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马克思、查尔斯·达尔文是20世纪思想家中的三巨头，他们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巨大影响。尼采是哲学偶像的破坏者，他的论说包括“上帝已死”、“ 世上没有事实，只有诠释”等。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他推崇的观念，包括超人说、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还有或许最危险的权力意志，这些观念使他长久以来被广泛曲解。有三种关于尼采的谬论格外需要澄清：他的政治立场是极右翼，他是一位厌女者，以及他缺乏幽默感。

这种讹传相当普遍。对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大量引述自己的观点，美国“极右翼”组织领导人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宣称，他是“受尼采启发”。但还是让我们先从纳粹说起。成长于俾斯麦治下的德国，有三件事让尼采十分痛恨：大国、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德国，关于德国的一切，这是德国哲学的终结，”他写道，“我要向所有排犹主义开火。”

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则持相反观点。她嫁给了一位著名的激进排犹分子（尼采拒绝出席婚礼），并且夫妻俩还动身前往巴拉圭，去建立“纯种”雅利安殖民者的新德国。在1889年殖民失败时，尼采也失去了理智（发疯）。伊丽莎白返回德国，负责照顾她的哥哥，她收集了他的所有手稿，建立了尼采档案馆。

谈到虚假新闻，伊丽莎白是一个先驱。当她哥哥于1900年逝世时，她认为尼采的死亡面具（以石膏或蜡将死者的容貌保存下来的塑像）不够吸引人，于是就伪造了另一个。对于尼采的写作，她也如法炮制，在翻检尼采的文献遗产后，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删减拼贴。她出版了一部关于尼采的不可靠的传记，搁置了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的出版，直到她删去了书中对自己的批评。

在出版的内容方面，尼采总是显得很俭省，但是他喜欢在书的标题上玩花样。他写过的标题比书要多得多。他废弃的一个标题是“权力意志”。他像是写购物单一样，潦草记下了许多被废弃的标题。但是伊丽莎白从各个地方搜罗出了一些断句残篇，编造了一部名为《权力意志》的书，以她哥哥的名义出版了。该书相当成功，以至于几年后她又出版了一部增订版。

伊丽莎白一直活到1935年，这让她有了将近40年时间去篡改尼采的文本和信件，控制这些文献遗产。尼采档案馆变成了一个填满了极右翼观点的机构，其激进的民族主义与她自己的观点相应和。她的“帮凶”还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尔弗雷德·巴穆勒（Alfred Bäumler），他们见证了柏林焚书，编订了尼采文本的新版本，包括了新版的《权力意志》，它仍然创造着一种尼采本人撰写该文本的假象。巴穆勒由马丁·海德格尔引进尼采档案馆出任编辑。他们两人持有一种奇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尼采已出版的著作都不作数，因为他真正的哲学观点存在于未发表的遗作、未出版的文献遗产中，这些资料因为伊丽莎白本人的原因仍由她控制着。这也导致他们继续拼贴碎句断章，把自己的观点借着尼采的嘴说出来。

伊丽莎白十分崇拜墨索里尼。1932年，她劝说魏玛国家剧场排演了一出他创作的剧目。希特勒在演出时到场，献给她一捧巨大的花束。一年后，当时已是德国总理的希特勒访问了尼采档案馆，随身带着他惯用的鞭子，在里面待了一个半小时。当他出来时，鞭子已经不见了。他拄着尼采的步行手杖，那是伊丽莎白送给他的。

希特勒对于把自己变成哲学领袖的想法相当痴迷，虽暂无相关史料证明他是否研究过尼采，但学界普遍认为他没有。1924年，他在监狱里写了《我的奋斗》，当时的图书室留存下来的图书中并不包含任何尼采的著作。它们很可能是他藏书里的一部分，后来图书丢失了，但他以后的图书室里也没有保存任何有翻阅痕迹的尼采著作。那部著名的讲述1934年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被特意起了个尼采式的标题：《意志的胜利》，但是当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问起希特勒是否喜欢读尼采时，他回答说：“不，我不会读太多尼采……他不是我的向导。”

