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超级英雄众多，斯坦·李为何偏爱蜘蛛侠？
蜘蛛侠与斯坦·李
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漫威之父”斯坦·李（Stan Lee）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对于漫威迷来说，这个噩耗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在漫威新片《毒液》的结尾处，观众们还欣赏到了斯坦·李牵着小狗客串的彩蛋，未曾料到，这竟然成为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惊喜。
从16岁起进入堂姐夫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创办的及时漫画（Timely Comics，后来更名为漫威漫画）担任助理，到后来一步步成为漫威公司的编辑和首席作者，斯坦·李先后创造了神奇四侠、蜘蛛侠、钢铁侠、雷神、绿巨人、X战警、奇异博士等诸多漫画角色。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一步步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漫威宇宙，各路超级英雄在其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着自己身上与普通人相似的缺点和苦恼。
在前电影时期，这些超级英雄伴随着一代美国人成长，也见证了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活的种种变迁。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电影业的迅速发展，漫威系列也陆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风靡全球。在全球化的今天，他们早已成为全世界的偶像和英雄。纵观社交媒体上纪念斯坦·李的文章和状态，我们可以发现，蜘蛛侠几乎是出镜率最高的漫威英雄。有一张图片是蜘蛛侠双膝跪地的孤独背影，双手捧着的正是斯坦·李的照片。
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众多，为何偏偏是蜘蛛侠？
首先当然是漫威粉丝对于蜘蛛侠的喜爱。事实上，蜘蛛侠的确是漫威系列中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在2011年IGN针对前一百名漫画书英雄的统计中，蜘蛛侠位列第三，前两名分别是DC（Detective Comics）旗下的超人和蝙蝠侠。2012年斯坦·李在接受Parade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他（蜘蛛侠）是世界范围内最受喜爱的一个角色，这让我非常开心。”其次，正如粉丝们热衷于揣测金庸最爱的武侠人物究竟是哪个一样，漫威粉丝也时常争论斯坦·李本人最爱的超级英雄。在网站Quora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斯坦·李最爱的超级英雄究竟是谁？”大部分网友给出的答案是蜘蛛侠，并找出了各种场合下斯坦·李和蝙蝠侠的同框合影加以佐证。也有网友们指出，斯坦·李对于蜘蛛侠的偏爱源于蜘蛛侠的平民性，每个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在斯坦·李去世之际，我们特此撰文回顾他最喜爱的角色——蜘蛛侠的诞生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他与早期合作者画师史蒂夫·迪特科（Steve Ditko）分道扬镳的历史时刻。在其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蜘蛛侠的诞生与美国青少年文化兴起的密切关联，也能看到这位平民英雄是如何挑战了以DC为主导的具有理想男性气质的超级英雄，并将美国男子气概危机如实呈现。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崇尚个人主义的超级英雄是如何在1960年代的青年学生群体中引发了惊人的强烈共鸣。
1962年，在《神奇四侠》大获成功之后，漫威漫画的编辑以及首席作家斯坦·李着手构思另一个新的超级英雄，并将这位超级英雄命名为蜘蛛侠（Spiderman）。蜘蛛侠本名彼得·本杰明·帕克（Peter Parker），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少年。他住在纽约市皇后区，父母在一次航空事故中遇难，从小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在一次课外活动中，他意外被一只受过放射性感染的蜘蛛咬伤，从此获得了蜘蛛一般的超能力——超强的力量、敏捷性、利用静电黏附在大部分表面上、可以对危险快速做出反应，以及“蛛网发射器”。相较于之前的“神奇四侠”——或家境优渥，或天赋异禀——彼得·帕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邻家男孩，一个“有些自恋却有自我怀疑、缺乏信心且孤单”的高中生，一个既不高大潇洒也不擅长运动的书呆子。
