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中国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是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
法治周末记者 文丽娟
鲍蕙荞至今对一件事依旧记得很清楚，在她和盛中国的一次合作表演中，盛中国在某个艰难的小提琴技术片段上，拉的“失控”了。虽然现场的观众并不一定能听出来，但她却鲜明地感觉到了。她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的创伤发作了。”在盛中国逝世后，鲍蕙荞这样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今年78岁的鲍蕙荞是一名钢琴家，现在是中央乐团社会音乐学院副院长。她所说的“创伤发作”，指的是盛中国在“文革”时期所受到的伤害。这影响了晚年还坚持在舞台上表演的盛中国。
能听出这种“失控”的并非只有鲍蕙荞一个人，在盛中国庞大的听众群里，那些慕名前来的青年艺术家已经听出了一些“瑕疵”。他们对盛中国的表演有批评，甚至“嘲讽”。对此，音乐策划人李宁（化名）有点着急，他觉得年轻人对盛中国存在颇多误解，或许是不知道他过去的辉煌和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年他曾策划过多场盛中国的演出，“每场都是爆满，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听众，有各个年龄段的，为的是再一次听盛中国老师的演奏。”在李宁看来，盛中国的音乐已经深刻地保留在这些人的心里，连同他们的时代。
“他们买的是一张情怀票。”李宁说。
如同他的名字，盛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小提琴演奏艺术的中国符号。他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是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也是最早在国际上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盛中国拉奏过上万次，曾是那个时代最高亢、最有力量、最激动人心的音乐。
9月7日，用《梁山伯与祝英台》陪伴人们走过激情岁月的盛中国逝世，他留下的是“盛世中国”的旋律。
一个时代的声音
上世纪50年代，鲍蕙荞和盛中国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同班同学，那时她就给盛中国做伴奏演出。这么多年，她和盛中国一直有合作表演，她见证了盛中国在事业和人生里的起起伏伏。
1978年，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艺刚刚解禁的北京舞台上，盛中国是“上台”第一人。而在此之前，“能演奏的只有《红灯记》和《黄河》。”鲍蕙荞说。从此，盛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演奏的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苗岭的早晨》《新疆之春》《牧歌》《金色的炉台》等诸多小提琴曲目，又重新回来了。
1979年，对盛中国的声名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来中国访问。在北京红塔礼堂举行的访华音乐会上，梅纽因与盛中国在中央乐团的协奏下演出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而盛中国当时使用的是一把花80元淘来的二手琴。但这一场演出，让盛中国成为梅纽因的“黄金搭档”，梅纽因也称盛中国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小提琴协奏曲的最佳合作者”。
第二年，盛中国就走出了国门。1980年，根据中澳两国文化协定，盛中国赴澳大利亚，在5个城市演出了12场音乐会，轰动了澳洲。“他作为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小提琴家，把中国形象、中国音乐带出去，这对中国音乐界影响很大，也让外面的人知道中国的音乐已经开始复苏，从‘文革’那个阴沉的年代里走出来了。”鲍蕙荞说。《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称，此行标志着新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艺术正式进入了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领域，并称盛中国是“新中国小提琴演奏艺术的领路人”。
此后，盛中国一发不可收拾，屡次应邀到香港、澳门举行独奏音乐会，并开始在世界各国大量巡回演出——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盛中国迎来了他艺术生涯的辉煌期，各种赞誉随之而来，“中国的梅纽因”“杰出的音乐演奏大师”“最迷人的小提琴家”……
正是在这个时期，盛中国成为全中国小提琴学生艺术上的指路明灯。前来求教的人络绎不绝，许多在上世纪80年代脱颖而出的青年小提琴家，几乎都会到他那里上出国前的最后一课。
1988年出生的苏雅菁是一位新生代小提琴演奏家，她的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也曾得到盛中国的亲授。9岁时，她跟随父亲到北京音乐厅，第一次听到了盛中国演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盛老师在台上神采奕奕，将乐曲演奏得入木三分，我那么小竟然听哭了。”苏雅菁对记者回忆，那时她就将盛中国当成心里的标杆和偶像，立志要在小提琴演奏上作出一番成绩。
在新浪微博上，有网友晒出了25年前盛中国应邀到四川大学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节目单。那时候的钢琴伴奏是盛中国的未婚妻濑田裕子，为了“抢到”一张盛中国和濑田裕子的签名，他曾在学校大礼堂外排队近3个小时。
乐评人卜大炜评价到：“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他迅速填补了国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空白，独步一方，让国内的听众听到大量的中外小提琴经典作品。他是中国小提琴界公认的巴赫权威，他演奏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和组曲令人高山仰止。他演奏的《新疆之春》《牧歌》《思乡曲》被人们竞相模仿，他演奏的《梁祝》成为作品诞生以来的又一个权威演绎版本。”
