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送行人:那些护送人们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特殊工种

遗体接运工、防腐工、入殓师和火化工们彼此接力,构成了一套审慎而严肃的流程。在这套具有仪式感的规范之下,还包括一些特殊工种对于生死超乎常人的认知与理解。

 |  深深

在殡仪馆的殡仪流程里,有四类重要的职业。遗体接运工、防腐工、入殓师和火化工。遗体经由他们最终以保持尊严的方式走完最后的终结仪式,之后生命或入土,或扬撒大海,总之尘归尘,土归土。

这样几个职业在外人看来是神秘的,也可能被认为是“有晦气的”,甚至是害怕接触的。他们自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和身体健康压力。社交圈甚至只能集中在行业内部。

他们是一个整体,一套流程当中的重要一部分。是几个工种合成,才形成了遗体殡仪的神圣性流程。他们每个流程每一步都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对死亡的敬意。

他们也是有情绪有小日子要过的普通人。在他们鲜为人知的工作中,需要克服恐惧,需要面对残酷与各种哀伤的情绪,需要足够坚强的心理,与专注职业道德,更懂得奉行专业主义,将一个个看上去十分艰难的工作做到位。

每天为他人送行,这种感受是难以言表的。它也说明,无论你的工作多么枯燥,都可能活出人性与人文价值。

生命走到尽头时,殡仪馆为他们还原相貌并送上最后一程。参与这场送行的包括遗体接运工、防腐工、入殓师和火化工等。

他们的彼此接力构成了一套审慎而严肃的流程。在这套具有仪式感的规范之下,还包括一些特殊工种对于生死超乎常人的认知与理解。

遗体接运工

摆渡生命

小邱对死亡最初的印象还是在小时候,爱凑热闹,跟着大人们去参加葬礼。晚上便开始害怕,钻进被窝里不敢出声。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读大学居然选择了殡仪服务专业。入行后,他成了朋友圈中和遗体接触最多的人。

两名工作人员下车后将遗体从运输车上搬下

 

克服恐惧

克服恐惧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小邱记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遗体,是把遗体从告别厅推到火化间。低头便和死者面对面,加上过道的两边全是棺材,走出后门,小邱的后背被汗水浸得湿透。

那会儿是暑期实习,为了给自己壮胆,只得喝酒,晕乎乎之后,才能睡个安稳觉。如今已经工作两年,小邱变得更加从容。

接运工的一天

负责遗体接运的是深圳市殡仪馆的运输部,他们总共有33位接运工,5台接运车每天行驶在路面上。不管是从业才两年的小邱,还是已经工作十几年的老员工,几乎都是保持着全年360多天的工作节奏,难得有假期。由于接运遗体的通知太多,有些时候值班时间甚至超过了24小时,都来不及眯上眼睛歇息一会儿,无论白天黑夜连续出车。室内、马路边、工厂里、医院里,甚至上山下海。只要有遗体的角落,都会有他们的身影。

接运工平均每天要从深圳的各个角落接来40具遗体,最多的时候接近60具。3月26日一天,运输部出车38次,接运遗体37具。小邱随车去了其中7个不同的死亡现场,亲手收殓了7具遗体。包括两个因病在家去世的老人;一个因为感情原因想不开,跳楼自杀的男子;一个在医院被引产的婴儿;一个因酒精中毒而去世的男子;一个在工厂车间工作时,被机器伤及致死的男子;一个猝死在街头的老人。

最“冰冷”的告别

尽管才入行两年,小邱已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死法。经历了那么多的死亡现场,他最感慨的时候是抱着小孩遗体,“那么小的一个生命,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这个时候,他一般不去看小孩的脸,直接轻轻地抱进接运车,“说不出的心酸和难过。”开车回殡仪馆的路上,接运车里的三个接运工沉默不语。

死亡现场总是突发不断,家属悲伤过度抱着遗体不放的情况时有发生,小邱往往会上前平复家属的情绪,然后和伙伴们静静地等待。家属有时会随车前往殡仪馆,这种时候,往往是一路哭声。