蜘蛛侠这个人物诞生于美国青少年对于漫画书的需求量激增之时。斯坦·李察觉到了这一与日俱增的巨大需求，于是希望创造一个能够让青少年产生自我认同的超级英雄，他“拥有所有青少年都面临的问题、烦恼以及焦虑”。在《漫威漫画的起源》一书中，斯坦·李提到了自己创作蜘蛛侠的初衷，即“打破所有规则”，创造一个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超级英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所有事情都不能按照规则进行推进——不论是情境、角色的选取还是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都会非比寻常、出乎意料。”
马丁·古德曼起初并不看好这个打破了所有既定规则和模式的超级英雄，但最后无奈做出妥协，同意让蜘蛛侠的形象出现在1962年8月的《惊奇成人幻想》第15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最后一期改名为《惊奇幻想》）中。结果出乎他的预期，蜘蛛侠大获全胜。这本发行于1962年的漫画杂志，在54年后的海瑞得拍卖会上拍出了45万美元的天价，创造了漫画拍卖的世界纪录。在《惊奇幻想》大火之后，古德曼决定让斯坦·李创造一个全新的“蜘蛛侠系列”，该系列于1963年开始与广大读者见面，获得了广泛喜爱。
“平民英雄”蜘蛛侠在当时备受喜爱，靠的不光是机遇和运气，更多是因为他的出现契合了当时美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在历史学家罗伯特·延特（Robert Genter）看来，斯坦·李在1962年以青少年为原型创作超级英雄，是因为他察觉到了二战后在美国国内迅速蔓延的“青少年文化”。二战后，伴随着美国社会秩序、教育结构、家庭转型和经济繁荣等各个方面的转变，作为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青少年就此诞生。
学者格蕾丝·帕拉迪诺（Grace Palladino）在《青少年：一段美国历史》（Teenagers：An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指出，1940年代之前，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实体的“青少年群体”在美国并不存在。从195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青少年”这个术语才首次被杜撰出来。这一群体的出现得益于公立学校以及教育体系的整体扩张，他们持续地再塑造着美国文化，影响着语言、音乐、衣着等方方面面。在60年代的冷战格局中，他们对于政治事件诸如越南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权威的回应。除此之外，从消费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群体重塑了美国的消费市场格局，也让商人和资本家看到了新的商机。当时有一些评论家指出，青少年群体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群体。他们构成了一个价值2000亿美金的消费群体，使得各路商家迫不及待地加以迎合。广告人Eugene Gilbert在一系列报道中劝告商人设计适合“购买力巨大”和“正在扩张”的青少年群体的产品。一时间，面向青少年群体的消费品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聚焦青少年超级英雄的漫威漫画，也成为了这股潮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同于以往的青少年超级英雄，斯坦·李将这个新的超级英雄命名为“蜘蛛侠”（Spiderman）——这种从男孩（boy）到男人（man）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超级英雄设定的变革，以及男性气质的变化和探讨。
其实在50年代，美国的男性气质就遭到了双重挑战。印第安纳大学文学系博士Mark Timothy在其博士论文《秘密身份：美国五十年代的男性气质和超级英雄类型》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多个方面挑战了美国社会中的男性特权。大量男性离开祖国，奔赴前线和战场，个体向事业的屈服，以及职场女性的大量出现，种种因素都挑战了传统的男性特权。男性特权在战后的重新确立是通过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的方式实现的——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性则是家庭主妇——男性权威通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得以再次强化。这样一来，规范化男性气质的诞生，势必伴随着对于不符规范的男性气质的贬低和排斥，后者通常被刻画成神经质和“不成熟的”（通常以未能成功走入婚姻为特征），而同性恋也是不合时宜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极端化版本。
