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摘金情缘》（Crazy Rich Asians）由美籍作家关凯文（Kevin Kwan）的畅销小说改编，引爆北美票房，一些影评人认为，这是好莱坞迈向多元化的一大步：影片演员阵容可是清一色亚裔啊！但在新加坡，人们却颇有微词，认为这部电影没有抓到这个国家真正丰富多层的族群，批评的矛头直指影片聚焦的人群——“富得流油”的一小撮人（注意，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Crazy Rich Asian”意思是超级富豪，而不是疯狂且富有，虽然在片中有些人二者兼备）。“在美国，这部电影大打多元文化表现牌，然而其兜售的重点不过是亚裔角色、亚洲面孔，依然反映了种族主义和肤色主义的问题，这种歧视链依然存在，而且不仅仅在美国，亚洲自己人之间也并不少见。”新加坡籍华裔记者韩俐颖（Kirsten Han）在Vox网站写道，在她看来，这部电影“引以为豪的全亚裔卡司不过证明了华人在新加坡主流媒体和流行文化占据着永久的主导地位。”新加坡籍印度裔作家、社会活动家桑吉莎·他那帕尔（Sangeetha Thanapal）对这部电影的兜售话术持有异议，在宣传中，它成了“多元文化的胜利，是代表亚洲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那帕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则表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要以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话，最好能反映真实的东西。”

说句公道话，关凯文的原著小说中没有为华人大唱颂歌，而是挖苦讽刺；他也无意过多渲染这座城市的海滨胜景，而是希望给读者展现新加坡的国民性，让大家了解国家认同和种族差异在新加坡是如何兼容的，这一点又和美国形成了怎样让人着迷的对比。

自从新加坡独立以来，到如今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这个国家的“种族工程”一直是一项大胆的试验，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国民都亲眼目睹着这项试验从落地到发展的全过程（新加坡还有一件引以为荣的事，这个国家人均寿命很长，排世界第三，反观美国则在31名的位置）。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国家计划一直以来都是“多国家、多民族的”。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实现的，过程中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值得一探。

首先得给大家提个醒，你可以说新加坡这个国家富得流油，她是世界上百万富翁密度最大的国家，人均GDP也表现抢眼。但不像列支敦斯登和或者卡塔尔，新加坡没有什么主题乐园，也没有土豪味的珠光宝气，这个国家主要还是由中产阶级撑起的，人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公寓，但大多数都住在政府建造的公屋里。这种住房被称作“租屋”，是政府在高房价问题之下的对策，而在大洋彼岸，旧金山人们也是因为价格居高不下的楼市遭了秧。这些租屋也是新加坡种族政策的一部分，政府正花大力气推进这些被称作是“种族和谐”的工程。

租屋中实行的是社区族群比例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执行配额制度，确保组屋的各族群人口比例与全国水平大致相当。政府不希望在国内出现一块单一民族的“飞地”，因此相关住房部门规定，不得超出某一种族的公屋限额，违法销售房屋。这是一个大动作。在其他国家，人们往往会按照族裔聚居在一定区域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城中村”往往意味着黑人聚居区，以及在法国，郊区居民意味着出生在法国的北非后裔。当法国总理站出来谴责这种现象，说这是搞种族隔离的时候，背后的原因是他认为这种种族差异有可能危害国家团结。由此看来，也许你会很自然地认为新加坡煞费苦心促进民族融合，也是想要同化各民族人民——要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狮城新加坡具有显著的种族多样性特征，这一点从她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Singapore中，Singa是马来语，意“狮子”，而pura是“城市”的梵文。这个国家国民组成包括76%的华人、15%马来人和7.5%的印度裔市民。1964年夏天的一个伤痕塑造了新加坡的国内政策，直到今天依然坚持这一路线。这一年的圣纪节，一队马来西亚穆斯林在街上庆祝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而后卷入了种族骚乱。这场冲突以惊人的速度升级为暴动，蹂躏了这个小岛，不久后余波又起，另一场暴动在新加坡震荡。照这样看来，“多元性是我们的力量之源”的理念推行下来面临着重重困难。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时，其第一代领导班子也认为这片土地栖居着各个种族的移民，在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于是将种族问题纳入了同年制定了《新加坡国家信约》中：“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种族、语言和宗教是新加坡社会的三条致命断层线，问题是如何将它们稳固下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策略之一就是消除差异。《信约》早前的一个版本是这么开篇的：“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宣誓摒除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团结起来成同为一个民族。”这种语言上的改变意义重大。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在这个国家初生的三十年里担任总理职位，他和自己政治圈中的人算过这么一笔账，如果说马来裔或是印度裔的公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对他们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语言和宗教）心怀敌意，那么以牙还牙，他们也不会给国家好脸色看。