不是每种死法都那么体面。“干遗体接运,不只需要体力,还需要胆量。”小邱说,这些遗体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已经身首分离。小邱接触的各种遗体中,最怕的是碎尸和臭尸。尽管如此,他们也会戴上手套和口罩,细心耐心地将遗体入殓,“不管形态怎么样,死者为大,一切为了尊重。”

戴着手套触碰遗体时,小邱感觉那个人只是在沉睡,但碰触遗体时那冰冷的感觉,却又真切地告诉他们,这个生命已经逝去。

电话背后的生死分离

运输部热线处的小刘每天都要接听几百个电话,大多数是关于丧葬业务的咨询,但是接运遗体的电话同样是打到这里,这些电话背后连着一个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她不用看见死者,却是殡仪馆第一个知道死讯的人。听到很惊悚的死因时,她的心里总是一震。比如2008年,龙岗舞王俱乐部火灾,死亡人数一下就是三四十,她声音沙哑地向领导汇报;比如在去年,短短两个小时内,小刘连续接听了三个跳楼死亡的电话,那一刻她很困惑:“为什么现在的人那么想不开?”

小邱的接运车回到殡仪馆,把遗体移交给防腐部,这一单接运工作就算结束了。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热线处的小刘来电,又有单需要出车了。运输部的同事们有时开玩笑:“几乎每一分钟,都有接运车拉着遗体行驶在深圳的大小公路上。”

老冯是小邱的师傅,接运遗体的工作干了十几年,已经把自己练就成了半个法医。一到现场,只需初步观察,老冯就能判断死因是因病还是事故,甚至连什么疾病都能大概判断出来。

如今,老冯已是这个行当里的“老人”,可每次听到电话铃声响起,他还是会心里一颤,因为这铃声,很可能代表着又有一个生命已经逝去。

其实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部门,干着最脏最累也最不可缺少的活,这份职业通常不被人所理解,甚至会被有些人认为“很晦气”。他们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与心酸。

老冯已经把这份工作看得很平常,已经“更加看透生命,看重生命,热爱生命。”“朋友圈很小,没什么朋友,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们打交道。”还很年轻的90后小邱说,“如果将来我有小孩了,我会带他来看看爸爸的工作,不会隐瞒他。我很尊重我的工作。”

防腐工

灵魂睡眠的守护者

在殡葬服务全过程中,遗体防腐是“上游工程”,只要遗体被接到殡仪馆,就交由他们保存,直到丧属决定何时火化,在此之前,他们要精心保管遗体。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那些按规定可以随亲属返回原籍的遗体,必须保证在长途运输的路上安然无恙。

防腐并非一冻了之

遗体的保管、防腐主要依赖冰柜,而冰柜成年累月的运行难免会出故障。每天工作人员多次例行巡视,及时发现问题。

24岁的小刘性格沉稳,身材好似运动员,他从长沙民政学院毕业后,已在殡仪领域工作近三年,“遗体防腐分物理防腐和化学防腐两类。一般来说,我们把遗体精心放进零下10摄氏度的专格冰箱,摆好姿势,让他们好像睡着了一样。每天轮流巡视。”

如果是意外死亡,尤其是死亡多日才被发现、腐败的,还有那些因传染病去世的,都要细心处理,做好登记、标注,“我们这一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有职业健康风险。我们前一个环节是遗体接运,然后转移到防腐、保存,我们对遗体进行最细致的登记、保管,才能为下面流程的同事减轻风险,提出相关警示。”记者在遗体保存的电脑系统里看到,每具遗体除了姓名、年龄、病因、逝世地点等基本信息的登记外,还有从遗体外表观察到的各种信息的记录。小刘解释:“大部分都是因病去世,什么病因,家属不愿向我们坦白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细心观察,标注相关信息。”

也许是面对太多死亡,年纪轻轻的小刘言谈间,对各种人、事都充满了包容和理解。

长途防腐最具挑战性

防腐挑战性最高的工作内容是“长途运输中遗体的防腐”,“有些家属会要求把遗体运回老家办丧事,由当地殡仪馆批准并直接接收,我们会负责运输和途中的遗体防腐。这就是化学防腐。每年大概接近100个。”对这一挑战性的工作,小刘竖起大拇指,介绍起身边的师傅老朱,“他真的很棒,整个防腐操作他如果需要半个小时,我可能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

