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啸聚山林，却要弄成四方辐辏之地，这不只是情节安排的需要，更像是小说的一种内在结构。
撰文：李庆西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边，鲁迅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同列入元明讲史小说，让人有些疑惑。“讲史”这说法来自宋元“说话”之分类，即“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不同于假托历史的虚构作品。问题在于，《水浒传》之史实依据相当薄弱，所依傍北宋末年历史背景也较模糊，小说中梁山人物唯宋江一人见于《宋史》。宋江被史家视为流寇，自然未予立传，只在他人纪传中提及，如《宋史·徽宗纪》：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另外，《侯蒙传》亦说到对宋江的赦免与招降：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具体讨剿与招安过程，《张叔夜传》叙述较为详备：
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做小说研究，胡适、郑振铎做《水浒传》考证，都用到过上述史料。这些记载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水浒故事的源文件。可是，好像未见有人从地理空间角度去讨论初始化的宋江历史叙事。
综合以上三则，可知宋江活动范围很大。《张叔夜传》说得很清楚，宋江最初起于河溯（亦作河朔），即黄河以北。那一片，宋代为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如果是袭用唐时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的说法，今河北及京津地区大部都有可能是宋江起事的地方。《侯蒙传》又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这是说其部已南进京东东路（胶东半岛诸州），并且向北宋政权的核心地带京畿路运动，或贴近河北东路的大名府一带。但从《徽宗纪》《张叔夜传》看，宋江继而又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宿迁一带）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至盐城一带）、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等地，最后是在海州被围剿和招安。
所有这些记载表明，宋江这支队伍惯于过府冲州的运动战（或曰流寇式作战），逐次向南递进，并没有建立像小说中梁山泊那样固定的根据地。
梁山泊（泺）这个地名，《宋史》亦有几处提及，分别见于蒲宗孟、许幾、任谅诸传。蒲宗孟是神宗时人，熙宁间曾为郓州知府；许幾、任谅大约与宋江同时代，一为郓州知府，一为提点京东刑狱。各传简述传主事略，无不举述针对辖区内梁山泊（泺）的治盗政绩。
《蒲宗孟传》所述治盗手段严苛而血腥：
郓介梁山泺，素多盗，（蒲）宗孟痛治之，虽小偷微罪，亦断其足筋。盗虽为衰止，而所杀亦不可胜计矣。
《许幾传》介绍如何以连坐法维持治安：
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许）幾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
《任谅传》则谓传主深入基层，进一步划定责任片区，落实到人：
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任）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鑱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从神宗熙宁年间到徽宗宣和年间，实有半个世纪，梁山泊（泺）一直匪患不绝。不过，从这些记述来看，梁山泊（泺）的盗匪只是当地渔民，以行舟之便做些偷盗劫掠的勾当，小打小闹而已。这种盗贼绝非宋江等人的武装团伙，他们甚至不可能跟官府作正面冲突，像小说中原在郓城县做巡捕都头的朱仝、雷横就是专门对付这些村坊蟊贼的。毫无疑问，史书叙述的梁山泊（泺）盗伙实与宋江相差很远，亦无任何关系。
