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娜上周三晚上出现在她位于纽约上东区的豪宅里接受采访时衣着完美无缺。她差不多迟到了一个小时，道歉的时候神情拘谨。她说：“我现在什么事都迟到。”

她接着说，自从去年12月以来，她一直很忙，因为当时一名黑客把她新专辑《叛逆的心》（Rebel Heart）中一部分还没有制作完成的歌曲放到了网上。目前，一名嫌犯已经在以色列面临起诉。“泄密事件”后，麦当娜的第一反应是，提前发售新专辑六首歌已经制作完成的版本。它们迅速在世界各地打入了排行榜的前十。同时，她还在抓紧完成制作专辑剩下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本周二即将面市。

这是一张典型的麦当娜专辑——充满舞曲元素、力量、对信仰的挑衅以及野性，而且风格新潮。麦当娜找来了众多大牌合作，亲自督阵，几经多位大腕修改。

“我原本打算从头到尾慢慢思考、慢一点做出决定。”她说，“后来，我被迫把一切和盘托出。所以现在，我在努力赶上自己的进度。”

她接着说：“刚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它是一种充满活力、能够丰富人生、令人愉悦的体验，但后来却演变成了一件相当疯狂的事情。这是一次很奇怪的艺术创造过程，但是也恰巧是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都是数字化生存，我们都很脆弱。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情。瞬间成功，瞬间失败。瞬间发现新事物，瞬间破坏，再瞬间重建。很精彩，很奇妙，但同时又很具有摧毁性。说实话，对我来说，从很多方面来看，艺术家的死也是这样。”

我们的采访在她客厅里进行。客厅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副法国“立体主义”画家费尔南·勒吉（Fernand Léger）的画作。一张很大的咖啡桌上整齐地堆着麦当娜最近一直在研究的书和一叠叠照片。她在根据小说《格蕾塔·韦尔斯不可能的生活》（The Impossible Lives of Greta Wells）筹拍一部新的电影，目前正在创作剧本。

咖啡桌的旁边就有一套奶油色的沙发，但麦当娜却更喜欢坐在地上聊天。

赶回家接受采访之前，麦当娜正在为一场即将进行的演出试装。她说：“我现在就穿着一半的演出服。”她穿着一身黑——缀满钻石的紧身衣、黑色的短裤、前面带扣的T恤，半身夹克的肩膀上装饰的黑色的羽毛，搭配一双时髦的厚底鞋。她的指甲也是黑色的，闪闪发亮。她还戴着一副银质的十字架耳环，手指上套着一个骷髅头戒指。

麦当娜最近一直在各大颁奖典礼上演唱最新单曲《为爱而生》（Living for Love）。演出中，她身穿斗牛士的制服，身边簇拥着一群头戴牛角、裸露胸膛的舞伴。2月25日，在相当于美国格莱美的伦敦“全英音乐奖”（BRIT Awards）上，她在表演中惊险地摔了一跤。一名舞者原本应该扯掉她的斗篷，但是因为斗篷系得太紧，她被仰面拉着摔下了台阶，还撞到了头。不过几秒钟之后，她马上爬起来继续跳舞。

“出事的时候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她说，“我只记得当时我向后摔了下去，撞到了后脑勺。但是我当时浑身涌动着肾上腺素，而且我当时很吃惊。所以我心想，那好，我必须接着演。所以我重新回到台上，继续表演。”

她接着说：“如果不是因为身材保持得好，当时那么一摔我可能挺不住。还好我很强壮，我知道应该怎么摔倒——因为我骑马。而且，我还拥有内在的力量，我明白，这一点救了我。当然，还有我的守护天使们。我相信同时存在着物质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而且我相信这两个世界是相互交织的——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所以，这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保护了我。”

《叛逆的心》与麦当娜大部分专辑一样直叙胸臆。她原本计划把专辑分为两个部分——一半是“叛逆”，一半是“心灵”。

“本来，一方面是展示我叛逆、富有煽动性的一面。”她说，“另一方面则是我更浪漫、更敏感脆弱的一面。”

但最终完成的专辑却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在各种情绪之间跳跃。另外，麦当娜还罕见地对过去进行了一些小小的回顾。借助《我来，我看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新专辑中的那些歌构成了一部凯旋的自传。

“我不是一个喜欢沉浸在过去的人，但是现在似乎是到时候了。”她说，“三十多年了，得回头看看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会停下来想‘天啊’。我想起所有我认识的些人，那些我一起共事过的人、交过的朋友、合作过的人，从迈克尔·杰克逊到图派克·沙克（Tupac Shakur，说唱歌手）。我还活着，而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想起这些真是既甜蜜、又心酸。似乎现在到了我想停下来、回头看看的时候了。就有点像‘幸存者’的负罪感——为什么我挺过来了，而他们却没有？”