老朱干遗体防腐已经13年了,虽然他的年纪只有41岁,但“实践出真知”,即使他没有专科毕业的经历,但多年的摸索、学习、实践,让他当之无愧成为其他防腐工作人员的师傅、老大哥,“遗体防腐是门很精深的学问,也是一门技术。殡仪馆很早就从北京、杭州请来专家教授我们技术,花钱送我们去接受培训,做时间久了,有一点儿经验而已。”

殡仪馆有一个专门的防腐间,给遗体注射特配的防腐液,注射部位、注射方式不同,遗体能防腐的时间也不同,“防腐两天、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现在的技术都能准确达到。概括点儿,就像我们生病到医院输液一样,只是给遗体注射、输液更讲究技术。因为遗体没有循环,要时刻看护,否则输不好,会向吹气球一样,出现堵塞或鼓包。”老朱说得轻描淡写,可一闻到呛鼻的防腐药水味,还有遗体身上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就能理解防腐工们寻找下针部位、控制输液速度,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其中的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了。

桌子上的药液能对遗体进行有效防腐。遗体需要保存较久,需防腐处理,再送入冰柜。

 

寂寞的守护需要温情

小刘第一次接触遗体处理是在大学时,当时他19岁,“虽然到中山实习前,自己做了很多心理预设,但刚一见到遗体时,还是愣住了,害怕是肯定的,但由老师带着,马上便投入到教学和工作中……从胚胎、婴儿到老人,看得太多,现在只觉得活着真好,生命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做这一行,还不能得到人们完全的认可。”

虽然也是从小备受宠爱的独生子,但特殊工作的磨炼,让小刘没有一点儿娇气和骄气,心态平和,生活中健康积极,堪称“当代五好青年”——平时与同事实行24小时轮班制,每年平均要接待五六个服务对象。工作之外,他的交际圈很窄,根本没机会交女朋友,“平时休息时,我喜欢运动、看书,偶尔打打电子游戏,工作的压力肯定有。干这个工作,难交外面的朋友。在外面只能跟别人说,在物流园工作。在内地工作的同学,很多都改行了,我曾经也想改行,但想想,自己就好像天天在做善事,也是在帮助人,心里觉得挺知足的。”

如何在传统观念和外界压力下获得工作上的心理平和?老朱和小刘看着偌大的遗体冷冻室,淡然地说:“看,这里共有20栋,每栋里保存着几十具遗体,就好像居民住宅的楼层一样,有栋号、有层号、有编号,只不过,他们在这里的状态是睡着了,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在这里睡得好好的。”

入殓师

他们的妙手

让逝者体面离去

50多岁的朱师傅已面带岁月的沧桑,17年多的入殓师经历,无数逝者在他的一副仁心、一双妙手的点化下,给亲朋留下美丽的回忆,华丽谢幕。

深圳这座偌大的城市,朱师傅算是元老级别的了。在遗体美容这行,讲究的是“传帮带”,部门里面的20多位同事,大多数都和朱师傅学过,或者出自他的徒弟的门下。

朱师傅是广东客家人,说话直爽。谈起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他笑着说:“为了生活”。上世纪90年代,他经人介绍来到殡仪馆工作,起初就图个安稳,这个行业流动性不大,也算是吃公家饭的。没想到一干已经接近20个年头。

让逝者有尊严地离开

两名化妆师给逝者剃须净面,化好最后的妆容

 

最难处理的是交通意外身亡者或高坠而死,事故常常会让逝者肢体变形,碎裂,需要骨头拼合技术进行整容。

朱师傅清楚地记得,2008年4月份,沙嘴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泥头车撞向一名7岁的小女孩,造成小女孩当场死亡。虽然时间过去了很久,但是车祸的惨烈让朱师傅记忆犹新,当时小女孩的遗体送来,从头到脚断成了三截,万幸的是头骨没有损伤。即使这样,朱师傅和另外一个同事合作,还是从早到晚地忙了一天,才把小女孩基本还原完整了。

