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科学家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混合着兔子和人类DNA的胚胎。这个胚胎中大部分的生物物质是属于人类的，兔子的DNA只存在于线粒体中，线粒体是细胞中制造能量的结构。实验的目的是寻找新方法以培育和收获更多人体早期发育时期出现的干细胞，干细胞疗法曾是（现在也是）医学研究和治疗上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法。

不过这项成果出现后不久，这种被科研人员称为“嵌合体”（chimeras）的胚胎就引发了争议。它们能算作人类吗？如果让胚胎研究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发生什么？很快一些激进分子就呼吁要限制或禁止这类研究。2005年，美国宣布人类胚胎专利不合法；2007年，美国国会提出了《禁止人类与动物杂交法案》（尽管该提案最终并未通过）。根据该提案的描述，人类与动物杂交的研究会损害人类尊严和破坏人类的物种完整性。用猪心脏移植或注射提取自动物的胰岛素等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使用具有潜在活性的细胞杂交体的做法对人类的威胁太大了，尽管此举可能会产生十分可观的社会效益。

希腊神话中有一只名为奇美拉（chimera）的喷火怪兽，这只怪兽狮首、狮身、蟒蛇尾，背上还长有一个山羊头（1907年，德国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H.温克勒把嵌合体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译者注）。被称作嵌合体的细胞体在外形上与这只神话中的同名怪兽完全不相像，但是，混杂着兔子和人类DNA的胚胎与源自希腊古代神话的形象在公众想象中却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人们一致认为：这两者都是怪兽。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怪兽的定义发生过戏剧性演变。传统上，怪兽们全都来自他处：人类未知世界的边缘地带，或是遥远的年代和地方。但随着已知宇宙疆域的不断扩大，可以属于怪兽的栖息地已经严重缩小。现下世界如此清晰可知，本土怪兽的生存空间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我们引进了外星生物，调动了人工智能或尖端技术来扮演书籍、电视连续剧和电影中奇怪吓人的他者或异形。

但怪兽们是不安分的，它们不仅向外扩张，它们还侵入我们的内脏和细胞，进入人类躯体中那些矛盾暧昧的空间。自19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有意识地发展一些技术，用各种奇妙的、富于戏剧性但往往又十分可怕的方式重塑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创造出了旨在驯服大自然的农业系统，用来随意摆弄生命基因构建模块的工具，还有那些也许很快就能模拟和替代我们自己的机器。与此同时，我们的交通运输以及通讯交流网络如此发达，将全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导致扎卡（Zika）和埃博拉（Ebola）之类的流行病毒似乎对人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现代社会使个体与社会产生了深度的隔绝感和孤独感，人们与身处的地方完全隔阂，通过屏幕互相联系，但又远离自然。这一系列的变化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怪兽种类——诞生于人类内心深处反乌托邦现实的怪兽。

“怪兽”（monster）一词源自拉丁语的示威（monstrare）或警告（monere）。但是，要给怪兽下定义是很困难的。它们是一群喧闹活跃、性格乖张的物种，可以根据它们的行为而不易根据它们的属性加以辨认。美国艺术史学家阿沙·米特曼（Asa Mittman）在他的一本书里写道：“怪兽们在人类文化中占据着相当大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的形象并不十分光彩。”它们似乎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熟悉的领域边缘的、令人恐惧的施虐群体，例如偏远巢穴中形象丑陋的生物或潜藏在黑暗中的吸血鬼。它们不仅挑战和质疑，它们还制造麻烦、令人担忧、不断困扰，”米特曼继续写道，“它们破坏、分裂甚至撕碎文化，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在构建和支撑着文化。”

在近代早期，怪兽是来自上帝的奇妙的神迹，例如：双头小牛、畸形的婴儿或是住在遥远地方的奇异类人种族。从15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踏上探索远东的征途，并且向北进入北极圈，向西征服新大陆，带回了奇特的动植物种群的报告和标本。异域的生物和植物开始大量涌入欧洲。传统的、奇异的怪兽仍然存在，但是最终它们还是被新的怪兽种类所取代：这是一些显然出自大自然顽皮之手的有机形态，而非神降天谴的预兆。

欧洲的探险家往往无法将他们遇见的新奇兽类纳入以往对自然界的传统分类系统之中。亚里斯多德曾经将动物分类为胎生的四足动物（即四足哺乳动物）、产卵的四足动物（即四足卵生动物）、鸟类、鲸类和鱼类。但是仍然有很多新的生物和植物似乎是无法归入分类学的神秘杂交物种：例如来自南美洲的犰狳，一度被认为是类似刺猬的爬行动物，而且人们还相信其定是当时关在诺亚方舟里的乌龟与刺猬杂交的产物。

