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编译：刘佑民

在那些炮火连天的年月里，一群异乡人怀着忐忑、好奇的心情踏上了欧罗巴大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山东的普通农民，目不识丁，更不懂外文。在未来几年间，他们忙碌的身影将出现在一战西线上，或搬运物资，或修筑战壕，或在工厂里劳作，他们被称作“华工”。几年后，战争结束了，很多人返回了家乡，也有很多人永远地留在了欧洲，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故事似乎很快就被所有人遗忘了。

有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今年恰逢一战结束100周年，当年中国试图通过“以工代兵”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地位的愿望，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被无情打破，但这段过往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它既是中国不甘沦为列强玩物，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努力，也是为中西文明之沟通搭建起的一座桥梁。本期外刊扫描所选的两篇文章皆以此为主题，介绍英法一战中招募华工的前因后果，以及华工的战时生存状况，同时重点从中西文明交流史的角度阐述华工问题的意义。

1、从山东到索姆河

整理自： Paul Bailey, From Shandong to the Somme: Chinese Indentured Labor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来源：Language, Labor and Migration, edited by Anne J. Kershen, Chapter 9, Ashgate, 2000

一战中招募中国契约劳工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一页，因为这与19世纪不规范的中国“苦力”贸易颇为不同，也因为中国官方和知识精英将其视为20世纪前20年中法文化交流的内在组成部分，还与这些中国工人旅法期间的经历息息相关。

一战前，有超过三十万中国人被非法雇佣到秘鲁、古巴和英国在加勒比和南美的殖民地，在当地的糖料种植园劳作。苦力贸易是非法的，因为清朝在1712年已禁止移民出境。但在1847年（第一批通商口岸开放几年后）与1873年（苦力贸易被官方禁止）之间几十年，在通商口岸契约劳工被外国机构以强迫或欺骗等手段所雇佣，并且无须服从中国律法。这批劳工令人惊愕的处境与待遇最终使清政府决定采取严格的官方管控。在1860年英法入侵后，中国被迫承认了其臣民的移民权利，1866年政府就雇用劳工问题制定规章，1712年的移民禁令在1893年被正式废除。但是由于清政府明确规定雇佣年限最高为5年，且合同到期后劳工可自由返乡，英法政府拒绝承认清政府规章的有效性。

不过随着德兰士瓦（南非省名——译者注）金矿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多，1904年，英政府与中国按照1866年的规章达成协议。根据该协定，雇佣合同必须刊登在中国报纸上，标明雇佣年限、工资以及每日工时，雇佣期间还可得到免费医疗，合同到期后还可带薪返乡，中国官员与监督员可以在南非当地监督劳工的福利情况。1904到1906年间，有超过63000名华工前往德兰士瓦的金矿工作。主要的雇佣中心在山东威海卫，在总计雇佣的63695名劳工中，有62000来自中国北部省份。1906年，因为德兰士瓦当地白人劳工对“廉价亚裔劳工”的敌视情绪持续高涨，雇佣工作被迫中止。

与1904-06年的南非劳工不同的是，中国官方热情支持一战期间在法国的雇佣劳工，知识精英也认为这些劳工的存在有着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意义。一战爆发时，袁世凯本计划中国直接参与协约国的军事行动，以遏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袁害怕作为英国盟友的日本将以此合法地占据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区。1915和1917年，中国政府甚至打算派中国军队参与作战：1915年袁提出派兵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遭到日本拒绝，1917年段祺瑞提出派兵前往西线前线，法国政府对此最初很积极，但是因为英国轻蔑的回应、美国的冷漠以及护航军舰的不足而作罢。

但这不妨碍法政府使用中国劳工。早在1915年法国政府就考虑雇佣中国工人以应对劳动力的短缺，战前法国出生率一度下降，外来人口则不断增多至1911年的100万，当然战前的移民多是不规范的，也包括邻近国民的自由迁移。一战期间法国更积极地投身移民劳工的招募与组织工作，无论是在里昂、鲁昂等大城市，还是布雷斯特、勒阿弗尔这样的小地方。在法国雇佣的660,000名外国工人中，132,000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49,000来自印度支那。

1915年法国政府派特吕剃尔（Truptil）中校带队前往中国商谈劳工事宜。因为当时中国还是中立国，为了避免德国猜忌，中校自称为“农业工程师”并与表面上属私人所有，实际是一个准政府机构的惠民公司合作，它的实际掌控者为梁士诒。梁先生很支持这个计划，认为华工会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并回报祖国，同时帮助协约国作战还会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提升中国地位。

