩和全面，因为中美关系终究是一段双方共同参与的历史。但是在我偱这条思路开始去看一些中国方面的档案之后不禁颇为吃惊，因为中美双方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竟然往往截然不同！我的第一个感觉，还是不相信国民政府的资料，认为资料一定被做了手脚，而美国的学术著作当然诚实无虞。但是由于双方叙述的差别过于巨大，我只好直接地去参阅美国学术著作所引用的原始资料，希望发现中国官方叙述的具体误差之处。为此，我不但仔细审查美国学术著作中引用的资料，而且扩大范围去看美国其他来源的资料，比如说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电通信和官方编纂的《美国外交史》等等。岂知读完之后我发现，美国的官方叙述和学术著作也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感受深刻的就是，当时美国国务院推出了一套《白皮书》，内容是国务院重要档案的摘要汇编，我就着意地去看国务院的原始资料，发现国务院文档里面的资料同白皮书里面的资料也差别很大，不是文字的篡改，而是文字和文件取舍的片面性。而国务院的资料和总统白宫的资料也存在重大差别。由此得知，不只是中文和英文的资料有差别，即便是关于中美战时外交研究的很多英文著作，也存在避重就轻，只引用对作者论点有利的资料的现象。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对资料的阅读就更仔细和谨慎了，决定又回头来看中文资料，比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秦孝仪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等等。之前我一直认为，国民政府的档案存在刻意歪曲和篡改，所以当我看到中美双方的叙述差异如此之大时，我就去看台湾“国史馆”的原始档案。看了之后我就更相信最原始的史料和美国的表述不一样，但是因为我还是怀疑中国政府在史料中做了手脚，所以我一直不太敢把我当时的研究成果出版成一本书。

到了2006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教书的一个教授朋友突然告诉我，蒋介石的日记公布了。看到蒋介石日记的原本后，就让我有信心觉得，它没有经过别人的删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我也去看了史迪威、魏德迈、史汀生、陈纳德、马歇尔、罗斯福等人的资料，让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我对于美国相关的档案已经基本掌握。对于中国的资料，我也将官方的叙述与原始史料彼此对照勘证，希望能够发现其中哪些部分被做了手脚。结果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历史叙述还是比较信得过的。而我这两本书就是我四十年间追逐与阅读史料和持续写作的结果。

我为什么要研究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主要原因是在看资料的过程中我就发觉，美国的史论很多都被刻意做了装饰，这首先让我大吃一惊。即便美国的相关著作有着看似严谨的注脚和符合学术规范的格式，但是叙述部分经常以偏概全，特别是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她只运用了史迪威的英文档案，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史料。换句话说，塔奇曼几乎只是史迪威忠实的“传声筒”，以史迪威的叙述和观点为圭臬，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态度。遇到这种现象之后，促使我但凡塔奇曼书中引用到的档案，就必须再去核实原件以求安心。我后来甚至到马歇尔图书馆、华盛顿国家档案图书馆里头去看史料，所以我在史料上很有信心超越美国关于战时中美关系的经典著作。总而言之，我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英文写的关于战时中美外交的研究太片面了，而且还有高度的主观性。

我之所以要写一本书，原动力並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想要还原战时中美外交的事实，能够同时去接受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的检验。这是我对学术著作的一个基本期望。

在写完《剑拔弩张的盟友》之后，我突然觉得偷袭珍珠港之后几天之内，美国政府就把中国列为世界上四大强国之一，这个决策一定有所本。我觉得从中日开战到美国对日宣战的53个月之间，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一定让美国政治领袖觉得，中国是一个值得培养的盟友。由于这部分历史在英文学术界是空白，所以我就开始去搜求中文书籍，发觉对“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变这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也很少有中文专书交代，最多都是一笔带过。因此我越来越觉得，这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太多重要的演变需要说明。

就这样，我决定要把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做一个厘清。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觉，其实蒋介石原本对美国并不那么关心。抗战爆发后他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国际联盟，然后是德国，其后是苏联。这都不符合我原先的认识。我同时也设想，这本书应该写的不只是“七·七事变”到袭击珍珠港之间中美发生的事情的叙述而已，而是应该要提升到中美关系史的大格局中间去处理。因为从大格局着眼，中美关系大概从1844年《望厦条约》开始就建立了，而中美在抗战时结盟则是两国之间第一次的如此深入地接触，更何况这还是美国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和一个非白人国家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并结盟。