随着“有人居住地区”（ecumene），或称已知世界的疆域的扩大，欧洲人开始相信他们真的发现了那些曾经出现在经典作家笔端的怪兽种类。一些冒险家们，例如于1519年至1522年期间参加过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的环球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 记录下了他们沿途遇到的异族、异族栖息地以及他们的文化，比方说麦哲伦的船员据说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遇见了身高10英尺的巨人。

探险家对于他们自己的描述到底相信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是故意捏造，我们无从得知。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关于各种骇人怪兽的描述在欧洲非常有市场，听众对这些故事不加考虑，照单全收。在欧洲，人们通常并没有见过活着的新物种，甚至连完整的都没有见过。他们不得不从现存的参考文献、标志性的动物身体部位以及以夸张著称的水手报告中去拼凑出奇异怪兽的形象。在当时，航行非常困难，船上各种条件简陋又艰苦，任何味道特别或是容易腐烂的东西，基本上都很难运回来。

缺失的部分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由学者和收藏家去填满。博物学家从船员的道听途说中推断出似乎真正栖息于深海的生物，并且记载下了一些可怕的海洋怪兽，例如克拉肯（Kraken）、埃斯匹多契龙（Aspidochelone）和赛特斯（Cetus）。这些创作出来的生物与商人们带回来的一些怪异的动物身体部位有关，包括长满牙齿的锯鳐喙部、鲸须和五颜六色的热带贝类。连独角兽似乎也被发现了，从北极买回来的独角鲸扭曲的牙齿，被认定为独角兽的身体特征。有些原本是真实、甚至十分平常的生物也被弄成了荒谬怪异的模拟物，例如所谓的“斐济美人鱼”，其实是用猴子的头、鱼的身体以及其他材料拼凑而成。同样，所谓的“珍妮·哈尼弗”龙（Jenny Haniver）以及巴斯里斯克蛇怪（basilisks）也受到收藏家的热捧，其实只不过是经过巧妙干燥的普通鳐鱼和另一种热带鳐鱼。

就这样，怪兽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放到一些畸形展览中展出，以取悦普罗大众。同时，还被陈列在当时欧洲流行的“珍宝阁”（cabinets of curiosity）里，供兴致勃勃的社会名流反复端详。有些作家了解到这些人造的“龙”或“美人鱼”的制作方法并且记录了下来，于是社会上掀起了关于这些怪兽的真实性和来源地的激烈争论。然而，很少有人对这些东西中含有的魔术成分产生怀疑，相反，很多人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天然（神造之物）与仿造（人造）之间的界限而备受其迷惑。

这股迷恋的热潮解释了凶猛的海象（Rosmarus）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原因。当欧洲人开始向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挺进，寻找通往物产丰富的西印度群岛路线时，他们发现了海象——一种在欧洲北部十分罕见的生物，尽管这时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行海象产品交易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欧洲的探险家带回了与这种庞大健壮的水陆两栖动物英勇搏斗的故事，这种动物长有像大象一样的两枚长牙、红眼睛、厚实坚韧的皮肤，还拥有惊人的力量。正是海象身上贵重的象牙、厚厚的脂肪和坚韧的兽皮，使这种动物得以进入了欧洲，伴随着一起来到的还有狩猎者讲述的关于这些“黄褐色的鲸鱼”“海里的大象”和“大海马”用牙齿爬上悬崖睡觉的传说。这一类的报告、文字描述和引人注目的物品，催生了被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为Rosmarus或Havlross的想象中的杂交生物，这种怪兽的形象就如同它们荒凉苦寒的来源地北极一样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怪兽曾被用来为在欧洲市场出售的海象产品增添了不错的影响力。

鲸鱼也是介于值钱商品与可怕怪兽之间的一种动物。16、17世纪时，当巨大的搁浅抹香鲸的尸体被冲上岸边，居住在北欧沿海地带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这个景象很快出现在流行印刷物和宣扬道德的一些文字中。鲸鱼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肉类和鲸脂，但同时也被人类抹上了来自海洋的威胁的恐怖色彩，它们被扣以诸如血洗海边村庄以及粗暴地入侵文明空间等罪名。对鲸鱼的各种充满矛盾的描述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写于1851年的小说《白鲸记》（Moby-Dick）就是一个例证：小说里描述了鲸鱼与捕鲸者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作为怪兽中的一种，鲸鱼既是能为人类带来财富的物质来源，同时它又提醒人类认清自己在面对大自然时的无力和脆弱。即使在今天，当凝视着博物馆里庞大的鲸鱼骨骼时，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反思人类的渺小，以及人类对这种庞大生物栖息的海洋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海象和鲸鱼这些“真正的”怪兽不仅为新商品开发了市场，它们还打破了物种疆域的界限。表面上看来这种突破界限的行为颇具颠覆性和破坏性，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处于阈限的动物促使了人们重新审视并且修订人类需据此建立整个世界秩序的物种目录。洋洋自得的分类学规则早已规定了哪些物种能够留在秩序井然的盒子里，但既像鲸鱼又像马、还像大象的海象，连同类似刺猬的爬行动物犰狳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鲸鱼”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哺乳动物？什么又是爬行动物？这些质疑又进一步促使了对动物种类的重新定义。博物学家对这些生物的描述看起来似乎十分荒谬怪异，并非他们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正是对怪兽的认识使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再依赖于经典的文本权威，而是更倾向于实证依据和新颖的知识。

