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大西洋月刊》口述史系列的一部分，Aaron Reiss采访了唐人街上许多店主的子女，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帮助家里照看生意的故事。

24岁的爱丽丝·刘（Alice Liu）想要振兴唐人街社区。她的父母开着一家名叫GTW Tea and Water的小店，店中主要出售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商品，如茶叶、佛教用品以及装饰性的旅游纪念品等。多年来，她一直以各种形式帮助父母照看店铺。家里曾经开过一家餐馆，那时她还帮忙准备过食物。她回忆道，“对此我还记忆犹新：我坐在一只装满外带酱油包的大盒子后面，用剪刀剪开塑封袋的一角，然后把酱油倒进一只桶里。”

我在2018年春天采访了她。以下内容取自我们俩当时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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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6、7岁左右开始与父母一起工作。那时的他们在利文顿街（Rivington Street）经营一家小型中餐馆。放学后，我的父亲或母亲会把我们姐妹两人接回餐馆。不做作业时，我会招待客人、擦桌子，或者洗碟子，然后把干净的碟子送回厨房。

当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重体力劳动。多数时候，我们会在外面跳绳，或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画。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我的父母实在没法从餐馆中脱开身，且他们也负担不起请保姆的费用。有时，我的父亲想要“锻炼”我们，他会把我们拉进后厨，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此我还记忆犹新：我坐在一只装满外带酱油包的大盒子后面，用剪刀剪开塑封袋的一角，然后把酱油倒进一只桶里。后来我们发现，一次最多可以同时剪开五个袋子。于是，我们把几个袋子摞在一起，然后再剪角、倒酱油。

在周末的早晨，我常常负责切蘑菇。那一整天，我的手一直有股蘑菇的味道。我还会负责剥葱、剪刀豆等一些没有危险性的工作。后来，到了8岁左右，我还学会了洗碟子。再后来，在午餐高峰时段，我会帮着打饭、打汤。装食物的桶非常大，大到能容下整个当时的我。我最喜欢的还是送外卖：我需要将饭菜送到附近的工地。我能拿到许多笔1美元的小费，拿到小费后我会去买冰棍或薯片。我感觉自己像个女皇。

上了高中之后，我才真正为家中的生意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餐馆经营不下去了，于是我们用25万美元开了一家卖鞋子、珠宝、DVD和派对用品的小店。店里的人流量不大，因为我们的店位于二楼。于是我和姐妹会把一整箱鞋子搬下楼，然后在人行道上卖鞋子。童鞋卖3美元一双，成人的鞋子卖5美元一双。后来警察喝止了我们，还罚了款，这把我吓得不轻。

我上大学之后，我的父母搬到了现在这家店，也就是GTW Tea and Water。“GTW”是“好茶好水”（Good Tea and Water）的缩写（我知道，这样解释也算是在重塑品牌形象吧）。在大学期间，我会周末回家帮忙，做收银、记账一类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不久，奶奶去世了，父亲不得不回到中国料理后事，因此我必须填补父亲留下的空缺，全职帮母亲照看店铺。我想要找一份与我的专业相关的工作，但奶奶刚去世，我只好责无旁贷地照看起了店铺，好让在外的父亲安心。

我试着用新的手段帮助店铺实现现代化。很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说服他们引入信用卡支付。但他们更喜欢收现金，因为这样更方便。店里的所有账本一直由我的父亲手写。最终，我设立起一套记账系统。这个过程花了一整年，他们最终还是习惯了它。如今，店里也接受信用卡付款了。现在，我正在帮助他们建立网上商城，试着带他们走进现代生活。他们的这种生意正在快速走向衰败，我们这一代人对高档中国茶和佛教用品不感兴趣。这种生意很难做。我不得不自学如何PS、为产品拍照、美化网页、写文案、列库存清单——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新鲜事物。

父亲希望自己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对他而言，只有这样，他的一生才算并没有白活。我们姐妹俩希望他能在吃了这么多苦之后取得成功——这样才算是有个圆满结局。为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他们将一种孜孜不倦的精神遗传给了我们。我们一家人希望通过自身的艰苦奋斗换取生意上的突破。我的父母如此努力，我又如何能够懈怠？

我希望自己能留下点什么。我的父母是我的老师，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我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我们的文化。我想，我没法把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传承给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学到一点好东西，我希望他们拥有中国灵魂。

多年来他们一直要付我工钱，但我从来不收。我知道这些钱来之不易，我不能拿他们的钱。

帮助父母摆脱贫困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

文中图片均来自原作者Aaron Reiss

（翻译：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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