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个名叫弗兰克·斯科顿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加入了美国新闻署，希望能被派往南越。此时，越南正经历艰难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叛乱越来越强大，美国成倍增加了遏制其发展的力量。在飞往西贡之前，斯科顿会见了越南共和国军队（ARVN）的三名中尉。当他们问他懂不懂越南语时，他回答说不懂，但会说法语。一名军官打破了尴尬的沉默，说道，“那是殖民者的语言。"

1964年，一位通常驻派在西贡的美国大使馆年轻外交官霍华德·辛普森，出席了檀香山的一次高级别会议，关键决策者们正在讨论如何在越南开展工作。从斯科顿为他的任职做准备以来的两年里，南越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令人担忧的地步：政治普遍不稳定，叛乱愈加强大。然而，在辛普森看来，火奴鲁鲁流传的潜在解决方案似乎脱离了现实。他回忆道:“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没有打算从近期历史里吸取教训。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像是在1953年的法国高级指挥会议上听取简报。"

斯科顿和辛普森再清楚不过，他们和他们的美国同胞对他们致力于拯救的国家近乎一无所知，这实在太糟糕了，但至少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更大的不幸是，许多美国人，或许是多数美国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正如一位美国特种部队上校告诉记者的那样：“没必要弄懂这些外国人的语言，因为他迟早会死。我们要杀了这些混蛋。”

美国士兵常常搞不懂，他们只是想帮助越南，为什么会被憎恨，而越南人搞不懂的则是，为什么美国人要对这个他们所知甚少的国家付出大量的鲜血和财富。类似这样的悖论在越南战争的历史上比比皆是，这也是50年后越南战争仍然吸引着历史学家研究兴趣的原因之一。

在关于这场冲突的不断增多的书籍里，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的《越南：史诗级悲剧》（Vietnam: An Epic Tragedy）和杰弗里·C·沃德（Geoffrey C Ward）的《越南战争》（The Vietnam War）是两部新的战争综述。这两本皇皇巨著都囊括了美国介入越南的全过程，从二战期间的初始阶段起，直到1975年4月可耻的西贡撤退。两本书都涵盖了许多读者熟悉的大部分重要事件，但也发掘出了新的人物和视角。

二者都有一个显著优点，那就是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关注越南人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出于各种原因，在早期的战争记述中，美国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近年来，更多人开始努力展现在各方战斗的越南人。黑斯廷斯和沃德在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个越共游击队员和一个南越士兵的视角间来回切换，常常讲的是同一场战斗，呈现出了比以往更加饱满丰富的战争图景。

两位作者尤其突出强调了越南共产党政治家黎笋（Le Duan）作为北越争取国家统一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党的领导人胡志明可能是革命的代言人，但是从大约十年前开始，诸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阮连航（Lien-Hang Nguyen）等历史学家意识到，发号施令的是黎笋。

沃德的书是肯·伯恩斯（Ken Burns）和林恩·诺维克（Lynn Novick）广受好评的十集电视纪录片的伴生作品，这部纪录片去年在PBS和BBC上播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部剧本。沃德在历史事件中穿插了无数小插曲，往往是通过大量引用相关人员的话来讲述的。但是事情为何如此，沃德并未提供多少洞见。这种方法在伯恩斯和诺维克引人入胜的记录片里是有效的。这部纪录片以个人回忆的情感为基础，使用了来自那个时期的感人音乐和照片，但是屏幕上奏效的做法在书本里就显得不足了。对于那些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沃德的作品会是一本有用的入门书籍。但是对于那些相当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越南战争》764页文字就像50年前热带雨林和稻田给美国大兵的感觉一样：辛苦跋涉。

这本书的真正见解来自其他历史学家所写的五篇短小、耐人寻味的文章。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和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的两篇文章特别好，但是即使是他们也无法弥补这本书在分析上的不足。

黑斯廷斯写的越南战争则完全不同。它与沃德的书一样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全面宏大，但是它引人入胜、令人深思、充满洞察力。黑斯廷斯专业地探究了战争中那些众所周知的人物，但也发掘了一些被人遗忘的人物，如斯科顿和辛普森。普通读者和专家大概都会觉得黑斯廷斯的书激励思考，内容丰富，最重要的是——让人不忍释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对越南没有兴趣，但二战后这个小国占据了与它的面积严重不成比例的重要性。1940年，日本趁法国落入纳粹德国之手，开始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第二年夏天，日本军队进入越南北部，促使美国对日本实施了战略物资出口禁运。日本人需要为他们在中国停滞不前的战争机器提供燃料，因此不得不寻找替代资源。他们转向东南亚，于1941年12月占领了该地区。但是为了提前解除美国不可避免的回应，日本人首先必须击败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

战后，法国试图在印度支那重建其殖民统治。美国政府左右为难：他们不喜欢法国的殖民主义，他们认为这是倒退，但是华盛顿需要法国的合作在欧洲对抗苏联。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在1946年开始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向法国提供了援助。当法国在1954年史诗般的奠边府战役里被打败之后，美国迫使越南在北纬17度分裂，共产党人被排除在现在所谓的南越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华盛顿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一种新型的努力：“建造国家”。

然而在南越，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失败得很惨。美国在其他分裂国家的坚定盟友展示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西德还展示了自由民主的优越性，而南越却像是人为地强加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政权，反而是共产主义北越的胡志明收获了越南人民的忠诚。美国人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傀儡主人，与之前的法国人并无不同。美国代表了民主和自决，但在越南，它似乎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黑斯廷斯抓住了美国干预越南历程的这一本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傲慢的原罪——这一点让他们相信，在中国、日本和法国这些前帝国失败的地方，他们能够成功。黑斯廷斯和沃德的叙述中都反复提及了南越的致命弱点，尤其是其猖獗的腐败。两位作者也都小心翼翼地强调，这场战争包括了数百万真的不想生活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普通南越平民和士兵的斗争和牺牲。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场冲突应该首先且最终被理解为越南人之间的内战，与此同时外部干预又笼罩在一切之上。如果美国从未加入这场争斗，越南仍然会爆发一场关于未来的斗争。