有一点需要说明，蒲宗孟、许幾治下的郓州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郓城县不是一个地方。虽说二者都邻近梁山泊，但郓城县属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看，当时的梁山泊是一个足有七八百平方公里的腰形湖泊（大约相当现在太湖水面三分之一），其东北部分在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境内，西南部分属济州。郓城县和济州州治分别处于梁山泊西面和南面，而整个郓州都在湖的东边和北边。其实，郓州自宣和元年（1119）已升格为东平府，小说中郓州和东平府两个名称交替出现。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宋代行政区划，其时行政大区称路，犹似汉代的州，唐代的道。徽宗宣和年间全国分二十四路，郓州（东平府）和济州均属京东西路。州是宋代二级政区主体单位，比较重要的州称作府。除此，这一级政区还有监、军两种建制（监设于盐业、矿冶、马政等产业区，军乃屯兵戍守的行政区，均分州县两级）。
梁山泊人物早期文字资料有南宋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见于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龚赞各以四句四言诗标识宋江等三十六人，这些偈赞中找不出可与梁山泊（泺）链接的字符。值得注意的是，卢俊义、燕青、张横、戴宗、穆横五人名下却有“太行”字样——
玉麒麟卢俊义：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太行，皮毛终坏。
浪子燕青：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船火儿张横：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
神行太保戴宗：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
没遮拦穆横：出没太行，茫无畔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
这似乎表明宋江的地盘原是在太行山一带。不著撰人之讲史话本《宣和遗事》也说到李进义（卢俊义）、林冲等人救出杨志，一同上太行山落草。不过，是书亨集已经形成宋江与梁山泊的组合—因受生辰纲案子牵连，宋江杀惜后跑路，在庙中遇九天玄女，之后奔梁山泺投奔晁盖。可是，前边元集中不但说杨志等人上太行山落草，也有“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之语。这说的是宋江在京西、河北起事，还是梁山人马远征京西、河北？让人莫衷一是。所谓京西、河北，即京西北路和河北西路，太行山就在二者西北交界处。鲁迅注意到，《宣和遗事》“由钞撮旧籍而成”（《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其资料来源驳杂，可知宋江三十六人上山落草之处，早期有两种版本，一是太行山，一是梁山。
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成形的水浒叙事主要是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曲，而现存的六种元代剧目（高文秀《双献功》、李文蔚《燕青博鱼》、康进之《李逵负荆》、李致远《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黄花峪》），无一例外，都以梁山泊为山寨。太行山一说，可能在元剧阶段已被废弃。
应该说，元剧水浒戏对梁山泊及周边地理关系的描述已相当准确，如高文秀《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自报家门：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青、济、兖、郓，有七十二道深河港，屯数百只战舰艨艟；三十六座宴楼台，聚百万军粮马草……
这是水浒戏介绍梁山泊的经典台词，元无名氏《黄花峪》、明初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都采入自己剧中。需要指出，其中提到的“济阳”，即开封近旁的陈留县，北宋曾为京畿路治。当时有漕运干渠广济河（五丈河），从梁山泊经陈留直通开封（详见《宋史·河渠志》）。《水浒传》写宋江去东京看灯，招安后又率梁山军马去朝廷谒见，都没有走水路，可能是时过境迁，作者不知道有这样一条水道，因为金代以后广济河已逐渐湮废。另外，“北靠青、济、兖、郓”一语中，“济”应为“齐”之误，梁山泊分属济、郓二州，而郓州的北边才是齐州（治今济南）。
梁山泊古称大野泽（又称巨野泽），在今巨野、梁山、东平诸县之间。顾祖禹《方舆纪要》卷三十三：“巨野泽，（巨野）县东五里。《志》云：泽东西百里，南北三百里，亦曰大野。《禹贡》：大野既潴。《职方》：其泽薮曰大野。”这里所引《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不过古代的大野泽确实比后来的梁山泊要大。不过，这片湖泽受河水影响，水体盈缩甚巨，五代后曾部分淤涸，而北宋真宗、神宗时又因两度河决，使湖面大增。
梁山在湖泽北端，宋时在寿张县境内（今属梁山县）。其本名良山，“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有意思的是，顾氏竟以水浒叙事为信史，足见学人以《水浒传》为“讲史”亦由来已久。
