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失灵造成了大批“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是当下困境最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另一个此前不太受人关注，甚至备受忽视的原因则在于人性的弱点。
来源：视觉中国
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支持脱欧选民票数占总投票数的52%。同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唐纳德·特朗普获胜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这两起事件重重给世人敲响了警钟：西方民主制度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通往乌托邦的桥梁，历史仍未终结，我们反而在经济增长乏力、繁荣与萧条的怪圈和社会不公的泥潭中陷入社会分裂，全球思潮急速向右倾斜。继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我们仍在目睹极右势力的全面崛起：在欧洲，恐怖袭击阴影下欧洲难民危机和“仇外情绪”不断发酵，极右政党获得越来越多支持，其中法国国民阵线党魁玛丽·勒庞距离法国总统之位仅一步之遥；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屡屡引起暴乱、骚动和暴力恐怖事件，其最新篇章是10月27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个犹太教堂发生的严重枪击事件，枪手罗伯特·鲍尔斯一边高喊“所有犹太人必须死”，一边射杀了11人；在南美洲，有着“巴西特朗普”称号，带着厌女、恐同、独裁、种族主义等一系列政治不正确标签的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10月28日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
一系列政治动乱挑战“后1989时代”形成的政治共识和进步自由秩序，即新自由主义。这一屡屡被用来形容过去40年政治经济生态的词组指的是经济上倡导“自由”市场，将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延伸至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各个角落；政治上倡导“小政府”，政府不再是公共福利的提供者，而应为市场竞争推波助澜。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884年刊登于《The Modern Review》的一篇文章里。对于作者R.A.阿姆斯特朗来说，这个词的意义几乎可以说与现在我们所知的“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鼓励对经济施行政府干预。1898年，法国经济学家季特（Charles Gide）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则更加接近当下，按照他的说法，我们需要推动一个“享乐主义的世界，在那里自由竞争将成为绝对的主宰”。
全球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与两位英国经济学家有关，一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独占鳌头，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自1936年甫一出版就成为公认的杰作，他主张国家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收到了广泛的接受，它不仅帮助西方社会度过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也构成了直至1970年代的战后西方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
哈耶克的学说与凯恩斯截然相反。他认为，价格是供需关系法则下分配稀少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市场必须是开放性、竞争性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追随个人利益、争夺有限的奖赏。《卫报》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吞噬全球的主张》的文章指出，哈耶克为“新自由主义”的“新”注入的新观念是，市场提供了抵御极权主义这一政治风险所需的所有保障，为了防止极权主义，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保证市场自由。经济学不再是凯恩斯学说中的为达到社会目的（比如生活水平的稳定提升）的手段，唯一的社会目的就是维持市场。
1975年，哈耶克私下会面了撒切尔。彼时的撒切尔刚刚被任命为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党魁，撒切尔向哈耶克保证，将把他的自由市场哲学和复兴维多利亚时期价值观（家庭、社区和辛勤劳动）结合起来。1979年，保守党在下议院获得44席多数，撒切尔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到了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和美国执政的1980年代，国家福利政策紧缩，让位于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并在1989年冷战结束时成为资本主义阵营胜利的最佳注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生存价值的认知——竞争是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
然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自由市场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乌托邦，甚至是当下生存困境的罪魁祸首。人们开始用民主手段来抵制全球化，甚至是反抗自由主义本身。“就好像世界突然回落到好不容易才争取来并且费力维持着的标准之下。”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学术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如此说道。在他看来，当下的“大衰退”是全球化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我们因此见证了种族、国家、宗派等各方面的“我们/他们”区隔的复兴。
新自由主义是如何节节败退，带来极右民粹主义的全球性蔓延的？左翼自由派是如何将自己的阵地拱手相让给了极端右翼？我们要如何走出“大衰退”？盖瑟尔伯格及苏尔坎普出版社邀请了包括齐格蒙·鲍曼、阿尔君·阿帕杜莱、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内的15位国际知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就上述问题展开对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范式的彻底反思。15篇文章汇编成《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15位撰稿人以英、德、法、西等多种语言写作，并于2017年5月法国大选之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不同语种接力出版。
1990年代末其实就有过第一波反思全球化的热潮。彼时就有学者指出需要提防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威权主义和粗俗煽动者上位、狂暴的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20年过去，这些谶语似乎已经成真。若我们将视野投向更久远的过去，就会发现当下的情形似曾相识。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包括盖瑟尔伯格在内的数位撰稿人都引用了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指出了当下状况和彼时的相似之处。《大转型》描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自由经济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认为19世纪西方文明的崩溃就是自由市场衰败的结果。