此后，盛中国又在日本开拓了演出市场。从1987年起，盛中国每年都在日本举行独奏音乐会，在日本甚至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盛中国粉丝”群体。更重要的是，他还收获了爱情。
前文网友提到的濑田裕子，后来成为了盛中国的第三任夫人。
1987年，盛中国筹划在日本举办个人音乐会，需要寻找一位造诣高深的钢琴家为其伴奏。盛中国的经纪人向他推荐了刚刚从日本国立音乐大学毕业不久的27岁的濑田裕子。当年3月28日，盛中国和濑田裕子第一次成功合作。从此两人成为越来越默契的搭档。
1994年，盛中国与濑田裕子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他们继续联袂演出，在无数次的音乐会上，盛中国与濑田裕子向观众完美地呈现了何为“琴瑟和鸣”与“天作之合”。
盛中国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称他有机会获得美国绿卡和日本国籍，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那时候的涉外婚姻，许多人会借机加入外国国籍。但我和濑田裕子婚前就达成共识，我永远不会加入日本国籍。我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对此，鲍蕙荞感受深切，“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因为我们不管是弹钢琴还是拉提琴，共同点就是都想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虽然已经这么老了，但还是不忘初心，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都很爱自己的祖国，因为从小受到国家的培养，心里面就是很执著，愿意把我们受到的培养都奉献给祖国”。
尖子生盛中国
鲍蕙荞认为，盛中国一生的艺术成就是在中国，他为中国的小提琴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他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绩，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国家的培养和他自己的勤奋练习。
盛中国出身于音乐世家。母亲朱冰从事声乐；父亲盛雪也是一位“乐痴”——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炮弹轰炸下躲进防空洞，也坚持拉琴，随后成为享有盛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
盛中国的父母养育了11个孩子，其中有10个以音乐为专业，共有9人拉小提琴。根据朱冰在回忆录《我的故事》中的叙述：“1984年，中国的音乐界出了一件盛事。一个家庭的3代人12把小提琴，同时出现在一座舞台上正式演出。这个家庭就是盛氏小提琴之家”。
作为“盛氏小提琴之家”的长子，盛中国从小就流露出不凡的音乐天赋，是父亲盛雪的重点培养对象。按照鲍蕙荞的说法，“他的名字也比较好，叫盛中国，这个名字对他的一生可能就定性了”。
盛中国曾说，他接受到的胎教“都是听爸爸拉琴”。刚走出襁褓，他就能手拿两支筷子模仿父亲作拉琴状，嘴里还能哼唱父亲练习时的曲子，甚至连父亲拉琴时的神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一幕，成为“盛氏家族”每逢客人拜访时的保留节目。
4岁时，盛中国终于拥有了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次年，他开始了以父为师的学琴生涯。
凭借基本功和勤奋，盛中国在13岁那一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正式接受学校的音乐教育。
那是一个崇尚进步的时代，在学校，尖子生格外受关照。“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受到国家、学校的培养。那时学校好像有一些措施，对尖子学生给予了一些非常优惠的条件，比如，我和盛中国，都有独立的琴房。如果不是受到特殊的照顾，我们的琴房都是几个人共用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要‘排琴点’，按顺序轮着使用琴房，但是我们几个尖子学生得到了学校的特殊照顾，大概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独立的琴房了，随时可以练。”鲍蕙荞说。那时，她经常看到盛中国独自一人在琴房里练琴，夜深了才回宿舍。
“如果在15岁或16岁阶段能得到足够多的练习，那么对于音乐水准的提高将有很大帮助。”鲍蕙荞说，恰好彼时国家重视艺术发展，学校也能提供充分的培养，他们这一代人才成长起来。盛中国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重视艺术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并选派艺术院校的尖子生前往苏联学习。据鲍蕙荞介绍，那个时代，音乐教育比较丰富，“不但是我们走出去，别人也在走进来，钢琴和小提琴领域都有苏联专家和留学生来中国”。
1960年，盛中国、郑小瑛、殷承宗等人，与其他297名学生一起，由国家公派去苏联留学。盛中国被选派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列奥尼德·柯岗。
盛中国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中介绍：“1个国内的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面朝黄土头顶烈日，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来养活，12个农民加在一块来养活1个国内的大学生。可一个留学生需要国内的12个大学生来养活。12乘以12是多少？太多了。”
在那4年里，盛中国学到的不仅是小提琴，还有对人生的理解。因此当老师说“你是个天才，你是属于世界的”时，盛中国回答：“我需要的只是一个世界的音乐舞台，我的根在中国，我要让全世界了解今天的中国和文化。”
1962年，盛中国在莫斯科参加了第二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获荣誉奖，受到比赛评委会副主席、小提琴演奏大师金·巴利斯特的好评，成为新中国最早在世界性音乐比赛中获奖的小提琴家之一。
两年后，盛中国回到中国，在中央乐团任独奏演员。
最张狂的时期
盛中国本以为能让“根”在祖国扎得更深，没想到他却经历了人生的大湍流。
