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镁野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酸奶泡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几乎没有中断。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出美国是希望在中东扶持一个桥头堡的结论。但随着美国和中东其他国家关系的缓和，继续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就很难仅仅从利益的角度去解释了。

力捧的盟友 人道主义什么的先不管了

事实上，宗教和精神方面的考量，也是美国持续支持以色列的一个重要原因。远在美国大地上的犹太人乃至部分基督教徒，都在不断向政府和国会施压，要求对以色列施以援手。

这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犹太人的同情心

1654年，来自巴西的23名犹太人在今天的美国纽约登陆，到20世纪初美国犹太人人口已高达500万。这是犹太人在美国落下的根，并且将在之后的历史中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国策。

1896年，奥地利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这股思潮传播到美洲后，当地犹太人响应非常积极，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镇，差不多都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群体”。

早期复国主义者

看上去还挺悲催的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主要有三个派别：正统派包括但不限于神秘主义的哈西德派，主张绝对服从圣经以及犹太律法；改革派则主张与时俱进，乐于接受现代生活；而中间道路的保守派依然信奉圣经、但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现代生活。这其中保守派犹太人是二十世纪美国规模最大的犹太人群体。

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三大主流派别犹太人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尤其是改革派，对犹太建国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唯独保守派犹太人却始终如一地支持犹太人复国事业。

犹太人教派分布

改革派（35%）和无派别（30%）是最多的

保守派（18%）却是最强硬的

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格局的风云变迁，使得许多原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犹太人改变想法。

当时的欧洲纳粹政权实施反犹屠杀，而美国并没有打开大门接纳从欧洲逃难的大批犹太同胞。这一点让美国的犹太教徒良心感到非常不安，一直试图弥补因不作为而给同族同胞带来的苦难。于是二战后的美国犹太人积极投身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捐钱捐物。

1938年 犹太人在维也纳街上擦地

在欧洲真是混不下去了

比如他们就资助了现代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地下军事组织哈加纳。以色列建国后，原本并不积极的改革派犹太人也出钱出力，在每年的拉比中央大会都动员犹太人同胞为以色列慷慨解囊，为新生的犹太国家筹集发展资金。

在政治上，开始进入权力中央的犹太人也力图影响美国中东政策，努力促进美以关系发展，呼吁美国政府抵制威胁以色列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并督促美国政府满足以色列的军备要求。

然而关于犹太人的督促

总统先生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基督徒最积极

犹太人对犹太建国运动的支持还在情理之中，更不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基督教徒对以色列的力量和宗教影响。

以新教立国的美国，其中的福音派在20世纪成为主要组成部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号称组成了全美最大的亲以色列群体，对以色列的支持比犹太人更甚。比如2014年皮尤的一项民调显示, 约82%的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认为, 上帝把以色列给予犹太人, 反观犹太人中只有40%认可这一神学观点。

福音派基督徒

福音派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始于神学目的，其继承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将圣经《旧约》的创世纪和新约的启示录联系起来看，认为当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新以色列并重建圣殿之后，基督将再次降临人世，并在善恶的终极决战取胜后建立尘世王国，义人将得道升天。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17:8中，上帝将迦南地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人，并将护佑其免受敌人侵害。在福音派眼中，这被解读成上帝将以色列地给予犹太人，而且上帝将使诅咒犹太人的人受诅咒。这样的解读使得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把神学意义的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看作是在上帝在现实中支持现代以色列立国。而基督徒要成为义人，受到上帝的祝福要被基督带向升天，就必定要拥护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

后来在美国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锡安主义基督徒”的个人和组织，向国会请愿，“将巴勒斯坦还给犹太人”。而近现代较为著名的锡安主义基督徒组织例如“基督徒为了以色列联合组织”（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其创始人和全国主席、主教约翰·黑吉John Hagee曾经表示，“支持以色列不单是个政治议题，还是圣经的要求。”

当然这种末世论的狂热主张过于极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合作也不单单靠神学理解来推动。基督教福音派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能成为主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被誉为新教教宗的葛培理的发扬光大。

新教教宗新教教宗葛培理指点江山

葛培理在1950年前后开始重视基督教内部的超宗派联合，以及和其他宗教开展友好关系并保持合作，以宣扬上帝的福音。而在天主教方面，教皇保罗六世在1965年发表宣言《我们的时代》，称犹太人是与上帝立约之人，必须相互理解和尊重，进行“兄弟般的对话”，标志着官方立场上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和解。而这一进步当然也传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愈加促成新教—犹太—天主教同盟的形成。

新的变化

美国信仰宗教的人口众多，其中新教福音派占据主流，其受到基督教价值观影响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通过选票转变为美国政客不能忽视的民意和舆论。美国社会的宗教因素因此对政治影响深远，如每回总统大选，候选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对诸如堕胎等涉及基督教道德的敏感议题谨慎地发表看法，以免得罪了广大的宗教保守选民。

即使大嘴如特朗普，当被认为在2016大选中宗教性最弱时，依旧需要宗教人士的背书以争取选票。再比如同性婚姻等自由主义议题在西欧、北欧等国家高歌猛进的同时，宗教力量相对强大的美国，却在2015年才艰难完成同性婚姻全国合法化。

华盛顿市民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基于神学意义的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并不构成理由，却的确是美国宗教社会精神需求的一部分，也是保守基督徒对国策提出的主张。惮于宗教选民势力的总统候选人，不管其内心是否认同，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之一。

而且很有趣的是，基督徒在对以色列外交态度的立场改变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激进。

身边的邻居哪一个没有历史宿怨？

由于以色列身处阿拉伯国家的重重包围中，随时会面临战争危险，而且随着以色列在几次中东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控制的领土范围也越来越大，激怒了更多邻国，让局势变得更加危急。在这种大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偏右翼的政策更容易受到犹太群众的欢迎，也就让以色列政坛自从沙龙以后逐渐走向了强硬的右翼路线。

世俗化和自由主义倾向越发强烈的美国犹太人此时开始厌恶起同胞的强硬表现，反而是福音派对以色列是越来越拥护了。福音派基督徒和右翼保守的以色列院外游说集团一起成为美国政治中支持以色列的坚定力量。

年轻的犹太学生

开始对以色列的同胞说不了

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犹太人负责主攻精英沟通，譬如游说国会议员以求有利于以色列的草案在国会中通过，1995年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就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负责起草、由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提交国会讨论并通过。

数量庞大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则负责草根说服，利用人海战术无孔不入地向美国民众、基层政府部门传达对以色列的支持。1998年克林顿曾希望以色列归还更多土地给巴勒斯坦以推动和平进程，但此举遭到美国福音派强烈抵制。福音派主教通过电邮、传真、信件和电话等动员全美20万福音派牧师，催促他们在讲道坛上影响信众支持以色列，众多草根亲犹小团体也在本地社区中举行集会表达对白宫政策的不满。

白宫前抗议活动屡见不鲜

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几乎所有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抗议反对，以色列一时间陷入外交危机。然而战斗力爆棚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却自发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力挺以色列。

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期间，与多位美国总统保持良好私人关系的福音派领导人葛培理，打电话给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办公室，“提醒尼克松先生，具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赎罪日战争中被摧毁的以色列坦克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狄莱（Tom Delay） 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福音派，同时又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他也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福音派和犹太院外游说力量的联合）的力量足以在华盛顿引起政治地震。”

正是在这种浓烈的宗教道德观中，美国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分工密切协作，让美国与以色列走得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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