佛罗伦萨高等师范学校政治学教授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认为，当国家福利紧缩，市场主导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民众感到不再受到社会契约的保护时，反向运动就会爆发，而我们正在见证这一过程的发生。“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反向运动寻求的是重建传统上受保障的权利，它可以推动进步叙事并提供一种更加兼收并蓄和参与式的憧憬，但它也可能会借鉴倒退的政治模式和排他的、走民众路线的政治理念。”鉴于此，多位撰稿人提出应该摈弃新自由主义逻辑，重建普遍的社会关系和参与式民主，建立跨国合作机制遏制不受控的全球资本主义，对贸易和技术进步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让更多的人受益。
但在讨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目前的困境中的。过去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失灵造成了大批“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英国记者、撰稿人保罗·梅森罗列了构成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各个要素，它们的叠加效应就是2016年开始的中立意识形态崩溃。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及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南茜·弗雷泽指出，过去三十年里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m）对进步的理解逐渐取代了1960-1970年代兴起的对解放运动更广泛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阶级敏感的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判式微，社会分为了少数成功者的崛起和多数失败者的沉默。然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沉默的大多数不想再继续沉默下去了，其结果就是纽约大学教授阿帕杜莱所说的“民主的疲劳”和全球性右倾趋势。
新自由主义节节败退的另一个此前不太受人关注，甚至备受忽视的原因则在于人性的弱点：印度裔评论家潘卡·米什拉提醒我们“理性经济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前提，它忽视了人类对失去尊严、荣誉、地位的恐惧和由比较而生的嫉妒和怨憎；德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指出由全球化而生的挫败感对中等学历、中等收入中年男性产生的一大影响就是令他们将怒火洒向了社会精英、女性和难民；鲍曼则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性困境”是因为人类本身对陌生人、外来者等未知的恐惧，这和全球化的事实产生了激烈冲突，尽管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严丝合缝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语境之中。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部分学者的重要观点，以飨读者。
（节选自《克服对自由的恐惧》）
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许多结构性转变，主要包括：制造业的离岸外包，将大企业重组为小公司的“价值链”（value chain），减税以收缩政府，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只有通过了解这些变化的叙事效应以及它们直接的经济影响，我们才能理解2016年开始的中间路线（centrism）在意识形态上的崩溃。
生产的离岸外包旨在降低工资成本和减少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但是，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更广泛的叙事效应是“消灭空间”：它向整个阶级发出信号——地方，你的身份的关键来源——并不重要。
根据制造利润率差异的细分而对公司进行重组，是为了使企业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受到金融市场的支配。……这种信号的效果同样清楚：公司不再承担任何日常的社会义务。
第三个大的结构改革是削减累进税。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缩小政府的规模。但是一旦出现资产泡沫，离岸避税港湾将蓬勃兴起，低税率的次要影响是增强不平等和抑制社会流动。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公共服务的侵蚀在向工人阶级传递明确的信号：1945年后的社会交易已经告终。福利国家中只有那些对资本有效的部分才会被保留。
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第四个武器，它更新了创利资本的股票，并治愈了困扰凯恩斯时代晚期的利润危机。收费公路，铁路私有化，本地公共汽车服务的混乱分散，终止为穷人供应电力和燃气的新能源政策——这些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使公共服务尽可能变得昂贵起来。……这传递给工人阶级家庭的信息是清楚的：你只能靠你自己。实际上，政府在这里不是为你提供帮助，而是使所有公共服务尽可能变得昂贵和稀缺。
最终，消费的金融化只是资本主义本身更广泛的金融化当中的一部分。现在，所有公司都被投资银行的分析师阶层支配。那些多愁善感的管理者被取代了，他们想要维持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学到的社会合伙礼仪。这是所有文化信号里面最大的一个。在未来，最高地位将不会给予名字排在所有电源牵头的本地老板。相反，撒切尔主义欢迎的是交易大厅里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不同于20世纪中期顽固的资产阶级，一个固执己见、自我本位的工薪阶层可能成为这种新的创业精英中的一分子。
通过把金融掠夺颂扬为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英雄，新自由主义开始将“工人阶级文化”重新包装为一种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所欢迎的是无知和自我主义——这跟以前的情形恰好相反。……对于我父亲那一代，系统里的一切都致力于养成（oxygenate）反种族主义、国际主义和自我教育的利他主义，而现在，新自由主义则催生出它们的对立面。三十年来，这种做法的功能是破坏和分解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问题是，当新自由主义本身崩溃时，被催生出来的已不再是主流的保守主义，而变成了威权的右翼民粹主义。
（节选自《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
按照美国的政治形式，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新社会运动中各类主流势力（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Q权利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高端的“象征”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领域（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在这个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但在不知不觉中，前者为后者赋予了更多感召力。像多样性和赋权这样的理想，原则上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如今却为损害制造业和中产阶级或曾拥有生机的那些政策推波助澜。
