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认为，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阶层固化导致的恶劣结果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底层很难有出头之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3月3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向上流动在何方”的文章。文章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勤劳朴实的村民们点赞，同时也批评了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拼爹”等现象和中国面临的阶层固化危机。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

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分层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勤奋努力的程度不同，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个体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受权力的干扰。

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一个阶层的致富不是以损害另一个阶层的福利和权益而实现的。

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按照帕累托改进模式进行下去，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权力与财富、官员与商人纠缠到了一起，导致了阶层两极分化剧烈，阶层之间缺乏公平的流动性。一方面，形成了日益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仅仅通过勤劳已经难以改变自身命运。

1980年代，中国社会还普遍信奉“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但是，19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句话了。大学生一毕业即面临失业等社会现状令“上学无用论”、“拼爹”等看似充满负能量的社会话语流行起来。

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湘潭神女”王茜等等新闻见诸报端，背后无一不飞舞着社会对官员子女的质疑。

阶层固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阶层跃迁变得异常困难。比如，与1980年代相比，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动力越来越小。一些普通城市家庭的年轻人也时常抱怨说：“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却不能出人头地。”

与“火箭提拔”一样备受公众质疑的就是公务员“萝卜招聘”现象。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杂志曾报道称，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仇富仇官，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具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的情绪，这种社会情绪往往对社会具有破坏性。

社会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接受界面采访时称，如果不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阶层固化的现状，会严重影响低收入者对于政府和政策的认同，甚至会爆发某些社会矛盾和危机。

《人民日报》在31日的文章中写道，如何让向上流动的路畅通起来？从逻辑上讲，根本的手段是让规则变得公平起来。

上述文章指出，管住野蛮而任性的权力，让它退出它不该在的领域和场所，让各种形态的竞争失序、无序终结，人们在平等的规则下各放异彩。这与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依法治国”相吻合，法治是善治的根基，清明的社会环境，需要法治视野下的各安其位。

面对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和贫富不均问题，新一届中央高层也正试图通过反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

而李实认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目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能给社会底层提供各种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