专辑里另外一首歌《圣女贞德》（Joan of Arc）则是坦承，麦当娜也并不是完全免疫于这些年来经受过的打击和挫折。

“我一直都很喜欢圣女贞德的故事和她象征的东西——她的信念。”她说，“我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每个人都认为我刀枪不入，像超人一样。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直活跃30多年，或许确实是这么回事。但这当然不是真的，我猜，我是想传达这样的想法。”

这张专辑的制作已经历时一年半了。但起初，她其实只是想要写点什么东西而已。

“在我这个行业，人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轮子上的小老鼠一样不停地在工作。”她说，“人们总是希望你能带来新的东西，我自己也是。从我十几岁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过不是在搞创作的时候，要么编舞，要么写歌什么的。我觉得有点被抽干了。”

于是，她决定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于创作《不可能的生活》电影剧本，一半用来写歌。她的经纪人盖伊·奥塞利（Guy Oseary）建议她和25岁的瑞典制作人、拥有全球大热单曲《叫醒我》（Wake Me Up）等作品的艾维奇（Avicii）以及他的歌曲创作团队合作。

以往，麦当娜最成功的专辑往往都主要是与一位制作人合作，比如《光芒万丈》（Ray of Light）时期的威廉姆·奥比特（William Orbit）、《宛若处女》（Like a Virgin）时的尼尔·罗杰斯（Nile Rodgers）和《像祈祷者一般》（Like a Prayer）时合作的帕特里克·李奥纳多（Patrick Leonard）。不过，这次因为艾维奇的关系，合作变成了越来越流行的21世纪式流行音乐制作方式——多位不同的制作人携手创作，反复打磨，力求歌曲的热度达到最大化。合作者包括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曾与米娅（MIA）和史奇雷克斯（Skrillex）合作过的制作人迪普洛（Diplo），曾与亚瑟小子（Usher）、流行乐团Haim以及吸血鬼周末乐队（Vampire Weekend）合作过的Ariel Rechtshaid，以及曾与德雷克（Drake）合作过的DJ等等。

“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到底签了份什么样的合同，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变得很复杂。”麦当娜说，“我合作过的人都非常有才华，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合作过的每一个人也同意跟另外5千个人合作，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做的就是找到我在其中的位置。”

但是，麦当娜坚持按照她所谓“老式的”方式进行合作——不是把曲子交出去修改然后等着点头，而是当面调整。

“我从不离开录音棚。”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一点要把他们逼疯了。比如，他们会问我‘难道你不需要去上个厕所吗？难道你没有其它地方可去了吗？难道你不用给谁打个电话吗？’”

曾经和碧昂斯（Beyoncé）也合作过的制作人托比·盖德（Toby Gad）为麦当娜写过14首歌。最终，包括《圣女贞德》和《为爱而生》等在内的7首歌收录进了这张专辑。

“第一个星期，她咄咄逼人。”托比说，“感觉就像是测试阶段。你得提供批评意见，但是又不能真的惹到她。但她也喜欢坦率、严厉的批评，不介意有话直说。合作真的非常成功，她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和气。”

《叛逆的心》很可能是麦当娜最多元化的一张专辑，不仅有《为爱而生》这样类“福音”的歌曲、调侃式的《嘿！我可是麦当娜》（Bitch I’m Madonna）、以及《鬼镇》（Ghosttown）和《心碎之城》（Heartbreak City）这样的情歌，还有主打感官刺激的《最好的夜晚》（Best Night）、雷鬼风格的舞曲《心安理得》（Unapologetic Bitch）以及一语双关、活泼俏皮的《人体商店》（Body Shop），背景里则是锡塔琴的叮咚声。歌曲本身也富于变化，风格在吟诵和合唱之间来回切换。制作人坎耶的制作则把他开阔、粗犷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唱诵糅合在了一起。

“这就是我。”麦当娜微笑着说，“那就是我的切入点。我们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很有意思地结合了起来。”她还透露，她还和坎耶为他下一张专辑合作了一首歌。

56岁了，麦当娜并不惧怕这个痴迷于青春的流行音乐市场。

“我并不认为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自己年龄问题，难道不是吗？”她反问道，“只有别人提起来，或者跟我说‘你都这个年纪了，所以怎样怎样……’，希望靠这个来限制我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

她的回击永远都是两个字——坚持。

“因为身为一个女人，我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一直被边缘化。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性别歧视的行业，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性别歧视的世界。所以我必须一直反抗、抵制某些东西。”她说，“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松懈过，你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吗？所以，既然我从来都没有松懈过，那么我就不会觉得，哎，以前多容易啊。对我来说，从我入行的第一天开始，一直都很艰难。”

（译者：张元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