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表面上是标榜‘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实际上，两岸在‘黑箱’里面还是有很多交往。”近日，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一书的新书发布会上，被称为 “蒋介石研究权威”的历史学家杨天石指出，担任两岸密使重要角色的，在蒋介石时代主要是曹聚仁，在蒋经国时代主要是沈诚。

杨天石认为，在蒋介石时代的两岸密使当中，最重要的、参与机密最多、获得了初步成果的当属曹聚仁。他在大陆考察，接受周恩来在颐和园的宴请、与毛泽东会晤，并向蒋经国递交报告、传达和谈条件，并通过蒋经国的亲信解答蒋氏父子的疑惑。蒋介石的日记当中对他曾有四次提及。因此，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的《蒋介石日记中的“两岸密使”》一文当中，对曹聚仁着墨最多。作为对谈嘉宾来到现场的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则称，毛泽东曾经用《东周列国志》中的鲁仲连来形容他父亲的角色。曹景行还认为，尽管蒋介石对中共心存芥蒂，但是依然在寻求沟通，这表明两岸之间有一个最起码的共识，就是不愿意分裂。

一方面，关于蒋经国时代起到重大作用的沈诚，现在还没有任何档案资料。但是，杨天石本人曾听过当年接待沈诚的民革中央荣誉副主席贾亦斌的亲口叙述，另一方面，他曾与沈诚本人有过一上午加一晚上的谈话，对当年的情况比较清楚。杨天石知道，沈诚在曹聚仁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国是建议备忘录》，对两岸的统一问题提了一些建议，而且还传达过一份党中央给蒋经国的密信，使得两岸几乎达成了一个合作统一的方案。可是，如今有关当事人，邓小平、蒋经国、沈诚、贾亦斌，都已经去世，82岁的杨天石称自己写作时已经成为这件事情唯一的知情人，“因此不得不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众”。

曹聚仁：蒋介石诚意不足，斡旋久久无功

曹聚仁本来是一位文史学家和记者。在20多岁时，他便记录整理出版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还登上了暨南、复旦等大学的讲坛；上世纪30年代初，他又在上海创办了《涛声》《芒种》等杂志，鲁迅也是投稿人；到抗战时，他又持笔从戎，成为战地记者。曹聚仁与蒋经国的相识始于1938年8月的南昌见面。1941年曹聚仁因避战乱迁居赣州，蒋经国邀请他主持笔政，曹聚仁由此创办了《正气报》，担任总经理、总编辑，二人合作数年之久，曹氏因此对蒋经国十分了解。蒋经国也曾感叹称：“知我者，曹公也！”1950年，曹聚仁移居香港，先后担任《星岛日报》的主笔和新加坡《南洋商报》的驻港特派记者。

曹聚仁的“两岸密使”身份是移居香港以后开始的。根据杨天石考察，在1955年，曹聚仁就写了三分密函给蒋经国，邀请他派人到香港，去了解中共对台湾的和平政策，由于被看作是“统战”，台湾当局并未回应。到1956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进行《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谈及“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这引来了曹聚仁的注意，他先后拜访周恩来三次，周恩来还在颐和园宴请他，后来这段经历被写进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从此以后，曹聚仁成为了国共两党的“两岸秘使”。他在大陆考察，并向蒋经国递交报告，通过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解答蒋氏父子的疑惑。

杨天石告诉在场的听众，毛泽东和曹聚仁的对谈当中，对于两岸谈判极为宽大，今天看来令人非常吃惊。他列举了若干例子：毛泽东称，只要蒋氏父子能够抵制美国，就可以同他合作。一方面，毛泽东允许蒋介石在台湾进行 “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可以让蒋管，可以管很多年。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经满了两届，按照规定，他没有资格继续连任，当时总统待选人物有三个人，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诚，一个是蒋介石。毛泽东说，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他还称，“我们都是拥蒋派”。与曹聚仁的谈话当中，毛泽东甚至指出，如果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

到了1960年代初，毛泽东又把曾经提出过的这些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一纲四目”的和平统一祖国总体构想。

杨天石在书中记录下了这样的故事：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曾经与曹聚仁在日月潭的涵碧楼会面，当时，曹聚仁出示了中共中央的信函，当中还有毛泽东写给蒋介石的一句“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会晤结束之后，蒋介石拟出了六条协议，只待签字，但是此后却无下文。可是，曹景行则指出，由于相关文献资料不足，今人并不能确切知道此次会面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生过，“六条协议”的相关史料也并不太确切。