1916年5月，特吕剃尔就与惠民公司签订了合同，第一批华工（1700人）于同年8月抵达法国。与此同时，英国也与中国政权达成招募劳工的协议，初衷是为了代替在法国的英国造船工和交通运输工，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国参军或工作了。第一批英募华工（1000人）于1917年4月抵达普利茅斯，随后被送往法国。1915年后，法国主要通过惠民公司招募华工，而英国则像1904-06年间那样，直接从其在威海卫的租借地招募。法国的招募中心主要设在天津、青岛和浦口，还在上海的租借地招募了一批技术工。最后总计有大约100,000名英雇劳工和35,000名法雇华工，他们大多来自北方尤其是山东省的贫农家庭，也有少量的学生、前朝小吏和科举制下的秀才们。

有意思的是，在英文版的合同中使用的是“苦力”（coolies）一词，而在中国文件中则使用“华工”，这个词包含了中国官方的期待，希望劳工的积极贡献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被英国雇佣者官方称之为中国劳工兵团（Chinese Labor Corps），签的是三年合同，在茶馆等各种公共场所都张贴着关于他们的中文告示。在通过体检并签订合同后（通常采取按手印的方式），雇用劳工会马上获得20鹰元（约10.8美元）的奖励。在法华工工资是10天1法郎，工头是1天5法郎。在旅法期间，他们的直系亲属每个月会也会得到10鹰元（5.4美元）。除了免费食宿外，没有额外的病假工资，而且如果连续生病超过6个月，将不再每个月提供安家费。尽管合约明确规定工人不会卷入军事行动，但他们依然受制于戒严令。中国劳工军团居住在法国西海岸和西北岸的营地内，个别营地甚至容纳超过3000人，到1918年他们已经投身到挖战壕、埋死尸以及修建从阿拉斯到康布雷的小型飞机场等工作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雇佣的战时海外劳工中，中国劳工军团人数最众，其他则包括48,000位印度人，21,000位南美人，15,000名埃及人和8000西印度群岛人。

法政府招募华工签的是5年合同，而且与英雇华工不同，他们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法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自己支付回程的旅费。1925年，一份法国军官的报告表明3000名中国劳工与学徒选择留下来。最初在殖民劳工局（Service d’organ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的管理下，这些工人更广泛地分散在遍布全国、靠近乡村的小营地里。从北部的布雷斯特到南部的马赛，华工被派往军需工厂以及私人经营的冶金公司、化工企业以及建筑公司。与英国不同，法雇华工在政府战时雇佣的全部海外劳动力中只占小头（全部662,000人中有36,941名华工）。而且政府为了避免被工会批判引入廉价劳动力，法雇华工的待遇比英雇华工更好，除了提供食物、衣物和住宿之外，每天工资为2.5法郎，英雇华工的最高工资为5法郎每天，而法国则付给他从上海雇佣的机械师每天8.25法郎。此外，按规定，法雇中国劳工还可以和同样工种的法国劳工享有同样福利。他们在病假期间还可以获得每天50生丁的病假工资，最长不超过6周。从放假情况上看，英雇华工和法雇华工都享有每周1天的法定假期，但法雇劳工除了法国节假日之外，在中国节假日时也可以放假。无论英法劳工，按合同规定当出现死亡或永久性伤残时，还需要支付给他们的家人150鹰元。

尽管合同规定在法华工不可被当做战士，但他们依然面临巨大的风险。早期的一些华工团体是经由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运送而来，他们很有可能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1917年时其中一艘船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鱼雷击中，造成540名华工身亡。在1917年8月份中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后，华工被安排到靠近战线的地方工作，负责挖掘并重新埋葬阵亡者。据1917年12月28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华工们事实上在做运送火药到前线的工作，他们待在战壕里修补防空壕，还要维持机关枪放置有序。到战争结束时，已有大约2000名华工因疾病或敌方进攻而丧命，比如在加莱和敦刻尔克工作的华工就特别容易遭受空袭。