新加坡独立时，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将公民按照“种族”分为四大类：华人、马来裔、印度裔或其他种族公民，这一种族系统后来也被称为“CMIO系统”。如果将人数占比较多的那个族群的语言选定为官方语言，对另外两个主要族群来说就不太公平了，于是为了避免种族冲突，新加坡政府做出了和其他曾经从英国和法国管辖之下独立出的新兴国家同样的决定：将原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李光耀心里还打着另一个算盘，把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能让新加坡在国际贸易中的分量更重，而国际贸易，正是这个港口城市的经济命脉。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制定了以下一系列政策：马来语也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从而对马来人在这个地区的原住民身份表示肯定，而且国歌和军队的口令都使用马来语。在学校，所有公民都必须学习英语。如果你是华人或印度裔新加坡人，那么还分别需要学习中文普通话或泰米尔语（因为新加坡大多数印度裔居民都是说泰米尔语地区的移民）。如果你是马来人，那么便需要学习马来语。因此，所有人起码需要通晓两种语言，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二语言由各自的种族决定。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因为种族出身而受到了歧视和贬低，那么政府就会来替你撑腰。

为什么不喜欢这些政策呢？在美国，少数群体永远在争取权利、尊重和认同的路上，想方设法免除义务、争取法规执行的例外以及妥协。不同的宗教团体会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实践自由”（free exercise）来反对限制他们的法律。比如说天主教会在禁酒令期间争取破例让信众喝圣餐葡萄酒；印第安人则希望在毒品法上开一个小口，允许他们在祭典仪式上服用被称作“墨西哥的致幻魔球”的乌羽玉；过着简朴的乡村生活的阿米什清教徒的诉求则是让孩子免受法定离校年龄的约束，不接受初中以上的国家教育；虔诚的犹太人和穆斯林要求诸如监狱这样的公共设施满足他们信仰上的需求；美国军队中的锡克教徒要求破例不按仪容仪表要求着装，允许自己戴头巾、蓄胡子。

有时国家或地方层面的政府公共部门需要通过一些重要的规定来适应当地的族群，特别是某一个种族人数众多的地区，更加需要特别关注。比如说美国格兰岱尔市就设立了法定节假日来纪念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在国家层面，美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倡导平权行动和给予弱势者优惠的正面差别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以消解过去种族歧视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政府还将更严格地执行民事权利的法律；为了纪念黑奴的解放，美国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定假日。在教育方面，加利福尼亚州的双语教育历经挫折，终于在前几年大获成功。在加州，一个学区有超过30个家庭或者同一个年级有超过20个30个家庭的父母要求双语教育，那么这个学区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正是自由民主的适应调节应有的样子。

如果你站在少数族裔的这一边，为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斗争，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新加坡有前瞻性的一系列举措看上去就像是美梦成真。但我们还是不能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放松警惕。要知道，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新加坡的种族政策并不是适应和调节，它更像是对某种身份的巩固，而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侵犯到你真正的文化、种族属性（译注：原文entrenchment有侵犯、巩固意）。在新加坡，父母辈不能保证文化身份代代相传，但国家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政府的角色几乎相当于美国的拉美裔全国委员会（UnidosUS）、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而且以类似国企的方式运营着。这时候，当身份政治成了一种治国理政的才能，就显现出了一些奇怪的特质。

就拿双语教育来说吧，它是必修课程，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而且在建国后的几十年已经变得越来越严格，这一点和美国还有几分相像。作为新加坡市民，你就必须得学习一门符合自己族群身份的语言。但是具体是哪种语言呢？新加坡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即便是非泰米尔人的印度裔族群（大概占新加坡印度裔人口的48%）都必须学习泰米尔语，这就导致他们无法与自己的祖父母交流，因为后者可能只会说印地语。

而在新加坡的华裔呢，他们则必须学习中文普通话，将其作为自己的“母语”。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一个多世纪以来，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大多操着闽南语、潮州话、粤语、客家话和海南方言，只有2%的华人把普通话作为第一母语，做个类比，这就像美国要求拉美孩子全部学习葡萄牙语一样奇怪。李光耀总理自己在30岁之前都不会说普通话，但毫无疑问，他认为占新加坡人口总数大头的华人可以通过同一种语言团结起来，无忧无虑地把自己真正的母语扔在一边，因为这只不过是“方言”。和很多美国父母一样，李光耀认为学习汉语普通话也有一些实用的优点。

新加坡种族政策隐含着这样的一层意思：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单一的，然而这与这个社会的事实背道而驰，因为人们常常会跨越CMIO四大类族群的界限互相通婚。这样一来，这些跨种族的第二代就得选择自己的身份了——种族和谐日（Racial Harmony Day）就是一个缩影，在这一天，学校的孩子们都应该穿上反映本民族文化的传统服饰。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存在着一种特别的 “坡式英语”（Singlish），这种语言是英语、马来语、中文和泰米尔语混血的产物，在坊间通用无阻，却始终上不了台面，不被官方认可。简而言之，你的第二语言并不是由祖辈实际使用的语言决定的，而是根据国家给你安排的身份选定的语言。尽管如此，我们不否认CMIO系统反映了新加坡关于种族身份认同的既有概念，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系统打从一开始就无法运行。但同时这样简单粗暴的分类也将新加坡高度复杂的种族语言群体现状过度简单化了。