这种“家庭内部意识形态”（domestic ideology）的霸权地位又引发了男性气质的次生危机，即男性力量和成功的标识——大公司的一份工作、郊区的一栋房屋以及一个小鸟依人的妻子——反过来以过度工作的形式威胁着男性气质。这些形式包括心脏病、被强势女性掌控、母亲崇拜以及从众。从众代表着男性个体主义通过家庭生活和组织（工作）的形式被侵蚀。因此，对于战后美国男性而言，若要成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和正统规范的男性，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迎合标准和调试个体的身份认同。因此，当时大众文化中的男性角色也不得不在这种夹缝中徘徊不前。
当现实生活中的男性如履薄冰地试图让自身符合正统社会男性气质时，DC漫画公司利用夸大和高于现实的超级英雄人物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超级英雄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男性身份：刚健有力、异性恋、隐晦地表达个人主义但与此同时仍处于规范的限制内，接近于一位“遵从的异见分子”（conforming non-conformist）。相较于超人，漫威漫画旗下的蜘蛛侠则并不是一位理想男性。相反，他是一位有些神经质的、时常为生活琐事焦头烂额的少年。在从男孩（boyhood）通往男人（manhood）的道路上，磕磕绊绊，荆棘丛生。
彼得·帕克是一位典型的白人中产美国少年。他被蜘蛛咬过成为超级英雄之后，第一个念头是当一个表演者，利用这个技能赚钱，超能力也的确让他在电视节目上一夜成名。而当他遇到一个小偷并放走他之后，他对警察说：“对不起兄弟！那是你的工作！我已经过了那个被任何人呼来喝去的阶段！从现在开始，我只关心我自己！”自私的代价是，他的叔叔后来被他放走的那个小偷杀害了，他由此丧失了人生中唯一一位父亲一般的亲人。这次丧亲之痛让他幡然醒悟，为亲人报仇的动力驱使他踏上了真正的超级英雄之路，愧疚感让他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在这里，他所拥有的超能力不仅没有帮助他的日常生活，反而让他要处理的问题更为困难棘手了。
反过来说，彼得·帕克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直接影响着他作为一个超级英雄的行为。在叔叔去世之后，他承担起了照顾婶婶的责任，包括金钱上的责任，比如付房租、医药费和生活费，与此同时，他也要在婶婶面前隐藏自己超级英雄的身份。而在感情历程中，他持续经历着拒绝、成功、遭遇对手的循环。在学校，他要面对一位英俊的运动员的嘲讽。
在Mark Timothy看来，蜘蛛侠是一个普通美国男性在挣扎中努力“操演”超级英雄角色的故事。相较于DC呈现的理想型男性气质，以及通过超级英雄身份来掩盖男性气质危机和男性焦虑的企图，漫威在角色设定上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于男性气质危机的清晰阐释，甚至还夸大了对于男性焦虑的表达。以蜘蛛侠为例，他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伴随着循环往复的“危机-危机解除模式”，推动着英雄人物和情节的持续发展。因此，蜘蛛侠展示的并非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下的男性气质；相反，通过处理生活中的种种危机和困境，蜘蛛侠的故事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展示着神经症、失败和焦虑，而这些恰恰是残酷现实中构成美国男子气概的基本特质。
1966年，在第38期连载《神奇的蜘蛛侠》中，一场学生抗议活动在彼得·帕克就读的大学展开。他和一位同学就这场学生运动展开了如下对话:
“嘿，帕克！别这么快！我们可以让另一个人来拿指示牌！来吧，加入这场抗议游行！”
“我不去！我没时间！再说了，我也没什么要抗议的！”
“没什么要抗议的？？你是什么啊——某种宗教狂热分子还是什么？”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热衷于拯救世界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翘课的好借口！”
“——或许你的照片会刊登在《新闻周刊》上！”
在这一期连载中，在彼得·帕克表现出的对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学生运动的疏离和怀疑背后，恰恰是蜘蛛侠的缔造者斯坦·李和合作艺术家、蜘蛛侠画师史蒂夫·迪特科的分歧。也是在这一期连载之后，这两位1962年开始合作创造蜘蛛侠角色的传奇人物，开始分道扬镳，踏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后期的合作中，迪特科不仅负责画面，实际上也负责情节的设定，而斯坦·李的工作则是制作对话脚本。这两位人物一直未对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做出解释。但根据接班迪特科的艺术家老约翰·罗米塔2010年的证词，二人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不一，包括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所有事情，他们在角色设定上也无法达成一致……”
