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英博物馆又因文物来源之争陷入风口浪尖。

据英国《卫报》报道，大英博物馆于10月12日推出月度系列讲座“收藏历史”，讲述部分馆藏文物是如何进入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的。该系列讲座免费对公众开放，由大英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亲自讲述包括来自前殖民地的若干文物，首场讲座的主题就是两件分别来自所罗门群岛和东南亚的文物。

大英博物馆亚洲民族学与南亚收藏部门负责人Sushma Jansari表示：“（关于大英博物馆）有许多片面的历史叙述，大多关注收藏的殖民属性，所以很多人会感到非常愤怒沮丧。我们希望能够平衡一下观点。我们的很多收藏不是在殖民背景下获取的；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过欧洲人的掠夺（looting）获得的。”

这一说法不出意料地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英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近代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其中国藏品包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商周青铜器和被斯坦因掠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这批收藏的处境和状态始终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

即使是在英国当地，大英博物馆的这一有着“洗白”嫌疑的声明也令部分学术界人士感到不满。今年年初，艺术史学者Alice Procter举办“令人不安的艺术导览”（Uncomfortable Art Tours），力图揭露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诸多英国收藏机构的殖民主义渊源。大英博物馆推出的这一系列讲座看似是在回应Procter的批评，对此，Procter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称，她对“收藏历史”系列讲座表示欢迎，但此类项目通常就是一种自卫机制，她强调，即使文物看似是通过公平手段获取的，也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殖民主义关系和权力不对等。

根据早稻田大学荣誉教授出口保夫的统计，截至2005年，大英博物馆藏有689.5万件收藏品，分别归属于10个部门，其中史前和古代欧洲部门与版画和素描部门分别收藏250万件，合计500万件。光看这个数字，“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过欧洲人的掠夺获得的”这个说法是有其合理性，因为有些部门的收藏品与原殖民地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若是我们仔细考察这座历史上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的历史，不难发现，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概念从诞生之初就与帝国殖民主义秩序息息相关。在后殖民时代的当下，这类西方“百科全书式”博物馆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将自身重塑为为全球所有人服务的世界性博物馆，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它们很难在叙述中完全回避过往的殖民史。

殖民主义与博物馆的诞生

博物馆（museum）的前身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名为“Mouseion”或“Musaeum”的文化机构。根据考证，托勒密一世或其儿子托勒密二世创办了这一包括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内的机构。“Mouseion”的字面意思是“缪斯的宝座”，是一个为音乐、诗歌、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艺术家、思想家及学者提供学习和交流机会的场所。

到了近代早期，“博物馆”指的是君主、贵族和教会所有的“珍宝柜”（curiosity cabinet）——这些私人收藏不对外开放，只是作为所有者的财富和学识证明。1743年，酷爱艺术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史上第一个将私人收藏献给国家的家族，他们的部分收藏画作早在1582年就在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对外展示（乌菲齐美术馆现为全球最有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从17世纪开始，公众开始有了欣赏艺术作品的强烈需求，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开始酝酿。18世纪下半叶，全球两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一座是创立于1759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座是创立于1793年的卢浮宫博物馆，后者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国民议会的法令由皇宫转变为博物馆，公开展示从神职人员和贵族那里充公的珍贵财物。

和大英博物馆相比，卢浮宫或许是个更加明显体现博物馆殖民主义逻辑的例子。在卢浮宫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拿破仑一直通过军事征服为卢浮宫攫取、填充了大量艺术珍品，其艺术品掠夺的规模堪称现代史之最。这位矮个子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心怀创立“全球博物馆”的理想，将自己视作被压迫文明的解放者，希望从全球各地收集艺术珍品，并向所有人集中展示。在当时的法国人看来，法国人高超的艺术品位让他们成为掠夺艺术品的最佳欣赏和保护者。

说回到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一样，它同样是一座大多数收藏品来自海外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20世纪捷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曾在《英国行旅记》中如此写道：

“英国因为是个不太有创造力的国家，所以努力从外国收集宝物。从雅典卫城拿来壁面雕刻，从埃及拿来斑岩、花岗岩的巨人像，从亚述拿来浅浮雕，从尤卡坦半岛拿来多节黏土烧的像，从日本拿来微笑佛像、木雕与漆器，以及从各大陆、各殖民地拿来种种艺术品、铁制细工品、纺织品、玻璃制品、花瓶、鼻烟盒、书籍、雕像、绘画、珐琅细工、镶嵌贵金属的书桌、撒拉逊人的剑以及其他种种珍宝，大概全世界稍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拿到英国来。”