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段重要的关系不但要在中国近代史中交代清楚，而且美国也可以从这一段历史中进行反思。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跟一个非白人国家结盟，有怎样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就可以把这个经验推展到“二战”之后美国在与其他几个非白人国家结盟的历史之中。如果中美双方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吸取这段历史经验，则对处理将来的中美关系，就可能得到有益的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我写这本《舞台边缘到中央》的一个动机。因为我不只是希望把一堆历史事实考证清楚，更希望能对中美外交产生些许参考价值。我会希望两国政治家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都可以和他们各自面对的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连接感。

中国现在是一个努力崛起的大国，我们需要了解：在历史上中美彼此如何过招？如何揣摩对方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把双方种族不同的微妙心理和隔阂，当做是棋盘中的一颗棋子？这是我比较希望能够做出的一些分析。

至于在这本书所涵盖的课题范围之内，我也试图去丰富读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一个例子是陈光甫，我本人之前并不知道他，而也是一直被外交历史学者忽略的人物，却发现他原来对中美战时的金融合作与贷款曾经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个例子是宋子文，我原本一直讨厌宋子文，耳濡目染地接触过许多关于他的负面传闻，却发现他在中美政府之间纵横捭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比如《从舞台边缘到中央》的第八章所写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DS），我研究了美国从1937年到1941年12月究竟对华援助多少？又是在怎样的心态与政策下进行援助？有多少承诺却最终没有实现？为了找答案，我又专门去美国看有关CDS全部的档案，最后终于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这一笔账向读者做了一个交代。

所以《从舞台边缘到中央》与《剑拔弩张的盟友》两本书加在一起可以看出，学术是不断的在进步的。我希望将来的学者对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研究还可以加入对日本、苏联资料的研究，那就会比我的研究更进一大步。

在《从舞台边缘到中央》的结语，你讲到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系统的外交政策，最终促成了中美的结盟。系统的外交政策有哪些原则？

齐锡生：我并不认为国民政府战时对美外交政策是“成功”的。最明显的“不成功”例子，就是国民政府对武器的需求，远远大于美国最后给国民政府的武器，而美国对国民政府武器上的支持也远远小于苏联和德国给中国的武器。当时国民政府向美国要求的三样最重要的东西是：贷款、武器和国际支援，最后都没有得到满足。一般情况都是中国要“一斤”，美国给了“一两”，所以不能够用“成功”两个字来“夸耀”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但是中国得到的这“一两”却非常辛苦。先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羞于启齿向美国要援助。后面宋子文出任驻美特使，即便是是死缠活赖地要求援助，美国依然拖泥带水地尽量少给或是不给。

那么在中国得到微薄的援助期间，国民政府是否有系统性的外交政策呢？我的答复一大半是肯定的，因为在胡适还没有退居局外之前，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基本上是由胡适定调，蒋介石并不积极参与制定。等蒋介石受不了胡适而换宋子文去主持对美外交时，他通过和宋子文之间的电文来往，才衍生出具体的目标，比如需要多少只枪？多少门大炮？多少架飞机？宋子文就照蒋介石的清单向美国争取。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美外交的目标就开始明确化了。虽然就国民政府而言，需求是明确的，但是美国却百般刁难，很少满足中国的要求。比如，美国再三找茬，认为中国不需要坦克，理由是中国的道路桥梁不能承负坦克的重量和作战需要。但是，美国军方却避而不谈的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早已配备了几百辆坦克。所以我在书里面说，中国提出了一笔又一笔系统的、目标明确的武器与贷款的申请书，却很少成功过。因为美国几乎是铁了心的不给，而且在美国联邦政府体系中，最重要的作战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一些人就是刻意刁难中国。我在书里举的例子，罗斯福曾经向宋子文做出很多承诺，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最后都没有兑现。以致好几次都让罗斯福觉得脸面上罩不住而去要求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落实承诺，最后导致马歇尔反而更加迁怒于宋子文。这样复杂的三角关系，最后导致中美间的裂痕越来越难以弥合。

抗战时期有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罗斯福跟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他们之间虽然谈不上水乳交融，但还算比较融洽。但是美国战争部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却非常恶劣，糟糕到连罗斯福都要去警告战争部，要把蒋介石看作一个大国领袖，而不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小酋长。所以战时的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更有两个国家政府机构中不同的组织单位之间极为复杂的互动与博弈。

