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政治家

《失落一代的来信》（Letters from a Lost Generation），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著

一战在艺术上激起的波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没有一场战争能像一战一样，在文艺圈炸开锅。在这之前，整个世界还在几个强大帝国的股掌之下，统治阶级合纵连横，似乎一切都井井有序。然后突然之间，整个社会和艺术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要看一眼后来的战争，你就会发现，名人显贵的孩子往往能逃过战争。在众多参议员的儿子中，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阿尔·戈尔大概是唯一一个被派往越战前线的年轻人了。其他的同龄人都很碰巧地延长了读书的时间——说白了，就是防止他们在战场上送命。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是无差别的，你能触碰到其中巨大的损失。我母亲写下的《失落一代的来信》就反映了这种情绪，战争摧毁了一整代人。

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杰出军事贡献的人还包括联队里的艺术家们，前线沙场就在他们的画笔下铺展开来。在阿夏戈战场上，我的叔叔成了万千烈士中的一份子，战场艺术家就在这里记录下了最早的几架飞机，特别是双翼飞机，因为阿夏戈山区的险峻地形，这种飞机在此时横空出世。和传统战争相比，一战战场应用了大量新兴科技，效果惊人，而这些图画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凯特·艾蒂（Kate Adie），记者

桑德兰战争纪念碑

桑德兰在过去把很多年轻人送上了战场——今天仍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兵。在这个后工业时代的港口城市，造船厂、维修厂早已经成了历史，征兵事业却一直顺风顺水。我小的时候总喜欢跑到小镇中心的公园，在周围屁颠屁颠地走来走去，盯着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雕塑，在那些华丽的舞台和喷泉式饮水器面前目瞪口开。但最吸引我的，仍然是战争纪念碑，我想要靠近一点，再近一点，然后身子极力往后仰，直到能看到纪念碑的最顶端，又不至于摔倒。这个纪念碑真是个庞然大物，厚重的大理石柱顶上站着胜利天使，无与伦比的双翼在她身后高高扬起。当时我对个中含义还毫无概念。在这一年以后，我一路上参观过各式各样的纪念碑，有洋溢着胜利激情的，有引人深思的，有的则感人伤怀，而这些纪念碑往往都在一遍遍敲打着人们：战争有多恐怖。但这位胜利天使，据人们所说，会带来真善美。在和平纪念日（Remembrance Sunday，定于每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离11月11日最近的一个星期天），她在空中舒展着强有力的翅膀，高高俯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今天，一道新的纪念墙环绕着这根石柱破土而出，这道墙完全由本地居民募资建筑，为的是纪念那些在二战中被夺取性命的人。

正是这座别具一格的纪念碑让我不忘战争，并且一直将真善美牢记心头。

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历史学家

《血洗之地，红色海洋》

2014年，艺术家保罗·康明斯（Paul Cummins）和汤姆·派珀（Tom Piper）联合打造出大型装置作品《血洗之地，红色海洋》（Blood Swept Lands and Seas of Red），抓住了整个世界的眼球。志愿者们在伦敦塔城壕处“栽种”888246朵陶瓷制红罂粟花，每一朵都是一个在一战战场上消逝的生命，或英国将士，或殖民地人民，统统化作大片的红色海洋。从7月17日到11月11日，它们慢慢地爬满了城壕前的大片草坪。这件作品震撼人心，而人们对此的回应更是感人。他们落脚，他们驻足，他们侧耳，听着死亡之轮一夜夜的呼唤，然后为军事慈善奔走筹款。如今一战结束一百周年纪念就在眼前，这一次站上舞台的是一个新的装置艺术，届时伦敦塔下整个城壕将铺满成千上万个小火苗，在光明中带人们走进休战日，在整整八个夜晚里跳跃舞动，宛若一片火光之湖。这个装置名为《越过暗影》（Beyond the Deepening Shadow），灵感来自战争诗人玛丽·博登（Mary Borden），在悼念亡灵的同时，未来和平的微光也在黑暗的穹顶之下跃动。