以澳大利亚的鸭嘴兽为例，这种哺乳动物长着鸭嘴一样的喙，有毒刺，还能产卵。1799年，英国驻澳大利亚总督约翰·亨特（John Hunter）首次将鸭嘴兽的标本送到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科学家们对这个完全不可思议的、看似由鸭子、海狸和鱼杂交而成的物种感到震惊，而且他们在试图弄清它的各个身体部位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损坏了这个动物标本的身体。皇家学会的研究员乔治·肖（George Shaw）当时这样记录：鸭嘴兽的出现“自然而然让人们猜想这会不会又是一个用人为手段制造出来的骗人的把戏”。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人们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存在，或许这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玩笑或恶作剧。鸭嘴兽实在是分类学意义上的一个怪兽，引发了科学界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而且导致了人们对哺乳动物的定义的重新界定。

怪兽和它们的表现也被用来体现道德或政治上的意义——通常的做法是让它们做替罪羊。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斯奇境历险记》中描写的那只胖乎乎、笨拙的渡渡鸟为例，其实解剖学上的证据显示它们本来可能是非常苗条的，而这只“过度肥胖的渡渡鸟”形象似乎是它的殖民地血统所造成的心理学方面的副产品。1598年，荷兰水手第一次在毛里求斯岛遇见这种鸟。整个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等贸易企业将包括渡渡鸟身体部位在内的大量异国物品带到了欧洲。但是，贸易带来的财富与商品的增多却让荷兰人陷入了富有的尴尬，因为这一切都与这个国家原有的提倡谦逊与克制的文化背道而驰。

就这样，渡渡鸟与贪婪和无节制联系在了一起，还涉及当时掠夺性的全球贸易，因此它的体型也随之膨胀了起来。仅仅根据当时有限的旅行报告和一些标本，博物学家就将渡渡鸟描绘成了因过度贪食而体态臃肿的动物。这只肥胖的鸟的木刻版画在欧洲广泛流传，但并没有任何一只渡渡鸟站出来挑战对它们外表的丑化。渡渡鸟被说成“天生就是暴食贪吃的”，而且在当时不少的绘画作品中都以庞大而且肥胖的形象来描绘渡渡鸟，例如现在保存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罗兰德·萨弗利的油画《渡渡鸟》（1626）。学者在记述中称渡渡鸟可以吃下任何东西，甚至包括铁，也可以吃油腻而且令人作呕的肉。到1681年，这种鸟终于灭绝了，部分原因是被饥饿的水手吃掉了，还有部分原因是被殖民者引入毛里求斯的陆地哺乳动物当作了食物。渡渡鸟的消失预示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自身的灭亡，后者最终是因自己过于庞大的业务而倒闭了。

悲哀的是，有时动物被变成怪兽就是为了使它们的被灭绝成为一件正当的事。就其本性而言，怪兽是具有破坏性和挑战性的，它们身上包含着我们可能想要去除的那些黑暗元素。这就是澳大利亚袋狼的命运，这是一种有袋类食肉动物，俗称塔斯马尼亚虎（Tasmanian tiger）。它的身上有着怪异的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混合的特征，长着有条纹的皮毛和一张异乎寻常宽大的下颌。但是在19世纪，当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引进牧羊业后，岛上的居民认定袋狼是绵羊杀手：它们是“卑鄙的野兽……生活在皇家的土地上”，必须发动一场针对它们的战争。于是，一场悬赏消灭袋狼的计划于1888年启动。数以千计的袋狼被杀，尽管它们的啃咬力其实相对较弱，也并非美利奴绵羊的主要杀手。到了1930年代，袋狼基本上全部灭绝了。对袋狼的迫害和追杀不是使它灭亡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原因之一。