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大致发展了近三十年，并在1992年随着比尔·克林顿的当选获得认可。克林顿是美国“新民主党”——可以看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曾领导的新工党的美国版本——的首要设计师和领导者。为取代由制造业工人联合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大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尽管赞同这些进步观念，克林顿政府仍不忘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党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被弃置一旁的是美国中西部的“锈带”——这里曾是新政社会民主的大本营，如今则成为将选举团交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地区。过去二十年中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该地区以及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了巨大打击。克林顿的政策由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继任者延续下来，工人群体，特别是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简言之，工会势力削弱，实际工资下降，临工增多，以及“双收入家庭”的兴起取代了已被废止的家庭薪资（family wage）——克林顿主义（Clintonism）对这一切负有重大责任。……
在制造业深陷谷底的这些年里，美国喋喋不休地谈论“多样性”、“女性赋权”和“反歧视斗争”。这是识别精英群体而非追求真正的平等的过程，这些术语将解放等同于在赢家通吃的公司等级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崛起，而不是废止这种公司等级制。这种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individualist）对进步的理解逐渐取代了1960、1970年代兴起的对解放运动更普泛的、反等级制的、平等主义的、阶级敏感的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认识。随着新左派的式微，其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判逐渐消失，这个国家特有的自由个人主义心态得以重现，不知不觉间消解了“进步分子”和自我标榜的左派的远大抱负。然而，搞定一切的是与这种演变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一个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的政党，在一种主张“冲破玻璃天花板”、“跻身”（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的精英企业女性主义那里找到了它的完美伴侣。
（节选自《民主的疲劳》）
当今世界大范围对民主本身的厌倦感有着特殊的逻辑和语境，对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基于网络的动员、宣传、身份建构和寻找同类可能造成了一个危险的错觉，即无论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可以找到同伴、盟友、朋友、合作者、皈依者和同仁；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对维系经济主权所做的努力都难以为继；第三，世界范围内人权意识形态的传播，已赋予异乡人、外国人和移民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去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权利，尽管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很难受到欢迎并且必须面对苛刻的入境条件。总而言之，这三个事实加深了对民主制度始终要求的正当法律程序、协商理性和政治耐心的全球性的难以忍受。在这三个因素之外，我们还要再加上：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缩水，以及正是依靠放大我们都正冒着金融灾难的风险的看法而得以繁荣昌盛的金融业的全球渗透——持久的经济恐慌氛围加剧了人们对于民主的缓慢暂存性的不耐烦。许诺给国家带来繁荣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总是故意营造这种恐慌。
（节选自《怨憎时代的政治学，启蒙的黑暗遗产》）
耳熟能详的二元对立修辞——进步和保守、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一次派上了用场。然而各行其是的思想界一直在追赶快速发展的时间和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的意义，这不禁让我们怀疑，找寻针对如今混乱秩序的理性政治替代物，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妥协。不论他们是左倾、中立还是右倾，有个观念仍然抑制着新的政治上“非理性主义”的反对者，即个人是理性的，是被物质自利所驱动的，被失望所激怒的，一旦如愿以偿就可以平息。
这是一个最初在启蒙时期发展出来的关于人类动机的观念，它忽略了传统和宗教，而把理性地追求个人和集体利益的人类能力当作其现代替代品。在这个观念的解释图式中，意识形态上左倾和右倾的人都将追逐私利的中产阶级，或者说“经济的人”（Homo Economicus），设想为人类的常态。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其天生的欲望和本能通常由最终的动力塑造“追求快乐，规避痛苦。这个简单的观念忽略了很多人类生活中曾经存在的因素：例如对失去荣誉、尊严、地位的恐惧，对变化的怀疑，对稳定安逸的向往。我们无法讨论和处理那些更加复杂的动力——虚荣，害怕展现脆弱，或”形象塑造“（image-making）。那些超越理性主义者着迷于物质上的进步，忽略了“落后状态”所赋予的身份的诱惑以及受害者身份带来的持续愉悦。
……
令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在今天显得与以往不同，并且也使自我饱受折磨和冲突的，是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现代民主的理念前所未有地流行；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如果不是毫无可能的话）。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就已经注意到情感滋生的令人困扰的复杂性。他担心新世界对贤能政治和“条件的平等”的承诺会带来激进的野心、腐蚀性的嫉妒和长期的不满。在某些特定时期，对平等的热情会使“暴怒膨胀”，导致对自由缺失的默许和对强权人物的渴望。
……
现代性经历的广泛传播如漩涡一般，增强了人们的怨憎（ressentiment）心理——因妒忌和羞辱感以及无力感的强烈混杂而造成的对其他人的存在的怨恨，随着这种情感持续存在并不断加深，它毒害了文明社会并且削弱了政治自由。怨憎心理是一种符合的情绪，揭示了人类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不稳定关系。卢梭虽然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但他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正如他所见，在商业社会中，人们既不会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为他们的额国家而活；他们为了自己的虚荣或者说自尊（amour-propre）的满足而活——获取别人认可的欲望和需求，希望从别人那里也得到像他对待自己那样的尊重。