在“文革”前夕，一场在国内举办的纪念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音乐会，让盛中国卷入风波。有人故意问他“拉的是什么感情”，盛中国作答“资本主义感情”。幸好当时芬兰大使、文化参赞等一行人都来听音乐会，认为盛中国的演奏水平不错，当场给他赠送了一个巨大的花篮。
有人希望这场音乐会还能在国内再演一次，但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场音乐会成为了文革前的尾音，随后到来的，是西方古典乐在中国的10年荒漠。
在鲍蕙荞看来，这是一场“文化艺术的浩劫”。“什么都不能演奏了，只有在音乐剧上还能演《黄河》《红灯记》。”鲍蕙荞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盛中国被牵连到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中，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盛中国来到五七干校，从此他的工作从拨拉乐器变成了侍候庄稼。
他每天要插秧、起猪圈，还要挑60担水，从别的地方运来大粪施肥。干完活后，当其他人在床上休息时，盛中国却带着琴，去后山的果园中练习。在琴声中，他找回了自我。
盛中国觉得，去果园练琴、睡前看一段“成语故事”、拿笔写字等，是“在和他们抗争”。他曾回忆：“那个时期是我活得最张狂的时候。你们不承认我，我承认我自己。”
“逆境最能锻炼一个人！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许多人因为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垂头丧气，而我，把劳动服披在西服外，把裤子扎到靴子里，看上去依然干净挺括、精神抖擞。有的人说我讲究吃穿，其实我是在用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艺术家是传递艺术的使者，这种传递不仅仅是在舞台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盛中国后来接受采访时如此回忆自己的“文革”岁月。
但在鲍蕙荞看来，虽然“文革”的经历让盛中国成熟了不少，但他在当时所经受的打击、屈辱和压抑，给他的小提琴演奏之路留下了不可承受的后遗症。“在‘文革’前，他在艺术上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文革’后，他的演奏其实是受了一定影响的，因为我给他伴奏时发现，他有些片段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变得很快。手脱离了自己的控制。”鲍蕙荞说。
鲍蕙荞记得，盛中国对自己说过，这应该是在“文革”期间，被批斗时受到了影响。“他没有办法达到更高的层次了。”鲍蕙荞遗憾地对记者说，“因为人在一个阶段受到打击，会非常紧张、屈辱、压抑，这对他的表演肯定会产生影响，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个影响，只看到他演出更多了，更有名了。”
左手长在琴上，右手血脉流入弓里
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盛中国非常注意修饰自己。在所有人的印象里，盛中国的衣着是非常考究的。
《光明日报》记者刘茜曾数次采访盛中国，在她的记忆里，盛中国永远穿着熨烫妥帖、线条简洁的礼服，加上一头打理的一丝不苟的卷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盛中国还特意穿了一条粉色的裤子。“他当时看我很年轻，就在思考怎么样搭配出活力。”刘茜说，那时候，盛中国已经67岁了。
李宁也在很多场合目睹过盛中国对着装的讲究，“但并不刻意”。他称盛中国是“时尚达人”，不论是盛装出席，还是随意搭配，都是引领时尚的模范。
盛中国曾对李宁讲述过衣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某一天，盛中国的情绪低落至极点，听唱片、拉琴都无法排遣，想半天后决定洗个澡，再穿上他最喜欢的衣服，开了瓶啤酒，突然感觉神清气爽起来。“他说一定要有一套自己喜爱的衣服，穿上之后心情很愉快，也会给人展现一种光彩。”到现在，李宁依然记得盛中国在讲“衣服的重要性”时，是那么的神采飞扬。
在很多人眼中，舞台下的盛中国会享受生活，也懂得经营生活。盛中国喜欢收藏，李宁觉得这和盛中国艺术上的追求是一样的。“他不注重钱，他喜欢艺术。”李宁说。
“他的家中充满了各种小情趣，他不是古板乏味的人。他收集古董之类的藏品，虽然很多都是赝品，但是他喜欢，当然，眼光不够是另外的问题。我听一些内行的人说他是很容易上当的，但还是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鲍蕙荞说。
在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年轻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刘霄心目中，“盛老师是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让他高山仰止，但在生活中，他却能真切地感受到盛中国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盛中国因心脏病住院，当刘霄提出要去医院看望时，被婉拒了，“也许盛老师不想让我们见到他憔悴的样子，他希望留给年轻人的印象，永远是舞台上那个自信的演奏家，校园里温暖阳光的盛老师，生活中充满趣味的盛中国”。
9月7日早上，鲍蕙荞突然特别想去看看盛中国，但盛中国的手机和座机一直没有被接听。当晚，鲍蕙荞从钢琴家刘诗昆那里得到了盛中国逝世的消息。这成了鲍蕙荞的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盛中国曾总结过一句话：“要让左手长在琴上，让右手的血脉流入弓里。”鲍蕙荞就见过那只长在琴上的手。在他们演出之前，她常常注意到，盛中国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个安静的地方练琴。“小提琴在乐器里是比较难掌握的，不练习是不敢上台的。”鲍蕙荞对记者说，“他生病之前一直在演奏，没有一刻离开过小提琴。能够在年龄比较大时仍坚持演奏，一个是基本功好，一个是他特别热爱演奏艺术。所以他非常勤奋，从未离开演奏。”
如今，这个一生钟爱艺术的“小提琴排头兵”已经离人们而去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就此结束了，但他留下的盛世中国的旋律依旧回响在人们的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