袋狼的故事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历史上对于这种动物的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发生改变。19世纪晚期的印刷品中关于袋狼有这样的图画：一只像是老鼠或鬣狗般的生物鬼鬼祟祟地躲藏在羊圈的后面。如今，人们可能会对1930年代拍摄的最后几只被捕获的袋狼的照片更为熟悉，或是当代画家如贝丝·温德尔（Beth Windle）等人的作品，在这些画作里，袋狼的形象都十分威武，令人看后不胜唏嘘。曾经的怪兽如今都成了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怪兽？

是什么赋予了我们权利，将动物变成可怕的怪兽？在近代早期，世界是按照等级结构安排布置的，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有着清晰而且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随着人们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生活史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阐释了物竞天择理论之后，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的自然天性以及人类在大自然中应处的位置的思考。如果我们与自然界里其他生物都有关系，可以追溯到同一个上古的血统谱系，那么人类真的如此不同于其他物种吗？

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分类界限越来越不确定，导致又有新的怪兽出现。例如，在早期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红毛猩猩的记载中，就使用了“野人”一词来描述这些既有兽性但又与人类相仿的类人动物。类似的词语也出现在雅各伯·邦提乌斯医生（Jacobus Bontius）1658年的著作《Historia Naturalis & Medicas Indice Orientalis》之中。邦提乌斯推测这种动物是当地土著妇女与猿类杂交生下的后代，是19世纪时对殖民地种族混合通婚的恐惧的结晶产物。直到1844年，托马斯·布拉奇福德（Thomas Blachford）医生还在他发表于《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除了她那位合适的主子之外，唯一能让我们这个物种的女性受孕的动物就是婆罗洲的ourang-outang（来自马来语，意为红毛猩猩）。”

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边界正在不断消融，这与怪兽内在迁移的现象正好不谋而合：即从独立于人类之外的领域向内部深处迁移。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作品都认为怪兽现象其实是我们自身行为和心理活动的产物。在玛丽·雪莱写于1818年的小说中，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就亲手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怪物，而在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德古拉》中，受害者自己将吸血鬼请进了家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章《怪怖者》（The Uncanny）中描述了由类人动物引发的感觉：既新奇又诡异，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惊惧感”。身为犹太人，弗洛伊德最终被迫逃离故乡维也纳，以躲避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许多人都认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性中最兽性和丑恶一面的确凿证据。

如今，那些诡异的类人动物已经演变成为与人类相似，甚至能够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英国电影《机械姬》中，机器人是一种超道德的兽类，它们揭示了怪兽兽性的真正所在之处：精神异常的机器人创造者的内心深处。即使在今天这个技术性工具唾手可得的时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评论家们仍然担心，人们的心理世界已经遭到了病理性的破坏，人与人之间彼此隔阂疏离，被晚期资本主义的力量逼迫得充满兽性。在现代惊悚电影中，怪兽既可能是一种深居于内在的矛盾暧昧的心理力量，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存在于外部的威胁。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工业化造成的各种残留物质会渗透甚至损害我们的身体，例如：精制糖、扰乱内分泌的塑料、核废料和密集养殖的肉类。如此丑陋糟糕的人类世（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活动对全球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进入了一个地质学的新纪元——译者注）的标志再也不能被否认或抹掉。如今我们能够使用基因编辑工具例如CRISPR来“扮演上帝”，我们可以让已灭绝的物种复活，我们也可以创造全新的物种。《侏罗纪公园》等电影表述了人们的恐惧：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亡魂的控制力，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有可能成为自己创造的物种的猎物，然后将权力拱手交给与我们一样对地球拥有同等权利的自然力量。同样，对生物恐怖主义和非常危险的人工合成生物的恐惧也加重了我们的担忧。

换句话说，可怕的怪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害怕那些徘徊在森林里和已知世界边缘的野兽，人们也害怕那些游弋在海洋深处的野兽。现在，我们已经在地图上标注出了这个世界荒凉而且不适宜居住的地方，怪兽唯一能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些荒凉地带里面未知的空间。我们已经变成了这个世界设法远离以免受其侵害的怪兽。

当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恶魔怪兽，我们能看到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之下创造和重塑了各种怪兽。它们是我们需要表达出来的想象力的元素——是我们的恐惧产生的暴力副产品，但不是恐惧的原因。怪兽是对我们努力强加给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挑战，也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在这个秩序里的位置。通过面对和理解这些人为的恐惧，也许我们可以开始驯服它们，从而开始为我们自己和其他物种在这个世界开拓一个崭新而且更加友善的生存空间。

本文作者Natalie Lawrence系一位自然文学作家和科学历史学家，她的作品发表在《观察家报》和《BBC野生动物》等杂志上，著有《羽毛与蛋壳》（2005），现居伦敦。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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