迪特科借帕克之口表达的对于学生运动的怀疑，实则反映了在这个时期深刻影响他的作家、哲学家安·兰德的态度。她对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学生运动倡导者以及依靠国家过活的游手好闲之人充满厌恶，她在知名作品《源泉》中提出了“被动的人”的概念，意指通过对于他人道德准则盲目跟从从而逃避个人责任之人。借由这一概念，安·兰德进入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并开启了关于盲从危险性的相关讨论。不论是她的哲学还是小说，都极力强调个人主义、理性的利己主义以及彻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她主张人们必须透过理性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个体有绝对权利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无须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过来也不能强迫别人为自己牺牲。
有趣的是，迪特科在1960年代早期接触到安·兰德的著作，恰恰是由于斯坦·李的推荐。而斯坦·李自己也可能没有料到，这反而为二人日后不和埋下了伏笔。在和斯坦·李分开后，迪特科专注于创作兰德式的客观主义的英雄。他将自己后来创作的A先生视为这种英雄的理想型——追求黑白分明的道德原则，绝不允许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存在。
回到蜘蛛侠。虽然斯坦·李和迪特科后期分道扬镳，但此前他们对于蜘蛛侠的人物设定还是有着大方向上的共识。斯坦·李有意将蜘蛛侠塑造为一个充满困惑的年轻人。在他和乔治·梅尔合著的《精益求精！斯坦·李的惊奇生活》一书中，他解释道：“彼得·帕克是第一位、可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内省的超级英雄，他思考自己面临的问题，还自言自语。”斯坦·李希望这位超级英雄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将其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年轻人——蜘蛛侠——一位你也可能成为的超级英雄”。如此看来，彼得·帕克的故事和他面临的困境，或许体现出了1960年代冷战秩序下美国公民，尤其是政治意识逐渐觉醒的年轻人的普遍心态。萨尔瓦多·蒙德罗在写于1976年的《蜘蛛侠：自由主义传统下的超级英雄》文章中称，在1962-1967年之间，冷战外交政策统治美国。这一时期，相较于公共服务，美国公民更加注重个人福祉。1963年的一期漫画连载也可用来佐证这一观点，蜘蛛侠出于个人目的——帮婶婶支付贷款而非社会福祉——和秃鹰开战。
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孤独的超级英雄，他的疏离与不从众也引发了年轻人的广泛认同。在一项1965年的调查中，来自加州的学生激进分子将蜘蛛侠和绿巨人评选为他们最喜爱的两位偶像，其他人选还包括鲍勃·迪伦和卡斯特罗。正如学者罗伯特·延特所言，以蜘蛛侠为代表的漫威系列对于组织人、科学化军事管理以及遵从的危险性等诸多问题的反思，呼应了汤姆·海登和保罗·古德曼等激进主义者对于美国的批判。可能也正是蜘蛛侠这一角色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和对于遵从的反叛，吸引了当时对冷战格局中美国本土政治和文化感到失望的年轻人。正如1966年的一位斯坦福大学学生所说，“蜘蛛侠，我的最爱，象征着贫穷的大学生，被悲伤、金钱问题以及关于存在的问题困扰。简而言之，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
参考资料：
Salvatore Mondello，Spiderman： Superhero in the Liberal Tradition.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 Summer 1976; 10, 1;
Claudia Franziska Brühwiler ，"A Is A": Spider-Man, Ayn Rand, and What Man Ought to Be ，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47, No. 1 (January 2014), pp. 90-93
Best, Mark Timothy, Secret identities: American masculinities and the superhero genre in the fiftie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02.
Robert Genter,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Cold War Culture and the Birth of Marvel Comics,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40, No. 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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