雇佣华工不仅仅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世纪之交的中国有一批亲法教育家、学者和改革家，他们和中国政界、法国政界和知识界都有着广泛交往，他们一直在推动中法文化交往和中国学生赴法留学。李石曾（1881-1973）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是清廷官员之后，20世纪初曾在法国留学，狂热地推崇法国文化和世俗的共和理念，他认为法国所代表的自由、创造力以及和平主义是与德国所代表的专制、功利主义和军国主义相对立的。他建立起了与法国政界和知识分子联系的广泛交际网络，此后几年还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出版了一份无政府主义杂志，在巴黎开办了一家豆腐厂，并为其中的中国工人办夜校授课。1912年，李石曾创办了留法俭学会，到1914年前已送出约100名学生赴法留学。1916年当特吕剃尔与惠民公司协商时，李石曾就充满信心地预测雇佣华工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不仅失业问题可得以解决，而且在法华工可以形成一个受过教育的劳工核心，回国后可以传播工业技术、助力改革。同时他还认为华工在旅法期间能够变“文明”，改掉他们迷信、不负责任与挥霍无度的恶习。

1916年李石曾在巴黎开办了一家华工学校，教授法语、中文和科学。第一批学生是1914年之前已经在法国的华工，他希望其中一些人经过训练能给1916年底开始陆续来法的华工当翻译。工人们被鼓励接受讲礼貌的西方习俗，比如公交上给女士让座、爱护动物以及关心公共福祉等。在以华工为目标读者的法国《华工杂志》上，李石曾等人还为华工制定了精细的每日生活指南：进屋前把鞋擦干净，早上还穿着睡衣时不要开窗，进屋前先敲门，公共场合禁止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他们甚至敦促华工养成每周日读报纸的习惯。中国驻法大使也有着类似的担忧，他告诫称华工们必须节减、勤奋才能不损害中国形象，同时也要注意仪容仪表。此外，1916年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亲法改革者与历史学家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等法国知识分子联合创办的中法教育会也鼓励在法华工抽出时间接受教育。

法国战时殖民部长马里乌斯·姆代（Marius Moutet）希望华工在未来能够成为加强法国对华文化和经济影响的有力工具，但他的美好期待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即西方人总是以种族主义目光和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华工。多数情况下他们被形容为幼稚、温顺、听话，“如果对待方式恰当的话”。1918年《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没有人回去时和来时完全一样……毕竟，他们只是些大男孩，而无论他们年岁多少，在心性方面没有人超过10岁……很顺从，软硬兼施下很容易掌控，如果适当对待他们便会彻底服从……对任何害怕他们的人，他们只会感到厌恶。一条狗也是这样。”法国战争部在关于如何对待华工的指示中也说道：“中国人的自尊心极强。因此适当的方式是友善地对待他们，并在他们做出哪怕一点好事时毫不犹豫地给予奖励。”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法国人流露出的防范心态。法国战争部也警告法国雇主不要大发雷霆，因为中国人相信一个人“将愤怒的情绪表现出来是缺乏自控力的表现，因而也就是野蛮的。”一份关于鲁昂附近一个劳工营的报告则批判了华工普遍的行为举止，因为他们“对我们（指法国人）怀有居高临下的高傲。”人们还时不时地担忧华工会和德国囚犯走得过近，甚至破坏活动；尽管至少发生过一次华工们因为同伴在德国空袭中丧命，袭击德国人的事件。与这种担忧密切相连的，是他们怀疑德国从一开始就试图打断华工招募进程，他们在一艘运输船里发现了一份中文小册子（可能是德国人伪造的），其中警告华工他们在法国的处境会很糟糕，甚至有生命危险。

事实上，华工们绝不像英法雇主假想的那样温顺，他们也常常对雇主违反合同的行为加以抗议，也会对他们工作的危险性和有时受到的严苛待遇表示不满。1916年在勒克勒佐、1917年在圣德尼都爆发了法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的斗殴。在波尔多和南特招募中国码头工人的公司都抱怨称他们没法管教。1917年9月敦刻尔克华工发起了一场罢工，他们难以忍受时刻面临的德国空袭危险，他们和法国警卫之间爆发了武装械斗，导致2名工人丧命。在1916到18年间华工参与了25起骚乱和罢工。特别重要的是，1918年5月后法雇华工开始受军纪管制。