哈基姆·阿迪（Hakim Adi）教授，历史学家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著

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22岁，刚刚开始积极投身政治。到了70年代后期，种族主义攻击再度卷土重来，新纳粹主义也随之重振旗鼓。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任何作品能像列宁这本书一样，将一战的本质阐释得如此透彻。今天，在我们纪念一战百年之际，过去发生的一切在这本书中都已然呈现——这是一场反抗西方文明，或者说保持比利时中立性的战争。列宁认为，这是一场张牙舞爪的兼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是两帮强盗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

你要是听到了列宁的这些话，就再也不会按照旧有的方式思考一战，或者普遍意义上的所有战争了。对我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角度，用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大国强权和引爆战争的危险，这不是哪几个政客翻云弄雨就能决定的，而是因为当下既有的国际体系。

列宁还解释说，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个论断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选择，而今天我们总被告知说它是唯一出路——列宁的分析表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别的可能性。

帕特·巴克（Pat Barker），小说家

《战马》，迈克尔·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著

2016年，我有幸在达勒姆大教堂与迈克尔·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一起参加了一次活动，当时我的主题是自己的小说《重生》（Regeneration），而他给大家讲了讲他的《战马》。当时现场有几百个孩子，他们安安静静地坐着，完全被迷住了。我也印象深刻，莫波格如此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他眼中孩子们就是一个个与他平等的个体。就这样，他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年幼的孩子们，面对他们，你大概也找不到其他方式，能更好地道出战争的恐怖。孩子们离场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攥着一本《战马》，同时也把整个一战的记忆带回了家。我们在三个瓦尔朗库尔十字架前合影留念，它们原本立在索姆河战场上，1926年被带回英国，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教堂里。同年，达勒姆大教堂正筹备接待纪念一战索姆河战场死难亲友的人们，这时才让三个十字架重新聚首，来到了达勒姆大教堂。比利时的伊普尔玫瑰也在1917年被带到了英国，辗转好几个地方，终于，1978年种在了达勒姆大教堂的纪念花园里。这是一种异常美丽的淡紫色玫瑰，像一道任意门，一下子把人们带回了伊普尔战场。

纪念一战，战争的恐怖就得以在我们脑海中保持鲜活，让人们时刻警醒，不要再度堕入老路，将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每一代人都能目睹这些战场过去的痛苦和残忍，与这些故去的年轻人们产生共鸣，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正是今日后生的福祉。

啥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政治家

《重生》三部曲（The Regeneration Trilogy），帕特·巴克（Pat Barker）著

关于那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描写一战的巴克的三部曲在英国文学里可以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作品了。她在书中记录了当时文坛最重要的三位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id Owe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给这充满战争创伤的故事徒增了几分愉悦，而其中讲述西格夫里帮助威尔弗雷德润色他传奇诗歌《青春挽歌》的段落更是应该作为学校必读片段，对学生们来说，反战诗歌就像绿色蔬菜一样，不管喜不喜欢都必不可少。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上文学课的学生们也应该注意一点，帕特·巴克在书中使用的语言尽可能平实直白，也没有繁复华丽的结构，却创造出一部将阶级、性别关系和地缘政治分析得如此透彻的作品。因此，学习历史、政治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也许从中获益更多。听到军事游行乐队奏乐纪念战壕中死去的生命，看着一个个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的政客鼓吹在中东这个曾经的“托管地”发动新的代理人战争，读一读巴克的这些杰作，甚至是重读一遍都不失为明智之举。

