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看似软弱、看似稀松平常的部分，却成就了明治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魅力。
作为1867年至1912年之间的日本天皇，明治天皇睦仁与日本共同经历了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明治维新，他本人也被塑造为不世出的“睦仁大帝”，死后也专门修建一座明治神宫也加以祭奠。一些宣传都表达着一个观点：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乃“神圣不可侵犯”，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但多读一点明治史便会发现，虽然这位天皇在位长达44年，但很少看到有哪个具体事件、哪项具体工作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甚至于整个44年的明治史之中都难以看到他说几句有用的话。宣传口径与历史事实的不同就形成一种强烈反差，让人不禁疑惑：明治天皇究竟有多大权力，又在明治史中起了何种作用？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毕竟他们受到身份与文化限制很难对明治天皇做出客观的描述，外国学者更因为难以熟练阅读古日语而在研究上举步维艰。因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传》便显得格外可贵。他潜心收集全部与明治天皇有关的著作，尽全力用碎片化的历史记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明治天皇人物像。
时刻需要注意，当1868年倒幕维新志士率领军队一路攻陷江户幕府的各据点时，“睦仁大帝”明治天皇仍然只是一位16岁的少年。由于父亲孝明天皇在前一年突发急病而死，睦仁还没来得及当上皇太子，也没经过完整的帝王教育，就匆忙接过天皇位置。
应该说，这位少年并没有做好应对乱世的准备，就在4年前一场围攻京都皇宫的军事政变（禁门之变）中，12岁的睦仁还被来往作战的武士吓晕过去。虽然从后世来看，新一代武士群体在倒幕维新运动中的崛起是日本进步与革命的象征，但在当时，他们的存在也始终让睦仁的脖子上悬着一柄剑：自己的权力事实上是维新武士给的，那么也并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维新武士就不会再夺走这份权力。
更吊诡的是，发动“禁门之变”的主力军长州藩，与镇压“禁门之变”的主力军萨摩藩，不久之后就摒弃仇恨，共同对抗幕府。双方的联手，被后世大书特书，但这种政治连横却超出少年睦仁的想象，不禁让人怀疑这些高喊忠义的武士暗地里都在谋划些什么。于是，对维新武士的依赖与恐惧，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睦仁，直到西乡隆盛出现在他的身边。
与其他维新志士有所不同，西乡隆盛除去处理公务之外，非常重视对睦仁进行“君德培养”。1872年春天，他引导睦仁走出深宫，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巡游，见识到了与都城完全不同的风景，体察到日本各地民情；随后西乡隆盛开始担任“近卫都督”，即保卫东京皇居的“近卫兵”司令，睦仁也受到影响而频繁参与士兵操练。到1873年3月，睦仁更是主动“断发”，废除传统皇室的化妆礼仪，把自己打扮成西式君主的模样。在西乡隆盛引导下，睦仁褪去旧式宫廷的陈旧风气，开始走向近代君主之路。
与充斥着花鸟鱼虫、和歌艺术的公卿贵族有所不同，出身于底层武士的西乡隆盛是一位高大魁梧、操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刚健武夫，成为年轻的天皇从女性化的宫内世界通向男性化的世俗世界的桥梁。1873年5月东京皇居爆发火灾，睦仁的第一反应也是将西乡隆盛赠送的小柜子搬出来，可见双方不仅是君臣，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但睦仁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行“统治权”，却把自己的导师西乡隆盛从政府里赶了出去。1873年10月，日本政府围绕是否派遣西乡隆盛出使朝鲜半岛产生争论，支持与反对两方均把意见提交给明治天皇要求“圣裁”。在时局限制与宫廷压力下，睦仁不得不要求“暂缓出使朝鲜”，西乡隆盛也被迫离开政府，失意地回到老家鹿儿岛生活。
噩运不仅于此。1877年，由于不满明治政府大规模废除旧时代武士的“铁杆庄稼”（世传家禄），一向仗义执言的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起暴动，一时间搅动整个日本进入混乱。经过数月战争，暴动军寡不敌众，西乡隆盛也被迫在鹿儿岛自尽，这让睦仁十分悲痛。他无法接受这位亲密无间的导师成为“逆贼”，但维新志士蜕变而成的明治官僚已经把控了国家政权的方方面面，就连睦仁想给西乡隆盛的遗子西乡寅次郎赏赐1200日元、资助他去德国留学都难以实现。
种种刺激下，睦仁不再甘愿做一个虚坐皇位的傀儡，而是在随后的1880年代走上与政府争权之路。
关于明治天皇乃至战前天皇的实际权力，国内经常有两种极端误解：一种认为天皇是如同中国皇帝一样的“绝对君主”，发言必定一言九鼎，无人反对；另一种认为是如同英国国王一样的“虚君”，仅仅是坐在皇位上，但“统而不治”，具体事务完全交给各路政治家。
应该说，两种理解都有道理，却也存在共同的问题，即认为“天皇”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但事实上，无论明治天皇还是后来的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其天皇权力事实上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他们身边的顾问团体——“宫中”集团共同存在。
所谓“宫中”集团，狭义上说是担任过“宫中顾问官”职位的官僚；广义上讲，是以明治天皇的“帝师”群体、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宫中”集团。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前台的政治家有名，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
从身份来说，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宫中”集团重臣土方久元、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帝师”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国学者”，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学生”，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双方于是一拍即合。换言之，天皇的权力提升，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结合“非主流”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
“宫中”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宫中”集团借题发挥，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外债”问题。而明治天皇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8票反对、1票中立的结果，意见难以统一。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圣裁”，否决日本发行“外债”。