蒋介石似乎对曹聚仁的态度并不友好。杨天石称，从蒋介石日记来看，对担任两岸密使时间最长、往来信函最多的曹聚仁，他只记载了四条，且称之为“曹谍”、“曹奸”、“曹匪”等。实际上，除了这两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之外，蒋介石一向坚决反共。那么，他为什么利用曹聚仁来做工作？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是想通过曹聚仁来了解大陆的动态、获取情报。例如，大陆“反右”运动期间，大陆内部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许蒋介石的诚意不足也正是曹聚仁直到1972年病逝之时，依然久久无功的原因。

沈诚：“如果蒋经国不死，两岸问题早就解决了”

曹聚仁在临终之前，一直希望有人来延续他的事业。而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曾在蒋经国青年军当中担任要职的沈诚。后来，他卸甲归商，在香港开公司。

杨天石曾经听沈诚谈过他受派担任两岸密使的故事，蒋经国老部下、民革中央荣誉副主席贾亦斌也对这段往事进行过佐证。根据口述内容，杨天石得知沈诚的使者身份始于1981年，这一年的9月30日，叶剑英提出了“叶9条”，主张两党进行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叶剑英请沈诚向蒋经国传话，称：“兄弟之间没有不可以谈的，过去恩怨一笔勾销。”

在与中共中共对台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会见之后，沈诚写作了《国是建议备忘录》并分送给两岸领导人，北京邓小平、台北蒋经国。其中不仅分析了当前两岸两党在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而且还谈及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之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国家统一手段必须和平等内容。根据杨天石知道的情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曾称“沈城的见解很好”。再后来，杨尚昆提出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双方谈判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沈诚向蒋经国报告以后，台北同意了“两党对等，中央层次”的谈判模式。

“两党对等”，是党对党的对等谈判。杨天石认为这很符合蒋经国及台湾军政人员的心理状态。因为台湾的军政人员存在一种心理，虽然他们在军事上被打败，但依然不愿意承认失败，希望维持体面。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接触失败者国民党。

除了认可“两党对等”的原则，蒋经国比起蒋介石，态度要积极和开明得多。“蒋经国当然有反共的一面，但是他的思想也有开明的一面。”杨天石指出，他曾经在胡佛档案馆翻阅张嘉璈（银行家、实业家）日记，发现早在1946年1月，蒋经国就曾经对张嘉璈说，有了共产党，国民党就不会腐败。更惊人的是，他甚至还说，两个党都存在，可以竞争，谁得到拥护，谁就执政。

在这种背景之下，沈诚取得了比曹聚仁更大的进步，1987年3月，就在台北同意谈判模式以后，沈诚收到了杨尚昆派人送来的《致蒋经国函》。沈诚带着这封信函，经由香港飞抵台北。蒋经国此时刚做了白内障手术，在商讨之后不久，经由沈诚传达，两岸先后解决了“台胞旅游探亲”和“老兵返乡”问题。

根据杨天石书中《我所知道的沈诚两岸之行》一文，同年9月，沈诚再到台北，此时蒋经国因为糖尿病引发了脚部溃烂，切除了两个脚趾。沈诚随后提出要蒋经国选派赴大陆的代表。蒋经国认为，党对党不需要经过政府立法部门，但不可能不经过党组织。11月，蒋经国告诉沈诚，很快将要举办中常会，到时候决定正式去北京的人选。这次谈话时，沈诚发现，蒋经国“精神很差”“显得浮肿”，“口齿也有些欠灵活”。次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

蒋经国去世以后，李登辉继任，局势陡转，沈诚受到了台湾当局“法务部调查局”的传唤，并收押于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罪名有“来台为匪统战，意图颠覆政府”等，在1989年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为无罪。

“历史有时候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天石感叹。杨尚昆曾经请人给蒋经国捎去一份信，其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够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而蒋经国也有强烈的意愿，他曾经告诉沈诚，自己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给民族、给国家一个交代。“如果蒋经国不死的话，以他的身份和能力，两岸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蒋经国的去世，让两岸谈判的希望之火又被熄灭，虽然李登辉上台的早期也在与大陆进行沟通，可是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前景又变得难以捉摸。

在曹聚仁、沈诚以外，杨天石看到，还曾有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的胞弟黄逖非等人曾为两岸关系担任密使。曹聚仁曾说“义无反顾，决不做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完成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并且坚守着密使的职责，直至去世。这让杨天石十分感动。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两岸密使”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都曾自觉地把促进两岸统一看作是义无反顾的事情，为了两岸统一而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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