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导演

《最后的军号》（The Last Post），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著

我一直关注着卡罗尔·安·达菲的作品，我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一样。达菲于我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女儿们成长的一部分。这首诗是在2009年专门为悼念一战老兵哈利·帕奇（Harry Patch）和亨利·阿林厄姆（Henry Allingham）而作的。在一战中，诗歌是一种非凡特别的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家面对着国内的人民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在现实与真理的夹缝中，而没有完全对自己的职责和军事服务信仰笃信不疑。因此，对一个现代诗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喜欢看着诗歌是如何让时光倒流的——能退回到过去，让整个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再经由诗人的妙笔凝练出来，这是件多么动人的事啊。诗歌十分具有画面感，就像激烈碰撞的剧本。一行行诗句会点燃你的想象，将活生生的画面带到你的眼前。当达菲描写士兵们将头发上的干泥刮下来的时候，这些泥土就落在了你的眼前。她还将战争诗歌和战争诗人母胎里固有的脐带重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id Owen）和他的《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

约翰·阿克姆弗拉（John Akomfrah），艺术家

一战士兵图片档案

这张照片摄于1916年，图中是加拿大军队的三个士兵。我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如此自豪，脸上写满了希望。看着他们，我会想到，奔赴前线的正是像我这样，拥有希望、梦想和家人朋友的人。我在自己的摄影作品《模态：非洲士兵》（Mimesis: African Soldier，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展出）中也提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所有非洲和殖民地军队的一个缩影。在一战历史中，这些奋战的人往往是被边缘化甚至隐身的。近三百万非洲殖民地和附属国士兵被输送到欧洲，战斗在西线前线战场上。照片上的男人是谁，我已经无从考究，只知道他们可能服役于加拿大2号建设营（又叫“黑人营”），这个营中634个士兵都被派往利物浦，途径潜艇频繁出动的海域，前往法国和瑞士边境。他们大多在法国拉茹、佩罗讷和阿朗松服役，给前线提供木材，以维持几千里的战壕。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挖战壕、修铁路和公路，因策也往往成为德军空隙的目标。

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历史学家

《静静的顿河》，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著

我的外公也在一战战场上经历过枪林弹雨，他曾经给我唱起战壕里的小曲：“如果有人问起/那里有多危险/噢，我们绝不会告诉他们。”这首歌是战士们根据当时热门百老汇音乐剧《犹他州女郎》改编的。战争的恐怖和绝望超出了常人的理解，没什么比这更恐怖的了。当时我还不过是个小男孩，这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因为外公去世的时候，妈妈也总在唱着这首歌。我同样景仰着战争诗人，最喜欢的就是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id Owen）和他的《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欧文的诗歌语言不像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那样柔和，而是满溢着对盲目爱国主义（所谓“老谎言”）的憎恶和蔑视，充满力量：“深深地弯下腰，就像压在麻包下的老乞丐，双膝跪下，像丑陋的老太婆在咳嗽，我们用泥巴诅咒。”几乎就在读者的面前。一战中还有大量伟大的回忆录（比如说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和小说（比如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但我最喜欢的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的战场偏离了欧洲主要几大前线：那就是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展示了在另一边战场上，主人公和其他哥萨克人事如何在伏尔加河畔的世界里发展成长，给德国人带来了惨重打击，又是如何在应对这充满血腥和枪炮、杀戮与钢铁的“现代”世界的。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艺术家

《反对战争的战争》（War Against War），恩斯特·弗里德里希（Ernst Friedrich）摄

六年前，在一家老艺术书店，有人给我介绍了这本影集。最近在英国的泰特美术馆的一场展览中，它也是展品之一。这部作品记录了那些依然在世但因为战争而面部严重受伤的老兵们，他们的面容如此畸形，甚至让人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人类。每张照片底下都有一段洋溢着爱国情绪和战争荣耀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着实令人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兵的照片往往看起来还不那么触目惊心，因为他们事后能够接受最先进的整容手术。但对弗莱德里希这本书中的伤员们来说，想都别想。他们不会有所谓的“修复前”和“修复后”，这副模样就要与他们相伴一生。作为一本概念性艺术品，这本书令人讶异。诚然，艺术可以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有时候，艺术家能够用自己独特的形式为战争发声，而他们所讲述东西也许不可能存在于另一种语境。