《水浒传》第十一回写林冲上梁山，“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自有一番“山排巨浪，水接遥天”的描述。小说家以汪洋恣肆的笔墨告诉读者，这是一处浩渺壮观的水面。其实，这里描述的情形不算太离谱，北宋末年的梁山泊正是湖水丰盈时期。谭其骧绘制的北宋地图大致反映政和元年（1111）的地理分布，梁山泊当时是长江以北（北宋境内）最大的湖泊。但在同书金代地图上，梁山泊已大为缩水，只剩下三分之一面积。金代地图以大定二十九年（1189）为基准，时间仅过去八十年。再看谭图第七册元代地图，梁山泊就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一册的分幅图以至顺元年（1330）为准，此距北宋末期不过二百二十年，偌大个湖泊就从地图上抹去了。
众所周知，《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作者将早已不存在的梁山泊作为小说叙事的核心地点，大抵是袭用元杂剧的传述，可能还依据其他文字记载和民间记忆。其实，自然的和历史的梁山泊记忆如何被保留下来并不重要，那个梁山泊毕竟未曾掀起大风浪，本身没有多少叙事内容。重要的是，人们在讲述宋江故事时，为何要将这个能征善战的江湖团伙安置到梁山泊这个地方，而不是太行山。
以山而论，太行更雄伟奇峻，相形之下梁山只是一个小土丘。
或许，水泊是一个重要因素。《水浒传》擅作“水”的文章，有张顺、李俊和阮氏、童氏兄弟等一干水上健儿，湖港河汊中可大显身手，这些不必赘述。水泊更是梁山重要屏障，晁盖等人上山之初就在泊子里跟官军大战一场，后来宋江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有精彩的水战。可想而知，若是没有梁山泊的地理条件，宋江故事里就少了许多水陆并陈的桥段。不过，这样解释的理由似乎并不很充分，水泊梁山的地理空间在元杂剧中就确定了，却未见那些水浒戏利用水泊推衍剧情。当然，现存的剧目有限，据此还难以判断早先的水浒叙事中有多少水上的戏码。
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因素，就是梁山泊与东京的距离。从谭其骧地图上看，从梁山泊西岸的郓城县到东京开封府，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两地之间不能说近在咫尺，却也往还方便。小说第七十六回写童贯率军征伐梁山泊，有谓：“当日童贯离了东京，迤逦前进，不一二日，已到济州界分。”《水浒传》叙事中对甲乙两地行程估算往往会有很大出入，这里却拿捏得很准。戏曲家、小说家大抵有一个实际概念，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距离。
梁山泊—东京，围绕这个轴心，构成了从“逼上梁山”到“瞻依廊庙”的叙事脉络。
将官方待之无奈的江湖势力摆在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无疑是朝廷的肘腋之患。然而，在文学构想中，这也是一种便于形成对照的思路。一边是“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一边是纲维弛绝的大宋朝廷，分明彰显盗亦有道的救赎之义，不啻更新了“山高皇帝远”的江湖法则。如此安排江湖与庙堂之对抗，亦隐然含有某种改良与合作的意愿。龚氏画赞称，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可知水浒叙事起初就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政治伦理考量，就是如何在王权体制内纳入江湖道义。
梁山泊—东京，水浒叙事的这个地理轴心有着极为广阔的空间指向。《水浒传》并不满足方圆几百里内的地理布局，借以故事情节推衍，其人物活动空间往往出现远距离挪移。譬如，起初由王进私走延安府，引出关西华阴县史家庄和少华山，又由史进链接到更西边渭州的鲁达（鲁智深），继而鲁达打死镇关西，流亡代州雁门关，又辗转五台山，再拉回东京，然后又陪护林冲去了沧州……这样的空间变换几乎贯穿全书。
如实说，全书东京以西的叙事并不多，但起首就往西边走，大抵是应了原初太行山的传说，宋江的聚义或许本来就在那一带。也许考虑到西部叙事偏少，小说第五十九回又安排了大闹西岳华山一出，后来的讨伐田虎、王庆，也在东京的西北和西南方向，似乎都是作为地理布局的一种平衡。想来，梁山七千人马越过北宋政权的核心地带京畿路和京西北路，抵达隶属永兴军路（包括今陕西全境）的华州，一路上不知该有多少恶仗，可是，小说里像是直接就将部队空降到指定地点，指哪打哪，毫无窒碍。作为一部整体虚构的作品，《水浒传》的空间调度具有相当率意和任性的特点。