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圣裁”，不仅是因为有着“非主流”维新志士的支持，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尊皇”思想。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他们都不能明确反对天皇的意见，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不敬”的举动。于是1884年，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他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不理政务，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按照古代礼法，没有天皇召见，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第一要务就是如何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宪法制度，但在1880年代，明治天皇聚集起的“宫中”集团却对伊藤博文如何立宪、效仿哪国、如何建立具体规章频频指手画脚。为了完成立宪，伊藤博文就必须为“宫中”与官僚两个集团划定职权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日本“如何立宪”，就自然而然转化为如何限制天皇与“宫中”集团的无限扩张。
应该说，这一期间的明治天皇并没有完全占据优势，甚至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没能遂愿。比如1886年，他希望在三个陆军“监军部”之中安插自己信任的人，以求直接控制军队的指挥权，但为了不让明治天皇过度掌握军权，以山县有朋等人为主的“军主流派”不惜以全体辞职相威胁。由于天皇本身并不通晓军事，而明治日本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必须依仗维新以来的军阀首脑，最终不但没能让自己的亲信进入“监军部”，“监军部”本身也遭到废除。
在一连串成功与失败的共同作用下，明治天皇与“宫中”集团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即官僚集团承认天皇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将本应分立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全部归为“天皇大权”；但与此同时，天皇要想行使“天皇大权”，也必须经过大臣的“辅弼”才能完成：如想行使立法权必须经过国会“协赞”，想行使对军队的“统帅权”需要经过陆海军参谋部门，想行使对国务的“行政权”更需要由“国务各大臣”联合署名。在1886年下半年达成的“机务六条”里，明确规定，天皇不得随意干涉国家事务，而且即便天皇生病、政治家也有权进入内宫“拜谒”——这无疑是对1884年明治天皇闭门不出的一种报复。
当然，打压了天皇对于掌权的渴望，也要提供合适的对价进行补偿。1889年，日本政府借助《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的机会，正式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让这位维新志士重新获得正三位的官位；再到1898年，东京上野专门为西乡隆盛建造了铜像，以表彰他为明治维新做出的卓越贡献。逐渐，明治天皇也放弃与明治官僚集团的争斗，转而配合官僚体系一起发展国家，乃至于在战争中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
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
对这个问题，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毕竟明治天皇时代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大正天皇时代的“一战”、昭和天皇时代的“二战”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与天皇的地位、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应该用明治天皇对标后面两位天皇。不过，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的矛盾表现，依然可以对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测。
两场战争爆发之前，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泄气话”：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此非朕之战争”，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世间却频起波风”。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从这些碎片记载来看，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
但另一方面，当两次战争打响后，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甲午战争期间，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御驾亲征”之感；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1904年底，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明确写下“不许撤换乃木”一言，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战后，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学习院”院长，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昭和天皇的第一位导师。
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对维新武士的恐惧之中，那么对于战争，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如果败了会怎么样”。恰巧，无论对清朝、还是对俄国，日本都是以小敌大，以弱战强，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
但应该说，这种恐惧感并不是坏事。因为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走向对日本有利的局势时，日本都果断选择“见好就收”，通过适时停战获得利益最大化，也在亚洲国家里第一个跻身世界列强之林。有别于昭和前期日本不停地通过扩大战争来掩盖国内矛盾，明治时代的日本还基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真实实力。毕竟，明治时代的掌权者，大都是江户时代受尽欧美列强欺辱的维新志士，而昭和前期的掌权者，却大多成长于“光荣的明治时代”，对“神州不灭”有着超乎现实的自负。
越是分析，越会发现明治天皇的本质人格很可能不如后世所宣扬那样伟岸、那样强大。他很可能没那么自信，毕竟他的心里一直住着那个12岁时候见到军刀而晕倒的少年睦仁；他很可能没有那么开朗健谈，他的大半生时间都“宅”在皇居中，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乃至于一生都没有几张照片与画像；他很可能并不理智，毕竟他对抗明治官僚的初始原因是因为与西乡隆盛的感情；他很可能十分软弱，害怕成就了自己的明治元勋会把自己推翻，更害怕好不容易建立的明治国家让清朝、俄国击败。但是，正是这些看似软弱、看似稀松平常的部分，却成就了明治天皇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魅力。
1912年，明治天皇走完了不到60岁的人生，国葬当天，他在日俄战争中给予充分信任的乃木希典也与妻子一同自尽殉葬。虽然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评价其为“前近代性质的举动”，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见识了战争残酷与苦难的乃木希典愿意以明治天皇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也说明这位帝王本身也拥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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