沃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艺术家

《战争》三联画（Der Krieg – the Dresden Triptych），奥托·迪克斯（Otto Dix）绘

我这一辈子都背负着这样一种矛盾：一边对军事冲突的恐惧根深蒂固，另一边又无法抗拒一身戎装的男人带来的吸引力。奥托·迪克斯1929到1932年的《战争》连环画和约翰·辛格尓·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毒气》（Gassed，创作于约1919年3月）则用赤裸裸的现实戳破了任何对战争的幻想。在这里，根本没什么吸引人的东西。战争中只有残肢断臂和死亡，没有所谓的强壮的年轻肉体，有的只是冰冷、残酷的现实。年轻的生命在这里毁灭，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这些人中很多都还没到20岁，他们面前应该是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美好生活，然而这股有毒的民族主义却让他们大动干戈、兵戎相见。他们是无辜的，带他们走向毁灭的正是这种所谓的“英勇”。

这些年轻人被送到战场上，和那些在爆发战争中寻求安全感的人打仗。老人把年轻血肉推进了战争，民族主义又让他们确信，交战双方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然而这都是莫须有的，在这世上，人类都是平等的。

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正在再次分裂欧洲。

迈克尔·莫波格（Michael Morpurgo），作家

《阿姨们》（Aunties），雷蒙德·布里格斯（Raymond Briggs）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时，我将一些歌曲、诗篇和图片整理成册，起名为《唯一能留住》（Only Remembered）。当时我想到这本书有了一些人的协助加盟应该会产生不错的化学反应，便给他们写了信。雷蒙德·布里格斯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个人，他回信表示愿意写首诗，但问题是这首诗并不是关于战争本身的，而是其带来的后果，所以如果我觉得不合适的话也没有关系。结果这首诗成了整本书的亮点，它异常温柔，充满了柔软的记忆，在人们的生活遭到毁灭打击之后，显得如此重要。雷蒙德常常为孩子们编写遥远的战争故事，这些故事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它们能让孩子们感知历史，让历史塑造他们的人格。

在我们生活中，战争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存在着，并与我们每个人产生关联——并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那样以传统的方式把我们卷进去，而是通过电话、平板电脑。今天的孩子们也知道叙利亚和也门，他们对那里的政治局势或许不大了解，但却能与世界另一边的儿童感同身受，理解他们的苦难。战争对其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想我们有义务将自己所感知的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当然可以给孩子们讲述战争的历史，说说他们的曾曾祖父，或者是来自他们村子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有一种意识，他们也是战争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不是几百年前那种，竖立着大写的“英雄”的历史，也不是蒙上了灰尘的老古董，而是和他们一样的个体组成的历史——也许战争的主角们年龄稍大些，但也相差不多。

丹·斯诺（Dan Snow），历史学家

《翼的胜利》（Winged Victory），维克多·梅斯林·耶茨（Victor Maslin Yeates）著

英国皇家空军中校汤姆·尼尔（Tom Neil）曾经也是战斗机飞行员，直到98岁去世那年，腰背依然挺得笔直，穿衣齐整，精神抖擞。有一次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他读过有史以来关于空军战争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翼的胜利》。

在一战之后出现了一种文学题材，退伍军人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此为基础创作小说。也许对那一代人来说，将自我抽离出去，转而描写自己的创伤相对容易些。亦或许正是由于小说是虚构的，他们才得以对一些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避而不谈。小说作者的家人和昔日战友们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而老兵作者也会尽量伪装，免得让人看出自己正是在与全世界分享他们最深处、最私密的自我。

书中飞行员之间的对话、对战斗场面的描述都是史无前例的。主人公所在空军中队中的人员损失、拼命维持理智；军人的饮酒、战友情以及失落。这是这一代人发出的另一个声音，他们无助，在工业战争中被碾压成渣。生存还是死亡，决定权不再他们手中，他们只不过是任人摆布。

最优秀的飞行员随时都可能被一个被击坏的机翼支柱或是一小块弹片夺取性命。他们唯一的墓志铭就是一片狼藉中的那个空座位。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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