除此之外，新加坡推行种族和谐靠的绝不仅仅是温柔的劝诫。比如说《煽动法令》（Sedition Act）就规定，“制造不同种族或社会阶层之间的憎恨和敌意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这是对种族敌对强有力的一条禁令，因为关于种族差异的帮派主义、氏族主义言论往往会冒着“制造不同种族之间憎恨”的风险。2012年，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的一名高级职员被炒了，原因是一场马来人的婚礼在她公寓前的一块公共场地上举办。这位员工是新加坡的永久性居民，她在Facebook上用亵渎、不敬的言语含沙射影，说马来人很小气而且丝毫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如果他们肯付钱“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她埋怨说：“那么这里的离婚率可能就不会这么高了。”这位员工继续在推文上写道：“花50块钱就把婚给结了，这个社会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坦白讲，但凡是一个用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马来族群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根据记录的数据显示，马来族裔的离婚率比新加坡总体平均水平要低。所以这名员工发表的这些言论能够广泛传播并且引起人们的不满，投诉的声音传到了雇主的耳朵里，害她第二天就丢了工作，这些也就都不足为奇了。不过她干的这件事可能还会有更糟的结果。就在三年前，一对福音派基督徒夫妇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触犯了《煽动法案》和《不良出版物法》（Undesirable Publications Act)，因为他们当时分发了诋毁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小册子，称这两种宗教是错误的信仰。在这条气急败坏的Facebook帖子发布后，执法部门立刻找上了门，给这个惹麻烦的人发了一个警告。被警告者倒也识趣，马上搬回了自己的出生地澳大利亚。在新加坡，一条咄咄逼人的网络帖子可能会让你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有时候言辞没有那么偏激的关于其他族群的评论或者意见，也能给你惹上麻烦。

这是一种复杂的双向的契约：国家保护了种族身份，这种身份也要受国家的监管。去年，一位伊斯兰教的伊玛目就因为辱骂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而被驱逐出境；两位基督教牧师也因为诋毁伊斯兰教和佛教而被明令禁止其传教活动。这个国家还专门设立了一位穆斯林事务部长，负责对本国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适时发出警告，防止他们“自我激进化”（self-radicalization）。《维持宗教和谐法案》则确立了一些限制性指令，避免神职人员制造不同宗教间的敌意与冲突——你猜的没错，同时也能抑制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新加坡希望通过国家计划，尊重种族和宗教差异，防止内部分裂，这一系列卓绝的努力也体现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概念，“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泰勒来自蒙特利尔，所以对他来说，魁北克语政治放在第一位。在他提出的这个影响甚远的模型中，仁慈的政府会公开承认各种不同的身份。能得到来自国家的认同，自然是受到尊重的表现，然而麻烦之处就在于，这种认同也是政府将公民身份具象化的一种方式。我将这种现象叫作“美杜莎综合征”：当政府手上拿着各种不同身份的牌，掌握着法定教育和其他方式的身份认同的权力，密切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总会将一些既无法固定，也并非泾渭分明的现象确定下来，并使之固化。这种政策往往不能满足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无法适应像手风琴一样拥有诸多褶皱起伏的混合糅杂的身份认同。但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精于管理的城邦国家，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了。

在李光耀执政晚期的几年里，可以看出，他的发言话语中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强调新加坡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展望了，而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了政治政策上，这正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新加坡的国民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已经稳定下来了。也许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看来，李光耀建立的这个政府太像家长了，过于谨小慎微、太喜欢横插一脚，但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市民也聚集到了一起，朝着同一个意义重大的国家项目奋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有一位朋友的童年时光大多都在新加坡读过，她曾经说：新加坡的人们可能觉得自己被监控着，但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存在有人看得见。李光耀总理在2015年离开人世，当时新加坡降半旗举国哀悼，人们难掩悲痛，一股脑倾泻而出。在三天三夜里，接近45万人来到医院门口，经过他的棺木以表痛心，而新加坡的交通系统也保持24小时无间断运行，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出行。但在此之后，政府依旧对种族问题施压，让社会禁声；依然有人在全天候盯着这里的国民，不同的是，年轻的新加坡人可能不再和老一辈一样，就算被政府注视、关注着也能安之若素了。

深受新加坡种族战略诱惑的西方人也许会注意到，即便是在这样的国家，种族主义依然会抬头，反抗这种身份政治的治国手段。关凯文在原著小说《疯狂亚洲富豪》的续集《中国富女友》中，通过一个华裔的眼睛，让读者看到，这个主人公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圈子“一直以来都是极度的种族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在他打算迎娶一个印度女人的时候，父亲告诉他：“就算你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未来，好歹也想想你和那个女人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吧。我们的血脉保持了11代，你要是这么一搅和，从此以后血统就再也不会纯正了。”可见当涉及到种族差异的时候，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事实是，打从一开始管理民族身份就是驾驭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不管政府作出何种规定，民众都会想方设法忽略其划出的界限。在千禧年的前十年，新加坡的跨种族婚姻比例翻了一倍，到今天，这个国家25%的结合都超越了华裔、马来裔、印度裔和其他种族四大族群的界限。我并不是说政府应该忽略公民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而是应该认识到，不仅仅新加坡社会整体是多种族并存的，越来越多个人市民的身份也不是单一的种族了。

也许未来新加坡的浪漫喜剧能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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