大英博物馆的实际创立者汉斯·斯隆（Hans Sloane）是位在民间开业的医生，通过为包括安妮女王（1665-1714）在内的贵族看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曾于1687年以侍医身份跟随牙买加总督阿尔比马尔公爵前往西印度群岛，广泛调研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岛屿的动植物与矿物，并带回了大量标本。斯隆的收藏活动持续了一生，他在晚年立下遗嘱，要求死后将自己所有的遗产捐献给国家，不过希望国家能够给予他的两个女儿每人一万英镑。

1753年1月10日，斯隆逝世。根据其遗嘱执行人的统计，斯隆的收藏品包括3516册手抄本、4万册书籍、3.2万枚勋章与硬币、12506件植物标本、5843件贝壳、756件解剖组织标本等。当年3月，英国议会同意支付2万英镑来接收斯隆在遗书中交代的收藏品。6月，议会向国王乔治二世提出设立大英博物馆的法案，获得批准。6年后，大英博物馆在位于伦敦大罗素街南面的前蒙塔古宅邸正式落成开放。

直到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都因帝国扩张带来的收藏品捐赠与收购而不断扩充其藏品规模。其中最受人瞩目、评价最高的收藏品应该是恰佩尔所说的雅典卫城壁面雕刻，即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群。1816年，英国以国家经费向埃尔金伯爵购买了这项伟大的世界遗产。埃尔金伯爵于1799年赴君士坦丁堡任驻土耳其大使，当时希腊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801年，酷爱文物的埃尔金伯爵获得土耳其政府的许可，雇佣工匠从雅典帕台农神庙上拆下这批雕刻，历经波折终于在1811年运回英国。

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James Delbourgo在《收藏世界：汉斯·斯隆与大英博物馆的起源》（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一书中指出，公共博物馆的概念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只有一个位居帝国中心的收藏者才能够为了分辨物品而将如此多的物品收集起来，这是一项志在为整个世界分类的惊人之举。”

Delbourgo认为，随着时间流逝，“帝国竞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促使博物馆重新定位自己，其叙述开始强调“文明的进步”。时至今日，大英博物馆依然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时代遗产——在一座巨大的希腊式建筑里收藏着全球珍宝，仿佛英国是希腊和罗马人的合法后裔。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或许的确如此，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才代表着“文明世界文化和审美成就的巅峰”。

当掠夺文物失去正当性

1863年4月24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第100号通令》（又称《利伯守则》）。林肯或许没有意料到，他颁布实施的史上第一部全面、定义清晰、文明的战争守则永远地改变了人们对掠夺文物的看法。《利伯守则》形成了有关对待战俘、敌方拥有财产以及“战场战利品”的书面规定，第35、36条明确规定保护“古典艺术作品、图书馆、科学藏品”，应通过和平协商确定其最终所有权。该通令形成了1907年海牙公约的基础，后者规定禁止在战争期间的劫掠行为，虽然实际上战败国在要求战利品返还上并没有多少影响力。

1900年，在其他国家掠夺艺术品开始变成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尔·梅耶和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指出，1860年，英法联军尚能大言不惭地宣称战利品“来自圆明园”以提高艺术品的拍卖价格。1900年以后，虽然掠夺活动仍在进行，但藏家开始遮掩、否认战利品的出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知名机构开始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掠夺物品。

纳粹德国于二战期间系统性劫掠欧洲各国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特别是犹太人的私产）是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艺术品掠夺行为，当时希特勒计划通过这些掠夺品在德国建立全球最大的博物馆。然而在外界看来，这一计划不仅毫无合法性，而且罪不可恕。盟国达成共识，“在德占期间被拿到德国的所有财产均会被认定是在胁迫下转移的，因而应当被视为被劫掠的财产”，那些能够辨识来源的作品应该归还给其来源国的政府。1945年，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之际，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就成立了古迹救护组织，在德占区的废墟中搜寻纳粹掠夺物，使之物归原主。

二战期间规模巨大的文化遗产破坏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4年在海牙通过《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该公约基于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及1935年华盛顿公约所确立的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各项原则，规定各缔约国禁止、防止及在必要时制止对文化财产任何形式的盗窃、抢劫或侵占以及任何破坏行为。

为了防止文物流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制定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公约1972年开始生效，目前有110个缔约国。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返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选举出22个委员国，以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和准成员国在文物追索上产生的纠纷。