二战后美国把中国“扶持”为四大国之一，你觉得当时的美国是怎样的考虑？

齐锡生：美国把中国“扶持”成为四大国的这种言论最早源自美国。这种观点的立论是认为国民政府贪污腐败无能，而罗斯福受了蒋介石的蒙蔽才会与中国结盟，甚至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形下，贸然赋予中国以强国的地位。许多读者和学者对这种观点缺乏批判与反思能力，也就照单全收。

回顾历史，美国与中国结盟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国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前，免不了有一种太久没有打仗的懒惰以及白种人的狂妄，以为日本只敢侵略中国，却绝对不敢挑战美国。我们如果看1940-1941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向美国开战。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一个月，美国依然认为日本不敢对美开战，因为美军自认为在东南亚的防务已经部署完成，日军开战不啻于自掘坟墓，所以美国军方高层在珍珠港袭击之前一直是非常掉以轻心。因此，当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英美军队在东南亚一败涂地之后，美国人从极度的自负，跌落到被日军打得体无完肤后的草木皆兵。这种极端的心态落差导致美国十万火急地寻找盟友，而当时亚洲唯一还坚持抗战的国家就是中国。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心态之下，美国争取与中国结盟，完全是满足美国本身的需要。 

第二，美国与中国结盟还有一层很现实的考虑：美国当时最担心的是日本从阿拉斯加袭击美国本土。所以史迪威的第一个战争任务是到阿拉斯加去组织当地的抵抗团。而1941-1942年能牵制日军的只有两个国家，第一是苏联，第二就是中国。当时的苏联已经为欧洲的战争焦头烂额，只有在中国战场上国军牵制了将近100万日军。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旦对日妥协停战，则这一百万军队就立即可以用来进攻美国。

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著作，多年来的确一致持一个观点，认为四强的席位是美国“施舍”给中国的。但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并不是美国的官方说法，而是来自于美国战争部的愤懑之词。 第二，我们依然需要去反思，美国战争部的这种观点究竟是否正确？

史料显示，罗斯福本人从不曾怀疑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施舍”一说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美国战争部与罗斯福的矛盾以及长期对中国的偏见而导致的。我们必须记得，日本军部原本也曾经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三个月足以灭亡中国，却最终为这种傲慢自食苦果。有趣的是，美国战争部的这种军事专业性偏见却和日本军部不谋而合。相对而言，罗斯福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亚洲的安全取决于中国抗日的决心，战后亚洲的安全与和平也将由中国负责维持。美国战争部只看见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却忽视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与毅力。因此当我们阅读美国的相关论述时，一定要追溯它的根源以及产生这种观点时的文化以及种族心理背景。

美国在二战之后，宣称反对秘密外交。但是战后蒋介石和宋子文全都认为美国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与苏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为什么美国会自食其言，重新回到秘密外交的轨道上，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齐锡生：任何国家到了紧要关头时，行为都会自相矛盾。举一个例子，当美国和英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号召欧洲国家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反对纳粹之后，蒋介石也希望罗斯福可以提倡签订一个《太平洋宪章》，内容照搬《大西洋宪章》，承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洲各地同样实现民族自决。可是罗斯福并没有同意，因为罗斯福知道，英国在印度，荷兰在印尼，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越南都有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战后的西方势力依然希望能够重返亚洲。所以美国在二战中面对欧洲与亚洲战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雅尔塔协定》之所以签订，必须要考虑当时历史的条件与限制。 因为美国本希望中国能够收复华东和东北，然后进攻日本本土。但是豫湘桂会战的溃败之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印象急转直下，只能转而寄希望于苏联。于是苏联答应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之内出兵东北，因此最后势必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苏联。到后来是美国政府内部的亲华友人出于道义，才把《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在私下透露给中方。所以对美国来讲，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是美国外交的一贯原则。而蒋介石把罗斯福当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希望美国对于战后格局的考虑能处于道德和道义的高度，最终却不得不大失所望。这是当时政治领袖的“幼稚”，也是弱国外交的无奈。

1937年之前蒋介石采取了对日退让的政策，而在战后蒋介石也提倡中日和解，反对列强在日本驻军。蒋介石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有哪些现实的考虑？