与激进性同样重要的是在法中国工人自我提升的热情。他们在蒙塔日、卡昂和克莱蒙-费朗等地组织起“自治会”，给自己制定关于礼貌和日常行为举止的规矩，禁止赌博和斗殴，对于醺酒这类不得体的行为还需要缴纳罚金。人们还组织起了业余学校和夜校，通常是由基督教青年会(YMCA)里的中国成员或者1919年到达法国的半工半读学生进行授课。1917年在图卢兹附近有超过700位华工在这类班里参与过学习，1918-19年在里昂、土伦和鲁昂开办了夜校，后者接纳了多达900名华工。1920年，400名华工在法尔尼尔的一个工厂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邀请附近半工半读的学生给自己授课。一份关于1917年5月至1919年3月间翁热一家火柴工厂华工教育进展的报告指出，到1919年3月，930名华工中大约四分之一正在上课，而有一半在空余时间学习、阅读《华工杂志》。工人们识字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方便阅读家中来信以及法文通知、说明。

华工们都很勤俭，很努力，为了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职责。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超越地区认同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在华工中间逐渐形成。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抗议电报就是以“在法中国劳工、商人和学生”的名义发布的。1919年10月，卡普德纳克一座工厂里的工人们就绣了一面国旗来庆祝辛亥革命。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1918年肆虐直隶省的大洪水爆发时，数以百计的在法华工参与了赈灾募捐，例如勒克勒佐的500名华工捐了557法郎，翁热的1000名华工更是捐了2070法郎。

由英国雇佣的中国劳工1920年被遣返回国，而法雇华工则于22年返乡。他们在战时起到的作用受到时人的高度肯定，负责运送第二批英雇华工的马尼柯·格尔（Manico Gull）在1918年将华工称为“欧洲大战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马里乌斯·马代评价道：“这段经历值得铭记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政府的善意，他们愿意在这场事关法国存亡的战争中起到积极作用。这份帮助很有价值。数以千计的华工在我们的工厂工作，这使得我们可以腾出同等数量的法国工人去服兵役。”

凡尔赛和会上中国政府希望以此贡献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然而这个愿望还是落空了，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并未废除，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归日本所有，英国仍占据威海卫直至1930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加拿大、美国对华移民敌视情绪丝毫未减。就连法国似乎也很快就忘记了这个历史篇章。1925年4月，当成立于1919年的华工总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Workers）请求法政府以建立纪念碑和国家公墓的方式铭记华工在战时的贡献时，遭到了礼貌而果断的拒绝。而且在中国学界，只有陈独秀在1920年援引华工的战时贡献，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勤奋、勇敢的例证；顾杏卿1936年出版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己为一个中国劳工营当翻译的经历，以此突出华工为维护世界和平、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所做的卓越贡献。但此后不久，中国史学家也对此失去了兴趣。

但这个历史篇章在两个方面十分重要。其一，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给外派华工这件事赋予了政治含义，华工们既可以被看做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标志，也代表着中国可以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地位的权利。第二，它显示出中国知识精英何等积极地投身华工事务，也以此作为提升中法文化交往的途径。最后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1919年中国政府捐款5万法郎帮助法国战后教育体系的重建；1922年，当时法国经济处于最低谷，中国政府又向法捐助了400吨鸡蛋。很明显，中国在这一时期仅仅作为帝国主义的悲惨受害者，而无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自主角色的传统观点需要变一变了。

2、基督教青年会与一战欧洲华工

整理自：Peter Chen-main Wan，Caring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The YMCA and Chinese Laborers in World War I Europe

来源：Church History, Vol. 78, No. 2 (Jun., 2009), pp. 327-349

众所周知在一战期间欧洲战场上有175,000位华工为协约国劳作。华工解决了协约国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在野战工事、建筑工地和工厂中辛勤工作。尽管人们已经大体上了解到，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包括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北美的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是最积极热情地给华工提供帮助的团体，但其中细节尚未有专门探讨。需要强调，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吸纳多元文化，所以当请求在华基督教青年会支持华工事务的呼声传来时，已经有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准备好投身其中了。

1916年，英国政府当时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短缺，于是开始思索如何从中国得到更多劳动力，军方建议英国传教士们伸出援手，除了帮忙招募外，他们还要去安抚欧洲华工。20世纪初，传教士在中国很受尊敬，中国人对传教士提倡的事业不会有任何怀疑，在山东、山西和陕西尤其如此，这些地方的百姓身体也相对比较健壮，更能做重体力活，因而英政府认为浸礼会和其他教派的教友是招募中国劳工军团的合适人选。