“安放逝者的床设计得就这么高,化妆整容的时候,要一直弯着腰站着。”很多整容手术都需要团队作战,一个人累了,再换另外一个人接着来。“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让逝者更有尊严地离开。”这是入殓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生理恐惧必须克服

入殓师并非天生胆儿大,要一步步适应,克服生理上的恐惧。90后男孩小颜,去年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毕业,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深圳入殓师。小颜说,刚入行时,看到遗体特别害怕,有一个多星期都没怎么吃下饭,“每到吃饭的时候,就不由自主想起那些画面”。

其实,“吃不下饭”是每个入殓师必须要经过的心理关,朱师傅直言小颜的程度算比较轻了,“听说有些人吓得整晚睡不着觉”。朱师傅说自己一开始也是有点儿不安,现在也习以为常了。他笑着说,防腐间有几百具遗体,让他去那里睡一晚上,都不会害怕。

对死亡处之淡然

入殓师每天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死亡,对生死已经非常淡定,在这里,死已经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

在深圳,入殓师平均每天有四五十具遗体需要处理,忙的时候,可能达到八九十具遗体。用朱师傅的话说,“每天就像打仗一样,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来了一具又一具,冲洗、穿衣、化妆,忙得根本停不下来思考,也来不及害怕和感叹。”

有时候,前一天化妆了哪些遗体,已经没办法想起来了。小徐说,每天脑海里只会想还有多少工作量,每具遗体还需要哪些步骤。朱师傅说,工作量很大,而且逝者里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每天也就十来具遗体,去年有近三分之一数量的逝者属于非正常死亡:交通事故,自杀,他杀”。

有一位女孩在婚礼前一个月,因交通事故去世,家人要求给女孩穿上婚纱,把葬礼当作婚礼办,未婚夫也在一边哭泣不已,小徐说那个场景,让好多人流下了眼泪。

火化工

熊熊火焰淬炼出老李的淡定和厚重

鼓风机与引风机的呼呼声、火化炉内沉闷而浑厚的燃烧声、逝者亲友的哭声……这些声音每天环绕在深圳市殡仪馆火化工李星(化名)的周围,构成他工作的庞大背景音。

在深圳市殡仪馆火化部,7台火化炉平均每天要火化超过40名逝者的遗体。

带孩子看父亲的工作

操作工打开炉盖查看情况,相应调整柴油输入量

 

利用推送机将遗体连同棺木推送进火化炉,启动机器,一边烧棺木,一边打开火化炉前方的小口,用肉眼或偏光镜观察,当棺木燃烧殆尽后,加油、点火,焚烧已逝的肉身。

以上步骤的完成往往需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这个因人而异的过程中,老人与小孩的遗体火化消耗的时间更短,但那些被长期放置在冰冻间里的遗体,以及得肝病去世的病人则需要近1个小时。

燃烧过程结束。李星会用一根长约2米的耙子将炉内的骨灰一点一点地往洞口下扫,打开火化炉的下盖,用一杆铁杆吊起盛着骨灰的铁盒,送入骨灰室冷却。

从这些骨灰的最终状态,李星能大致判断出逝者生前的状况:骨灰细碎的一般是老人,年轻力壮的男子骨灰往往大块而完整。

李星是客家人,1989年进入殡仪馆工作,资历长,人称老李。

在客家人聚居的大村落长大,死亡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儿时,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听闻村中老人去世的消息。他们是热热闹闹走的——大家族里每个人都来了,街坊邻居也来了,围坐在逝者身边,彻夜不眠地奏乐、叙旧。

工作伊始,老李并无忌讳,将它视为职业一种,只在逢着夜班的时候会有些发怵——月黑风高,偌大的殡仪馆里人迹寥寥,整个火化部只有一二个人在场。但他还算幸运,另一名年轻一些的员工王禹(化名),在进火化部前在殡仪馆的冷冻间工作,也是一天夜里,独自看守,一位老太太的遗体突然叹了口气,王禹吓得不得了,跑出防腐部四处找人,老师傅告诉他,老太太逝前得的是支气管炎,生前一口气堵在胸口,这下吐出来,是自然现象。