然而，小说的空间安排却并非漫无头绪，相反倒是有着刻意而明晰的地理布局，如果不算后边征四寇部分，大抵就是一个十字形坐标系：从西端的渭州到最东边的登州，这是一条横轴（大约北纬35度至37度），华州、陕州、孟州、开封府、济州、郓州、齐州、青州……只是从齐州开始偏向东北欹出。武松和王庆待过的牢城，二龙山、桃花山等山寨，都在这条线上。再看南北方向，从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信州龙虎山，到蓟州饮马川、翠屏山和九宫县二仙山，这条纵轴（大约东经116度至118度）连接着江州、无为军、芒砀山、齐州、郓州（东平府）、东昌府、高唐州、沧州……许多情节和场景在这条线上闪回，亦串起了林冲和宋江从牢城到山寨的人生转折。
纵横相交的中心点正是梁山泊及其周边的济、郓二州。
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故事的地点散落在纵横两轴之外，除了鲁智深的雁门、五台山，最重要的就是北京大名府，厄运连连的杨志在这里再度进入读者视野，还有倒霉的卢俊义和燕青。再有，睿思殿屏风上御书四大寇，淮西王庆、河北田虎二者，活动范围也都在纵轴西侧的两个象限角里。其实，逸出十字坐标的主要就在征四寇的叙事中。需要说明的是，王庆盘踞的“淮西”，实际上是当时京西南路的房州一带，那地方在今湖北省西北部，跟淮南西路隔得很远。田虎作乱的“河北”，并不在河北东路或河北西路，而在河东路的汾州、太原、隆德府和泽州一带，均在今山西境内。
书中征四寇部分地理描述相当简率，州县名称舛乱现象不在少数。譬如，征辽故事中频频提到的盖州，地处辽东半岛，与燕云诸州相去甚远，徽宗宣和时已在金国境内。那地方当时称辰州，金代明昌年间才改为盖州。可是征田虎时，偏偏又冒出一个盖州，其实那个山西的盖州是唐初地名，宋代称泽州（今晋城等地）。两个盖州都不是宋代地名，一个袭用从前说法，一个是以后的名称。这种地名混乱现象缘于地理空间的极度铺排，作者攒书时需要用到大量地名，只能从文献中去搜罗，亦未暇考证。
《水浒传》写宋江征辽，纯属杜撰，却有一点历史背景。徽宗宣和四年（1122），宋辽边境的确打起来了。《宋史·徽宗纪》有如下记述：
（三月）辽人立燕王淳为帝，金人来约夹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屯兵于边以应之，且招谕幽燕。
（五月）童贯至雄州，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道进兵。癸未，辽人击败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杨可世与辽将萧幹战于白沟，败绩。丁亥，辛兴宗败于范村。
（六月）种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
一开始宋军贸然进攻，很快陷于不利。但是到了这年九月，辽方内部发生分裂，至年底战局彻底逆转。宋军反败为胜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新任辽主耶律淳猝死，其内部讧乱；一是金人从北边夹攻，使之两面受敌。上述引文中“金人来约夹攻”一语很重要，《水浒传》没有提到辽人身后还有虎视眈眈的金人。其实，北宋至少五年前就确定了联金灭辽的战略方针，《徽宗纪》说道，重和元年（1118）“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约夹攻辽”。此后又派遣赵良嗣多次出使金国“议夹攻灭辽”。由于被辽国占据的燕云诸州封堵了前往金国的通道，宋、金两国密使往来只能经由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这跟三国时孙权试图联结辽东公孙渊南北夹攻曹魏是一个套路，当年东吴特使也是经由海路赴辽东。孙权最终未能搞定公孙渊，远交近攻之计半途夭折。可是，这回徽宗得金人相助，成就皇皇灭辽之举，却不为史家所赞诩（事实上史家历来很少张扬这次胜利），《宋史》将联金灭辽的首谋者赵良嗣与蔡京同列奸臣传，靖康元年（1126）即有大臣检讨其事，斥之“败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祸及中国”。所谓联金灭辽，终究是自己刨坑将自己给埋了，仅三四年光景金人就占据了整个北方，将大宋国地盘压缩到长江以南。
《水浒传》第八十九回写辽主派丞相褚坚前往东京进贡金帛岁币，正是附会《宋史·徽宗纪》宣和四年冬十月“耶律淳妻萧氏上表称臣纳款”之事，小说给出的时间也相当吻合，辽主表章和徽宗诏书都落款于“宣和四年冬月”。小说家将此作为梁山和朝廷的胜利，实在是罔顾当日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形势。
也许小说家真的是不了解宋辽之间的历史状况，甚至都不知道两国的疆界在哪里。其实在征辽之前，小说叙事早已一再深入辽国地界。如杨雄、石秀的故事就发生在蓟州，还有戴宗和李逵往蓟州找寻公孙胜，前前后后串起不少人和事。按说，自五代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蓟州一直在辽境之内（按《宋史·地理志》，宣和四年收复燕云诸州，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蓟州属燕山府路），但是在征辽之前的蓟州叙事中，让人觉得那仍是宋人地界，从职官、制度到民俗世相，摹写的情形都与内地别无二致。