1916年12月，英国公使正式向在服兵役年龄内的在华传教士发出紧急呼吁，敦促他们参与到组建中国劳工兵团的任务中来。这个方案取得了成功，除了担任宣传员，他们还帮助华工搬到威海卫的营房里居住。而且由于数以千计的华工都是文盲，也从未和外界有过接触，雇用他们绝非易事，英国军方再一次想到动用会说中文、熟悉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们帮忙，但陆军部担心这会妨碍指挥官们最大限度地使用中文。因此，他们最后挑选的传教士都必须“信仰正统，熟悉教义，坚实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背景，并且愿意参与到 ‘教化’和管控中国人的工作中去。”陆军部成功地让许多传教会社相信，帮助招募华工，宗教信仰和为国服务之间可以相融。但因为在华传教士本身数量有限，筛选要求又比较严格，实际上只有少量传教士参与到其中。最积极的基督教组织是基督教青年会，但英法官方起初都担忧，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会使得对华工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直到1917年末，青年会才开始逐渐为英雇和法雇华工提供服务或组织活动。

1917年初，随着越来越多的英、法雇华工来到法国，英、法官方也因此面临不小的麻烦。他们中80%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此外还有“学生、失业的小吏、士兵以及穷秀才。”他们完全不了解欧洲文化，语言也不通，文化和语言上的巨大鸿沟在华工和他们的欧洲雇主之间造成了许多误解，再加上协约国官员对华工管理不善与种族歧视，这在中国劳工军团中引发了无数的冲突、罢工和暴动。在法华工一般来说是在三国分别控制下被安置在不同营地，英国在法国北部有23个营地，法国87个，美国10个，后来美国又从法国借调1万华工。具体而言，英国营地中有7个容纳超过3000名华工的营地，其余营地容纳人数都在100到1000不等；法国营地更小且分散，每个容纳25到2000名不等；美国的“主要”营地大约每个容纳1500人。英国营地里的华工每500人为单位被分到不同公司，再细分成不同的小组和部门。因为华工并非士兵，根据合同他们不用直接上前线，只需要参与军需品制作运输、修路、挖战壕、战后重建等工作。

工作条件和待遇因营地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华工到达不久后就发生了冲突。一般来说，法国雇主对待华工更加民主、具有同情心，也不严格按照军纪管理之，华工们在非工作时间还被允许在附近自由活动，拿到护照后在节假日还可以去其他城市旅行，早上上班时也可以松散地走过去而不用列队前往，因而华工与法国雇主往往关系更好。与之相反，对英国来说，华工就是军事组织的一部分，需要以军纪管理，工人们对此颇为不满。即使非工作时间他们也被要求待在营地，一次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离开，而且不能超出营地方圆3英里范围。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秘书认为这些华工的境遇就像“战争犯一样”，而且把500个健康男性日复一日地关在围场中“几乎是一种犯罪”。英国长官因为语言与文化不通，无法理解劳工，仅仅把他们当做下属和劳力，还常常侮辱他们。因此，尤其在英属华工营，冲突、骚乱或罢工时有发生，1916-18年间大大小小至少发生了25起，而后果则是悲剧性的，17年6月到18年6月之间有10名华工因违反军纪而被处决，更多的人被处以罚款或关进监狱。有一条文献记载称：“在基督教青年会出面之前，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生骚乱或罢工；其中很多仅仅是双方语言沟通困难造成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一位英国军官对华工们喊“咱们走吧（Let’s go）”的时候，他们以为军官骂他们是“狗”，结果一整天那些华工都拒绝干活。另一个文化差异的例子是，在一家公司，一位英国官员因懂些中文而深受华工们喜爱，后来他接到调令，离开的当天清晨，华工们自发聚集起来为他送别，而其他长官因不懂中国的送别习俗便粗暴地勒令他们回到工作岗位，结果引发了一场集体罢工。

艰苦、无聊而漫长的工作，以及缺乏娱乐活动，使得华工们滋生了很多恶习。其中最严重的是赌博，大量华工发工资后一两天就输了个精光，有些输钱者还因此大打出手。其次是嫖娼，不少华工因此染上了性病。此外，他们还酗酒、斗殴、盗窃乃至强奸。对此，主管中国劳工军团的英国军官布莱恩·费尔法克斯（Bryan Fairfax）指出，需要找到能够和华工打成一片的人，“倾听他们的抱怨，向他们解释工作要求，以及如何完成工作。”到1918年，华工的情绪极其低落，危机一触即发，英国当局只能再次寻求基督教组织的帮助了。