尼采著作中包含的复杂思想对他没用，不过“金发碧眼的野兽”、超人说（任何一个都不是种族概念）以及“超越善恶”之类的妙言警句还是被希特勒无限滥用了。甚至当纳粹的宣传者和演说者霸占了尼采的用词和意义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其中的荒谬。著名的纳粹思想家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满含挖苦地评论道，尼采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他还反对种族思想，排除掉这些事实，他才可能是个先锋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家。

尼采还有另一个不该有的坏名声：厌女者。生于1844年的他进入了欧洲一所最好的学校学习，而伊丽莎白被送到了帕拉斯基小姐（Fräulein Paraski）的私塾学习如何俘获良婿、经营家庭，以及说一点儿优雅的法语常用语。但尼采将伊丽莎白等同视之，他给她提供阅读书单，敦促她为自己思考，参加公共课程来扩充自己的知识。

1874年，当他在巴塞尔大学做哲学教授时，发生了一场女性进入大学的投票。尼采是仅有的四个支持票之一，这场运动还是输掉了。1876年，他去到意大利加入玛尔维达·冯·梅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梅森堡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为女性的解放奋力作战。在1848年革命期间，梅森堡因走私信件被德国驱逐，自此她就在伦敦北部过着流亡生活，靠着当家庭教师维生。玛尔维达声名远播，以至于1864年加里波第在泰晤士河航行时，曾邀请她登上快艇，在早餐期间谈论政治。加里波第放下一个装有软垫的扶手椅，用绞车将她舒服地拉上甲板进行早餐会面，玛尔维达被他那加勒比海盗式的魅力深深折服。

尼采和梅森堡打算在索伦托下面的山洞里建立一个自由精神的学校。这座学校也面向女性，在他们的研究中，哲学、美学、宗教怀疑论、性自由等等无所不包。学校虽未能成形，但他与梅森堡的友谊扩大了尼采的女权主义者交际圈，包括争取女性投票权的积极分子梅塔·冯·萨利斯-马希林斯（Meta von Salis-Marschlins）和雷萨·冯·希恩霍费（Resa von Schirnhofer）。

到了19世纪80年代，女性被允许进入大学的阶梯教室做“旁听生”，尼采鼓励她的妹妹、萨利斯-马希林斯、希恩霍费都去申请。1887年，萨利斯-马希林斯成为了第一个从瑞士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希恩霍费也走上了相同道路，她们俩都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882年，尼采完全彻底地爱上了露·莎乐美（Lou Salomé），这位女郎后来把里尔克和弗洛伊德也给迷住了。这段时期，他描写了女性的心理困境。在《快乐的科学》中，他指出，年轻女性在成长中，被告知性可耻而罪孽是多么荒谬，她们被教导要将男人奉若神明，只有进入婚姻，由男性驱使着，才能体会性的恐怖和责任。她们怎么可能适应这样的生活？“这样，”他注意到，“人就被打上了一个无可匹敌的心结。”

直到读了尼采的信件，我才知道他多么有趣。“如果男人有一把大胡子，最绅士、最理性的男人会坐在它的阴影里，感到很安全，”他自嘲地写道，“作为大胡子的附带作用，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好战的、易怒的，而且有时是暴力的——并且他将受到相应的对待。”

受病体和糟糕的目力所限，他只能用短句格言传达他的哲学，尼采深知引起一串笑声的力量。当你沉思这些句子的更深含义时，却不料他拆穿了伪装：“人乃上帝的错误，抑或上帝乃人的错误？”“人不会追求快乐，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他这样挖苦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有物总是减损所有物。”“永远不要相信你在房间里冒出的想法。”他甚至取笑自己的读者：“最坏的读者就是那些表现得像强盗军队的人：他们带走一丁点用得着的东西，把剩下的搞脏弄乱，对整个一块大加斥责。”

尼采是一位不寻常的哲学家，因为他不告诉我们在想什么。世上没有“尼采哲学”这种东西。他用一句格言来总结这一点：“你只变成了一个学生，这是对老师最糟糕的回报。”换句话说，读我，但要进一步思考。

至于围绕他兴起的谬论，最后一句辩解当属于他自己。“我很害怕，”他写道，“想到有一天那些不合格的、不适宜的人们利用我的权威所做的事。然而这是每位老师都有的苦恼……他知道，根据环境和事件，他既会成为人类的灾难，也能变成对人类的祝福。”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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