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仰卧在柔软的枕头上，左腿抬起，左手紧紧抓住大腿。同时，她的右手轻柔地抚摸着阴蒂。模特闭上双眼，享受愉悦。眼前这幅画情绪饱满，呼之欲出。这位画家也心满意足。

我的目光移到了画作旁边的说明上，一时还以为它是被挂错了地方，因为这个小牌子标明，这幅画的作者是“臭名昭著”的奥地利情色画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但画上还有着优雅的签名，用新艺术风格的大写字母拼出另一个名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这次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来了一场混搭，把克里姆特（生于1862年）和他徒弟、1890年出生的席勒的画摆在了一起。把这两个天才画家的作品一并比较，令人大开眼界。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相互补充，而且出乎我意料的是，当这两人的想象倾注在画纸上，其共通之处远比我以为的要多。

表面上看，按照艺术史的主流观点，克里姆特无疑是个成功的圈内人。他的作品曾经享誉一时，然而放到今天却显得有些矫揉造作，过于简单了。或许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英国艺术品零售商雅典娜（Athena）买下了《吻》这幅画的版权，将它用作广告海报。不过在这件事上席勒也功不可没，是他将克里姆特重新带到了人们视野中。大卫·鲍伊曾经模仿过席勒的自画像，当代女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也从他大胆的线条中受到了启发。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埃贡·席勒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艺术家，而克里姆特并不是。然而你要是看了他俩的情色艺术联袂出演，就不一定会这么想了。

克里姆特的裸体画像在这次展览中绝不是一个异类。这幅画的旁边，就是另一幅女性自慰肖像，她身材更苗条，风格更鲜明。这是克里姆特为1907年再版的古希腊作家琉善（Lucian）的《交际花对话录》（Dialogs of the Courtesans）创作的插画。这本书套着奢华的绿色鹿皮封皮，金箔在上面拓印出书的标题。很显然，20世纪初的维也纳古典学者对精致的东西有种别样的钟情。

彼时，在这座城市，性是一种现代宗教，否认性欲则是资产阶级生活中的诅咒，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据病人的症状总结说。他认为，自己的病患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性压抑。《梦的解析》在1900年首次出版，弗洛伊德就将“性”摆在了奥匈帝国的大背景之下。然而为力比多（libido，即性力）之胜利高唱颂歌的并不只有弗洛伊德一人。奥地利剧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笔下的喜剧和故事都不外乎将生活描绘成一场场性的悲喜剧；连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也都常常浸润着华丽的情色音符。可即便是当时的文化狂浪不羁至此，克利姆特和席勒还是没能避免丑闻缠身的命运。

他们创作出一幅幅经典，同时也在讲述着审查制度和为之牺牲的故事。克里姆特的《医学》（Medicine）手稿布满了密密匝匝的铅笔和木炭线条，就像一个交错纠结的梦境，等待弗洛伊德的解读：左边的女人浑身赤裸，一头蓬松的黑发散落下来。另一边，人类的身体蜷曲拥抱，互相纠缠，组成一座摇摇欲坠的高塔，一具骷髅在中间满脸狞笑。这出灵动的生与死的悲喜剧创作于1900年，算得上是克里姆特所接过的最大的活儿了——他要把这幅画画在维也纳大学的天花板上。后来，克里姆特因这幅画被指控传播色情信息，1945年，它差点就毁在了纳粹党卫军的手上。

席勒本人的遭遇就更惨痛了。1912年，他被扔进了监狱。最初起诉的罪状是勾引及诱拐少女，然而罪状不成立，于是到最后这个案件被送上法庭的时候，“被告”成了他的“情色展示”艺术，而不是他本人的不当行为。同时作为惩罚，法官当庭烧毁了他的一张绘画作品。毫无疑问，席勒在创作裸体画的时候对象确实是一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尤其是1910年的《黑发的裸体女孩》中，模特看起来才不过豆蔻之年。

在狱中，席勒也丝毫没有消停，他开始把周围的环境放进画里。突然间，我们眼前的就不再是维也纳奢靡的金碧辉煌，而是一个简陋的监狱走廊了。1912年4月，他的画作细细描绘着身边的清洁刷、台灯，捕捉下这里的一只水桶、一道房门，竟有种飘然超脱的极简主义风尚。画面的留白与他留下的文字交相辉映，映射出席勒这时纯净的心情：“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惩罚，反倒是被净化了。”

另一边，他的师父克里姆特则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沉浸于自己的欲望中，做一个快乐自由的艺术家，与有钱的维也纳人共同分享各自的性欲。铅笔勾画了，穿着衣服的女人们就宛若一汪流动的水，裹挟着放纵的幻想。克里姆特柔和的线条也开拓了无限空间，充满着抽象的趣味。与之相反，席勒就没这么好受了。“为了艺术和我心头之爱，我愿意承受痛苦，心甘情愿，直到永远。”他在监狱画下了一幅自画像，写上了这串文字。在这幅画中，他的身材扭曲变形，头发理成短平头，耳朵朝外探出来。他穿着黑色的监狱制服，身子在衣服底下拱起，修长的手指痛苦地撑开。席勒的另一幅自画像也十分感性，颇有自我殉难的色彩。他在画中给自己戴上了一条时髦的发带，拉下眼睑，整个画面便充盈着一种扭曲的焦虑。如果不这么处理的话，这幅画也许就只是张一板一眼的正面肖像了。埃贡·席勒还有一张自画像，他赤身裸体坐在画中，紫色的阴茎安放在泛着绿色的大腿之间，仰着脑袋凝视着观众，脸和地面几乎呈一条水平线。

席勒对自己身体的尖锐观察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精简，将其削减到只剩必需品。要么大方展示出自己肌肉饱满、轮廓鲜明的猩红色背部，要么将自己裹进长长的白衬衫里，描绘成一只笨重的怪物。他删掉了所有的社会习俗、服装和礼节，将个体的存在剥离到最基本的元素。而席勒丝毫没有怀疑，这些生活必需品就是性和死亡。

一个穿着黑色袜的女人斜倚在大腿上，直勾勾地盯着席勒，毫不避讳，红色的乳头裸露在外。这样的图景既满含深意，又充满情色意味。画中的模特骨瘦如柴，肉体染上了几份奇异的哥特色彩。这幅画毫无保留地记录了两人相遇时的情形，少女的人性和脆弱也显露无疑。对席勒来说，性就是依然活着的标志。

于是有一天，你便失去了生命力。席勒和他怀孕的妻子伊迪丝双双被1918年大流感剥夺了性命。对饱受战争蹂躏的那一代人来说，这就是残酷的最后一击。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克里姆特也中风身亡。同年，奥匈帝国被打败，消失在历史中。

然而，这些有着百年历史的绘画依然闪耀着激情。铅笔、水彩、木炭和水粉在纸上交错晕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性感迷人呢？不，没有了，这些艺术家们已经给出了证明。

（克里姆特X席勒双人展于11月4日至2019年2月3日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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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