到1918年，尽管没有官方批准，基督教青年会的英国委员会已经在30个华工聚集地开展活动了，他们在调解纠纷和罢工方面的出色表现引起了英国军方的注意。1918年2月12日，英军方正式致函青年会英国委员会，希望他们承担“为英雇中国劳工军营提供休闲娱乐，照料他们的饮食”的职责。由于工作量很大，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接受了该任务后，便号召他们国内外的基督教兄弟们伸出援手。1918年3月4日青年会邀请11个传教士会社一道讨论，达成了两项决定，每个英国传教士会社都派出40位传教士，有必要时可以从中国召回人手，其次是向加拿大和美国的传教士会社寻求帮助。同时，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分会的干事德怀特·W·爱德华兹（Dwight W. Edwards）被青年会国际委员会派往法国，他从1918年4月13日待到5月11日，并撰写了一份十分详尽的报告，这也成了后面青年会援助在法华工计划的主要基础，报告称，华工正承受着社会、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痛苦，他们急需青年会的帮助，长久来看，这也是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良机，最后这更能让西方文明在华工心中留下好印象，进一步推动西方文明在华扩张。爱德华兹的报告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要求无论对英雇、法雇还是美雇华工，所有对在法华工的服务都要统一化管理，其二是要向中国的基督徒寻求帮助，以此将青年会在法国的工作与在华传教工作联系到一起，后者将在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经过跨国动员，最终有来自英法美诸国的109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赴法投入华工事务中，61位在英雇区工作，35位在法雇去工作，13位没有被指定区域，其中有74位是中国学生干事。他们的工作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教育、休闲娱乐和宗教。教育工作包括开设中文、英文、法文、历史和地理、数学等课程，还有许多关于公共事务、公民身份、医疗健康和世界战争的意义等方面的讲座。晏阳初（James Y. C. Yen）办的《中国劳工周刊》（Chinese Laborers’ Weekly）成功地激发华工学习中文的兴趣。休闲活动方面，尽管许多华工在忙碌一天后也没有很多精力参加体育活动，但其中一些人还是会打打乒乓球、篮球或排球，更多的人更喜欢中国象棋、放风筝或其他娱乐活动。劳工们亲自演出的业余戏剧也受到人们的欢迎。最后，宗教活动包括布道、主日礼拜、讲授《圣经》甚至洗礼。此外，青年会干事还提供代写家信的服务，此举深受华工感激。

对于中国的青年会干事来说，无论他们是直接来自中国还是海外留学生，先前他们都没有太多与劳工打交道的经验，因而在法国的服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教育。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在战场上与国外传教士产生联系，在亲眼目睹传教士为华工提供的服务后，他们消除了很多往日的偏见，甚至有学生称这段经历使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外国传教士的努力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学生服务同胞的热情：“中国为这些人做了什么呢？……当我们想到美国所做的、并且正在为在法华工所做的，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对这些华工的冷漠感到羞耻。”在充分认识到华工的艰苦条件以及青年会服务的成效后，青年会的中国学生干事们还想进一步在中国本土发起一场大众教育运动，1919年4月就有60位中国学生干事在凡尔赛集会，并拟定了一份题为“作为中国大众教育推动者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备忘录。

为赴法华工服务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当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征召人手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反响热烈，除了29位干事，还送出了许多用以休闲和教育的物资。在筹款过程中，它前后捐的钱达到了原定配额10万美元的14倍。但更为重要的，是未来十五年间由它主导的大众教育运动（Mass Education Movement）。根据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报告，这场运动十分成功，到1935年已有25万民众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大众教育学校。同时他们也很重视对归国华工的后续工作，首先是继续为他们提供听讲座、联谊会、观看电影以及讲授《圣经》的场所。其次是传教布道工作，试图将更多华工吸引到教会。最后是在1930和40年代，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为返乡华工开展乡村项目和工业项目。

学者们尚未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一战中的劳动服务达成共识。有人低估了青年会的贡献，也有人认同青年会的服务给华工们带来了慰藉，也对参与其中的中国青年起到了教育作用。总而言之，通过本文的研究，不难看到基督教青年会为一战华工的服务在各个方面都是重要、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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