黑斯廷斯认为，越共及其在河内的赞助者和南越及其在华盛顿的赞助者一样血腥，这也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不管越共和河内的行为有多残酷，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主张，以及南越无法成功地阐明这一主张的事实，对于决定战争的结果至关重要。

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1月成为总统时，很快发现了这个致命的悖论。尽管他承诺将“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面对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肯尼迪的言辞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政策。相反，他生性谨慎务实，即使他在古巴等事件上冒了不必要的风险，他也对越南问题犹豫不决。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时，他仍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越南危机。南越总统吴庭艳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他越来越不合作——在当时一位受挫的美国官员的著名描述中，他是一个“自己提线的傀儡”。1963年春天，吴庭艳的政权镇压了在旧帝国首都顺化的一群异议佛教徒，在南越引发了一波政治动乱，其中一些佛教僧侣平静自焚以示抗议。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介入的最关键时刻。美国本可以在不造成太大声誉损害的情况下摆脱这场混乱——它曾试图拯救南越，但这个国家已经走得太远了。相反，它更深地陷入了别国人民的内战之中。

当美国官员得知吴庭艳政府正在向越共派遣秘密的和平试探者时，他的命运就注定了。美国支持一伙南越军队将军在11月1日发动了政变。然而，虽然将军们对战争很在行，却一点也不懂统治。利用混乱，越共加快了叛乱的步伐。政变三周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射杀了肯尼迪。肯尼迪的继任者，不屈不挠的林登·B·约翰逊，立即发誓不会成为第一个输掉战争的美国总统。将近6万名美国士兵和大约200万名南北双方的越南人为这一誓言献出了生命。

1965年，当约翰逊“美国化”了战争，美国军方从越南共和军手中接管了控制权，南越的主权实际上就结束了。西贡再也不能宣称自己在推进民族自决的崇高目标。随后，北越遭受了美国名为“滚雷”的持续轰炸，但这只是增强北越口号的力量，即他们才是反抗外国侵略统一越南的旗手。

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从1965年到1973年美军撤离和1975年南越的最终失败，随后的战争对强大的美国军队来说是一场艰难的挣扎。美国在技术和火力上的优势与越南的地形和政治背景并不适配，而共产党人的假定劣势——他们的初级军事硬件和工业基础的缺乏——实际上正是他们的优势。

正如人们所料，黑斯廷斯对这场战争的军事历史研究得特别出色。如果说米莱大屠杀这样的著名片段只得到了简短的忏悔，黑斯廷斯会向读者介绍其他重要但鲜为人知的事情作为补偿：比如Daido战役；不为人所熟知的角色，比如类似“奇爱博士”的邪恶“轰炸大师”莱昂·古雷（Leon Gouré）；以及未被重视的问题，比如M16步枪的故障。不过，反战运动基本未被提及。

在黑斯廷斯的笔下，战术和战略维度的内容将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上的难题，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反过来理解。但他同样擅长于评估一开始把美国拖入混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在严厉地批评约翰逊及其文职顾问逼迫威廉·维斯特摩兰将军完成不可能任务的同时，黑斯廷斯对威斯特摩兰战略失败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因其口是心非而导致冲突升级，因此受到了最为强烈的批评，但这批评也是合理的。

1965年3月，美国部署的第一批部队在岘港登陆。沃德叙述说，当他们走过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位老农民喊道，“法兰西万岁！”他不是在讽刺——他只是一看到外国军队就以为法国人回来了。在第一批海军陆战队抵达几乎整整十年后，北越士兵占领了美国在西贡的大使馆。在废墟中，他们发现地板上有一段框起来的T·E·劳伦斯的引语：“让他们来做，纵使他们做得不完美，也比你自己完美执行更好，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路，而你的时间很短暂。”

当亨利·基辛格成为理查德·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关键顾问时，他风趣地说道，“我们不会犯同样的老错误。我们要犯自己的错误。”他们做到了这两点，就像肯尼迪和约翰逊此前所做的那样。但是没有任何错误比以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的殖民大国形象更具破坏性。在这样一个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冲突里，没有任何军事策略，无论多么绝妙，可以克服这种致命的矛盾。

未来的总统将继续犯同样的老错误。黑斯廷斯在这本精彩的书里唯一的失误是，他发表了一个奇怪的评论:“人们有时会说，越南战争和西方21世纪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指本文作者、加拿大历史学家Andrew Preston）没有听到有谁这样说过。事实上恰恰相反，有许多好书专门论述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挫折和越南的灾难之间的相似之处，甚至乔治·W·布什本人也曾将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相比较，虽然更多时候是他的批评者在这样做。

作为结尾的挽歌，黑斯廷斯的最后一句话明确地将越南与伊拉克联系了起来。两次战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其中一个最重要：它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1964-1965年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华盛顿、媒体或公众对战争并没有形成共识。约翰逊还有其他选择，正如他的一些顾问不断指出的那样。

因此，黑斯廷斯书的副标题《史诗级失败》有一点误导人。悲剧故事以那些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逃脱命运的人为中心，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非命定——它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甚至并非为情势所迫。正如这两本书所显示的，真正的悲剧降临在了越南人民身上，他们既没有选择，也并不想要这场战争。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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