……
怨憎心理的增长也与商业、民主社会理想的传播密不可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在20世纪早期建立了一个系统性的怨憎心理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固有的典型的现代现象，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权力、教育、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异并存。这些不一致，伴随着关于个体愿望和平等的不断扩张的理念，一起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渴望，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滋长繁荣；1989年冷战结束后，平等的条件，也就是天赋、教育和努力工作带给个人以社会流动性，这不再是美国专属的幻想。关于平等的幻想在结构性不平等扩张之际依然不断扩散。因此，怨憎心理从一个欧洲或美洲的弊病逐渐转移为全球性的瘟疫。
……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通过让人安心的二元对立来定义民主危机：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宗教与世俗主义，诸如此类。但更值得尝试的，是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极度令人忧虑的情绪性的和社会的状况，虽然现在无论在何方这一状况都已变得非常不稳定。这至少让我们能够审视今天在不同的政体和阶级中怨憎的运作，理解民族-国家主义者的至上主义和在印度、土耳其随社会流动一同增长的厌女症，以及发生在美国、英国的停滞与衰退。
（节选自《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正是在世界体系中一度领先的西方国家中，有一些特定群体出现了相对衰弱。而往往正是在这些群体中，像“Make XY Great Again”（让……再次伟大）这样的独裁消息频频出现。这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息息相关，它正在经历倒退的现代化这一特殊形式。可以断定，首先是全球经济一场蓬勃的发展。从1980年代末开始，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有所缓和，这首先与亚洲的经济繁荣有关。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已经赶上并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那里有全球化的赢家，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虽然与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还是相对贫穷的。由于中低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或者顶多略有增长，西方世界内部的不平等加剧。旧工业化世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全球现代化中的失败者，他们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是如何将脚下的土地失于他人的：失于世界主义精英，失于高素质的全球化成功者，失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那些低等或中等学历的男性还经历了其他方面的挫败和不安全感：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往往已经失去了象征性的一家之主的地位，相对于难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相应的怨憎不仅出现在道德基础中，然后被政治运作者把控，而且还被圈内人活跃分子煽动并合法化。……
这些去文明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低阶层，也出现在精英人士中，在中等学历、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中尤其突出。其他的还不便多说，研究才刚刚开始。除了每天陪家人吃过晚餐后，在互联网上关注或者传播负能量信息，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导致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物质和文化上的地位缺失是怨憎、负面情绪、身份认同和阴谋论的催化剂，这些方面早已被确定为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的特征。
（节选自《寻找目标与命名的症状》）
……我们的世界性困境已然来临与我们事实上缺乏世界主义意识、理念或态度这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我们当前最为困惑的窘境、最为不解的忧虑与烦恼均根源于此。我们的“世界性困境”，贝克指的是，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物质与精神相互依赖的情况，也就是别处所称的全球化。在这一困境与我们调整行动以适应其前所未有之要求的能力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
有很多简单但合理的方式可以用来概述人类往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我们”时而零散、时而突然的扩张故事——这一故事肇始于一群采集狩猎者（根据古生物学家的推测，人数不会超过150人），然后是部落和帝国之“想象的整体”，知道当代或联合或结盟的民族国家或“超级大国”。然而，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
……
但随着兴起的“世界性条件”开始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这种机制已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事实上，它绝对不适合执行人类一体化历史中的这“最后一次飞跃”：将“我们”这一概念及人类共同居住、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各类实践，提升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程度。……它呼吁的恰恰是将“归属”（即自我认同）问题与领土或政治主权问题相分离……
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主张似乎不可能实现。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当前的症状表明，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搜寻“他们”——最好是那些陈旧过时的、确定无疑的、心怀敌意的外来者，这样人们就可以轻松地强化身份、划定边界和设置门槛了。为了应对领土主权的逐步侵蚀，越来越多当权者的“自然情感”和常规反应往往是推卸自己的大国责任，背弃先前赞同共享资源和协调政策的承诺——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应对事实存在的世界性困境所欲采取的各项规划和事业也渐行渐远了。
……
当前，最显而易见、最富冲突性、最具爆炸性的标志是，人们意图放弃康德关于即将到来的‘人类公民大联合’的愿景，与之伴随的则是现实中金融、工业、贸易、信息领域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升级，以及不断涌现的各种违法形式。这跟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心态和情感与日益世界性的生存现实之间的对抗交锋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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