鲁迅将《水浒传》视为讲史小说，大概是因为此书采用了一种附会历史的写法。书中除了时而出现徽宗赵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些真实人物（宋江受招安时张叔夜也出场了，甚而侯蒙后来也成了宋江讨伐王庆的行军参谋），更是在地名和地理关系上大做文章。作者要让人相信这就是历史，尽量不作悬空叙事，而是将虚构的事件纳入一种似乎真实的历史框架——时间、地点、人物，这是编织历史维度的基本要素。所以，小说里州县两级政区尽量采用真实地名，虚构地名只是祝家庄、曾头市这类县以下村寨（有趣的是，当今小说和电视剧则流行虚化背景的“架空剧”，现实题材作品中省、市名称都习惯于杜撰），并且，通过大范围的转徙以呈示山川地理，铺开层出不穷的州军县镇。
可是，要还原两个半世纪之前的地理状况（从《水浒传》成书之元末明初上推北宋末年），并非易事。由于历代政区变易频仍，其时确亦难以考证，况且采入不同时期的水浒叙事驳杂不一，夹带的地理信息不免多有舛误。
譬如，小说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回目中，“横海郡”应为横海军之误，当时沧州受横海军节度，若以郡名相称则是景城郡。此类纰缪，书中自然不少，柴进陷身的高唐州亦是一误，宋代只有高唐县，属河北东路博州（治今山东聊城），高唐州为元代设置（治今高唐县）。其实，没羽箭张清镇守的东昌府就是博州，元代为东昌路，直到明初才改为东昌府。另外，小说里多次提到的凌州（水火二将单廷珪、魏定国原是凌州团练使，曾头市就在凌州西南）疑为元代的陵州（今属山东德州）。《元史·地理志》谓：“陵州，本将陵县，宋、金皆属景州。”但《元志》亦误，将陵县宋代属永静军，景州实为唐代和金代的名称。
再看第七十二回，宋江与柴进等人元宵节往东京看灯，明确交代路线：“取路登程，抹过济州，路经滕州，取单州，上曹州来，前望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从梁山泊去东京应该往西南方向走，为何要从东南方向的滕州绕行，书中没有解释。且不说这个，滕州并不是当时的名称，这地方宋代是滕阳军，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才改为滕州。曹州这说法也不对，那也是唐代和金代的名称，偏偏宋代称兴仁府。再有，小说第三十九回提到的无为军，所在方位完全不对。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引出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其实，无为军在庐州巢县（属淮南西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无为、庐江、巢湖等市县（治今安徽无为县）。从地图上看，江州跟无为军隔着五六百里水路，这硬是捏到了一处。
这类方位错误实不止一处两处。第二十三回，武松从沧州回清河县看望哥哥，途经阳谷县景阳冈，打虎哄动县治，被知县召为步兵都头。知县说：“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其实，清河县并不挨着阳谷县，而是远在北边的恩州（与沧州、大名府同属河北东路），而阳谷属京东西路的东平府。从沧州到清河，无论如何不可能走到南边的阳谷县。
小说人物转徙江湖，行走千里，涉及的路线与地理方位最容易出错。第三十六回，济州府尹将宋江刺配江州，上路后宋江对两个押解的差役说：“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果如宋江所料，山寨里早就派人在小路上迎候着。其实，从济州去江州是往南走，不会经过梁山泊，因为济州本身就在梁山泊以南。按说，小说家对梁山泊周边地理状况应该最熟悉，偏偏这里就出错。
书中类似的错误，还有第六十一回卢俊义离家避灾的路线。吴用要赚卢俊义上山，扮作算命先生诓骗他往东南千里之外躲避血光之灾，书中将其目的地定为泰安州，结果途径梁山泊就被弄到山上去了。且不说泰安州是以后金代所置（宋代属兖州），其实泰安并非在大名府东南，而是在它的正东，此行根本不需要经过东南方向的梁山泊。
更错乱的是第十六回杨志解押生辰纲的路线，杨志对梁中书说：“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这些都是虚构地名，作者自定义的地理方位却把自己绕糊涂了。按后边第三十一回、三十三回交代，二龙山、桃花山都在青州地界。问题是东京在大名府西南方向，往东边的青州走，方向就反了。从书中判断，黄泥冈应该在郓城县境内或周边，也实在不该经过这里。杨志描述的路线大抵绕出了千里之遥。
上述几例，倒是错也错得有其道理，明显是要将人物的行走路线兜转到梁山泊。这里隐隐有着地理布局的“梁山中心取向”。本来是啸聚山林，却要弄成四方辐辏之地，这不只是情节安排的需要（情节完全可以另作安排），更像是小说的一种内在结构。
二〇一八年六月至七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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