进入火化部后,王禹笑称自己经受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早些年,他只让亲近的人知道自己的职业,一群人出去玩,朋友的朋友问起,就说自己“在公司上班”。

倒是老李坦诚些,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就带他们来看爸爸的工作,孩子们也不惧怕,在学校里从不隐瞒父亲的职业,有时甚至会在与别的孩子闹别扭时开玩笑说:“我叫我爸烧死你。”

但社会上偏见的消弭还需要时间。此外,对于“火化”,人们还存有许多误解——早些年有人传,遗体是集中到一起火化的,殡仪馆给家属的是动物骨灰。深圳市殡仪馆特意组织了开放日,进来参观的人群中,老年人最多,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他们并不畏惧死亡,反而充满好奇,耐心而安静地看完火化的全过程,跟老李他们说自己这下放心了。

送走自己的亲人

火化炉从早上8点半一直燃烧到下午4点半,平均每半小时焚化一具遗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夏天室温常常超过40摄氏度。

 

在老李眼中,死亡就是双眼一闭不睁,是时间推移的自然过程。自己的工作则是送他人走完最后一程。这工作有时让他觉得很自豪:将骨头烧白是一门技术活,而这样做的过程,有时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在超度亡灵,在做一件好事。

一个常规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处理得多了,会否变得麻木?老李摇摇头说,这是一个自然累积的过程,刚开始是害怕,然后是适应而有些麻木,但越做越久,就越发敬畏。他觉得这与画家是一个道理,气度与涵养是慢慢累积出来的。这个过程花了他将近10年。

为不同的人做火化,心中的情绪也不同,寿终正寝的百岁老人让老李心安,但有时也会心里咯噔一阵,比如碰上那些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以及跳楼身亡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老李的父亲数年前去世了,他们总让他想起自己的处境。

工作几十年,免不了遇上“熟人”。去年,老李家有2位亲人过世,他亲自为他们做火化,常规的过程突然变得漫长,但做完这件事,他心里好受了许多。他说不放心让别人做,宁愿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好好与亲人告别。

这么多年下来,老李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事,“该忘掉就忘掉它,老想那么多不好。”殡仪馆其他部门的员工有时会打趣他们,说火化部不用跟遗体直接接触,是最轻松的。他有些激动:“你看,送到这的时候,连棺木都是完整的,到最后出来就变成那么一点点(骨灰),哪个更残酷?”

工作之余,老李喜欢到梧桐山骑单车,有一回在路上遇到受伤的陌生人,慌忙将人送往医院,医生让他挂号,他说自己并非伤者的亲属,医生表示要等亲属来,他怒了:“你医生不赶快救死扶伤,怎么还这么多事?”对方只好乖乖救人,但依然面露难色,他开口:“我是殡仪馆的,你搞不定的事情,我会搞定。”然后默默离开。

夏天对这些火化工人而言是最难受的。火化室里地温四十多摄氏度,一天工作下来,身上的衣服能直接拧出水来,他们只能趁工作间隙站在门边透透风。

这天,一位女孩在男朋友的陪伴下送走了自己的爷爷,看到爷爷的棺木被缓缓推进火化炉时,小心又克制地哭了起来,王禹轻轻挥了挥手,让他们到旁边坐着休息。

王禹对死亡的最初印象同样来自于爷爷。那时,他还很小,在四川的大山坳里,长长的送葬队伍抬着棺木缓慢前进,天空下着细碎的小雨,泥路湿滑,他摔了一跤,姑姑将他扶了起来。因为这一跤,他对爷爷的去世铭记于心。

如果你问他,为何要做这一行,他会隔着口罩,神秘兮兮地告诉你:“这是命运。”

文 | 李飞 王雅 伊宵鸿 施展萍

特约社工 | 肖旭莉

图 | 陆颖

责任编辑 | 郑安之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