齐锡生：由于我是在美国接受研究院教育的，英文的历史著作在“二战”后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守旧、闭塞、典型的军阀人物，甚至认为蒋介石“农民思想”浓重，对现代军事一窍不通。但以我的了解，蒋介石对日本的了解和赞赏，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因为他看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比如勤俭、忠贞、服从，以及日本在接受西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弹性，再加上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些都让蒋介石觉得中国的民族复兴要以日本成功的经验为模板。所以蒋介石在感情上，是非常主张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应该共同振兴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嘲，因为中日两国当时对于未来的共同期望却被日本军阀糟蹋而变得荒腔走板，最后变成了东亚各国灾难的根源。所以当时中国人或蒋介石倾慕日本，甚至向日本学习，的确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便是蒋介石对王阳明的推崇，也来自当时日本思潮的影响。

然而蒋介石的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到的屈辱，是那个年代的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他称赞日本的长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把日本的经验移植到中国来，重新使中国崛起，然而他却无法预料日本最后发动侵略战争。所以如果说蒋介石是政治军事领域的反日派，而同时又是文化和文明领域的亲日派，这两者之间一点矛盾都没有。

在1937年之前的十年，如果没有济南事变和华北事变的干扰，蒋介石原本的打算就是安心建设，通过一系列计划，发展实业与交通使中国逐渐富强。即使在“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对日妥协，但是也在积极做长期战争的准备。比如聘用德国国防军优秀的将领作为顾问，而德国的顾问也以诚相待（中国和德国的军事合作是过去一两百年来中外最愉快的一次合作）。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黄金十年”期间最大的军事目标，就是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国防体系，计划到1940年，国民政府的基本部队已经训练完成，足以与日军抗衡。但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完全打乱了计划。正如学者郭岱君的《重探抗战史》第一章所写，无论是东京还是南京，其实都没有打算全面开战，但是在非理性状态下的一系列超出双方领导层控制的决策，最后导致中日全面开战。

当时蒋介石骑虎难下，只能勉强应战。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就是政权从南京初步转移到武汉，最后到重庆，而抗战也是按照这个计划来部署进行。所以蒋介石对日本的战争是相当谨慎、而且带有悲观性地进行，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实力与日本硬碰硬，只有到西南地区去进行长期的缠斗才有最终“和平”的可能。当然，日本军人也没有料到，侵华战争居然三个月还打不完。

所以，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以及政治军事上的抗日，是有连贯性的，但是1937年爆发战争却让他措手不及。或许后人看到他讲到对日本要“以德抱怨”无法理解，甚至也许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他是个“卖国贼”，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蒋介石对日本感情的来龙去脉和复杂性，就会发现他是不想造成中日之间延绵无尽的仇恨。这包括蒋介石主张让战后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因为他认为，废除天皇会让日本分崩离析，重新陷入灾难，也会对东亚地区带来长期的动荡，所以他主张把天皇制度保下来。

1921年九国公约之后，英美一直把日本视为在亚洲的盟友，但是最后日本却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扩张之路，是怎样的原因促成了日本的这种转变？ 

齐锡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不久，就对亚洲产生一番雄心，自认为将来亚洲的盟主非它莫属。或许由于日本历史上缺乏和其他民族交融的机会，所以日本人的种族观念非常强烈。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国门之后，对日本的民族心理有着巨大震撼，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日本在1894年开始，就自认为要做为黄种人的领袖与西方国家一决雌雄。所以，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一次实现了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进一步激励了日本人的这种心态。

如果以为“一战”后英美联手扶持日本，日本就会心甘情愿的作为附庸，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日本的心态是想要独踞亚洲。英日联盟（1902）是因为英国在亚洲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当日本崛起的时候，会对英国有直接的影响。而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势力相对就小很多，日本在亚洲是否崛起，伤害不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我怀疑英美是否曾经有共同扶持日本的想法。英国确实是有由英国主导欧洲而由日本主导亚洲的“分赃”心理，然而到了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西方对日本海军的吨位限制就激起了日本举国上下巨大的不满。这与日本当时在国家经济上的欣欣向荣导致民族心理的膨胀有密切关系，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不甘心做英美在亚洲的附庸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责怪1905-1906年的日本老百姓，因为当时俄国是西方的重要强国，日俄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然后政府又不制止这种膨胀激进的民族心理，再加上日本少壮军人借机兴风作浪，最后裹挟全国酿成了世界性的灾难。这是世界上一个任何后发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间需要不断反思与冷静的地方，否则的话，对于本国的人民来说就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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