文化遗产被广泛认为是民族象征、国家宝藏。于是我们看到，自20世纪以来，新兴民族国家频频要求西方返还文物，这其中就有中国。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屡屡掀起追讨历史上被掠夺文物的声浪，圆明园青铜兽首成为其中的代表获得了广泛关注。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2003年，由澳门赌场大王何鸿燊出资，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以130万美元的价格私下购回了青铜猪兽，在国内引起轰动。随后在2003年和2009年，拍卖市场都出现了青铜兽首，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愤怒抗议。官方层面的文物追索行为也在推进。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文物收复项目，派出调查组走访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对1860年至1949年从中国拿走的博物馆级别艺术品进行确认。

文物追索背后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观固然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并获得广泛同情，然而对西方博物馆来说，这也成为文物收藏和历史叙述的最大尴尬之处。我们可以从底特律博物馆研究员本杰明·玛曲于1929年发表的《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一书中的一段话感受到这种复杂矛盾的情绪：

“在今日美国，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一些最珍贵藏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珍爱、尊敬那些藏品，视其为世界伟大艺术作品。”

后殖民时代，博物馆如何言说自己？

对于文物原属国的追索请求，大英博物馆同样并不陌生。1925年以来，希腊频繁呼吁大英博物馆归还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群；近年来对归还文化遗产态度最强硬的国家则是土耳其，土耳其文化部公开声称对拜占庭艺术品持所有权（尽管这些艺术品创作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千年以前），还中止了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卢浮宫和柏林佩加蒙博物馆的文物出借计划。

虽然西方博物馆常常指出此类民族主义示威行为缺乏历史根据且错误地将文化置于民族的限制框架之内，但西方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确感到了在后殖民时代重新定义自己的压力。当大英博物馆的馆长和策展人在1990年代对展厅进行重新规划时，他们感受到世界通史和英国史之间的不安关系。他们意识到，大英博物馆必须在后殖民时代重新思考何为“英国”，并为馆藏找到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于是，21世纪的大英博物馆被定义为一家“世界博物馆”（museum of the world），其收藏“有着全球血统，且向全球公民开放使用”。大英博物馆频频举办各类文物借展、巡展及文化交流活动，履行其“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Show the world to the world）的宗旨。前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曾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博物馆和文物原属国的分歧在于某一个国家的物品是应该让全球共享，还是保留在来源地。在他看来，大英博物馆的办馆理念是通过大英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使全世界能够思考其共同的历史，告诉人们全球各地的文化的相互关联性。

麦格雷戈曾于2010年促成大英博物馆与BBC合作推出《世界历史百物》（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广播节目，每一集为听众介绍大英博物馆的一件藏品，展示物品背后的历史事件。后来这一创下1100万人同时收听记录的节目变成了书，又衍生出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2017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分别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举行，成为当年中国的现象级展览，仅上海站就吸引了38.4万余人次观展，平均排队时间4个小时。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旨在通过100件实物展示人类文化的共通之处，避开对某个国家文化或历史的偏颇性阐释。然而这一构想很大程度上仍在无声地述说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史和商贸往来。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Belinda Crerar）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大英博物馆无法否认其是一个建立于大英帝国和海外殖民时代的机构的历史，该展的多数展品（特别是亚洲展品）都是在19世纪通过贸易或其他手段获得。“对于这些展品，我们馆会引起特别的重视。这其中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藏品，还有澳洲的、非洲的。我们鼓励一些机构和我们接洽，告诉我们藏品的出处和起源。”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在中国巡展期间刻意回避了乾隆御题诗玉璧等敏感性藏品。据克里勒介绍，乾隆御题诗玉璧是大英博物馆在颐和园被毁时收藏的，有掠夺品的嫌疑，如若展出有可能会引起“负面的宣传”。“大英博物馆非常幸运能够拥有百科全书式的馆藏，这当然绕不过大英帝国的拓展和英国商人在探索世界时，不断将各地的物件收集带回伦敦，这些行为可能在当时稀疏平常但在今日却没那么容易被接受，而我们要面对和接受的是这种文化的变化和敏感性。确实，这对大英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很多其他拥有百科全书式的机构来说都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它了。”

当西方博物馆承诺将文物视作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来珍视、保护和阐述时，我们是否就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它曾在历史上被掠夺的事实呢？客观中立的全球史是否真的有可能脱离民族史和殖民史，用物品来替代史书发声呢？当文物的历史远远早于现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我们又是否能理直气壮对其声称所有权呢？当我们强调文物所有权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混淆资本主义逻辑下的产权和文化内在的“普世价值”呢？只要我们还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文物来源之争就会继续下去；而大英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的辩白——无论其动机多么合理——都将面临审视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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