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中，人们会说这么一句话，我们会“杀死一块好牛排”；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则说“为咖啡而杀戮”；德国人则把“饿极了”叫做Mordshunger，意思是“饿到杀人”——但事实上，人们真的会为了食物大开杀戒吗？

同类相食绝不是食物和犯罪相互联系的唯一途径，关于食物的纠纷也可能导致谋杀。在圣经里，当亚伯（Abel）献出的（头胎羔羊的）肉比该隐（Cain）献出的次等祭品更受（上帝）认可时，嫉妒便导致了致命的攻击。

食物也可能是致命的武器。有人通过下毒杀人，也有人像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残忍的短篇小说《待宰的羔羊》（Lamb to the Slaughter）里那样，挥舞起冻羊腿作为杀人的钝器。

事实上，研究表明，大脑并不能区分真实的和虚构的感官刺激，但食物的记忆可以让故事鲜活起来。

我们（指本文作者，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副教授M. Jean Anderson、莫纳什大学意大利研究讲师Barbara Pezzotti、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高级讲师Carolina Miranda）编辑了《桌子上的血迹：国际犯罪小说中的食物》（Blood on the Table: Essays on Food in International Crime Fiction）一书。在这本书中，世界各地的学者带来了20-21世纪不同国家的犯罪主题作品，这些学者包括施蒂格·拉尔森（Stieg Larsson）、莎拉·帕勒斯基（Sara Paretsky）、唐娜·利昂（Donna Leon）、安德烈亚·卡米莱里（Andrea Camilleri）、弗雷德·瓦格斯（Fred Vargas）、露丝·伦德尔（Ruth Rendell）、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乔治·西姆农（Georges Simenon）、阿瑟·厄普菲尔德（Arthur Upfield）、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和尚-法兰索瓦·派洛（Jean-François Parot）。

纳入分析的电视节目包括“蒙塔巴诺探长” （Inspector Montalbano）系列、丹麦-瑞典合拍的《桥》（The Bridge，又名Bron/Broen）和它的改编版：英法合拍犯罪剧《隧道谜案》（The Tunnel）以及美剧《边桥谜案》（The Bridge）。

除了用来突出一些有限的功能（比如用作武器，或者作为人物刻画和故事背景的元素），食物在犯罪小说中还有着相当巨大的潜力。这本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还包括食物在叙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人们是否会对食物犯下罪行，以及饮食仪式如何与文化、性别、性别或阶级归属感相联系等等。

烹饪谜题

在作家兼厨师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小说和非虚构写作中，饮食、食物的准备和体验总是处于边缘状态。专业厨房已不再主要用来生产美味食物，而变成了暴力的场所。这种“厨房犯罪现场”，与厨房作为家庭与社会空间中的文化、情感中心的预期角色相矛盾。

食物元素在安德里亚·卡米列里（Andrea Camilleri）的“蒙塔巴诺探长”系列中非常普遍。饮食仪式可能增强戏剧性悬念，但它们也标志着地点和文化认同，并且有助于刻画英雄侦探的心理特征。

食物在描述蒙塔巴诺独特的个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乔治·西梅农（Georges Simenon）笔下的麦格莱特（Maigret）等其他著名侦探所做的那样，对他们来说，吃东西是调查的一个重要部分。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笔下的尼禄·沃尔夫（Nero Wolfe）是一位美食鉴赏家；瓦斯克斯·蒙塔尔班（Vázquez Montalbán）书里的佩佩·卡瓦略（Pepe Carvalho）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厨师，又是出了名的老饕。

最近几年，烹饪谜题在德国非常流行，市场定位同时瞄准了侦探小说迷和美食迷。埃拉·丹兹（Ella Danz）系列作品中的主角格奥尔格·安格尔穆勒（Georg Angermuller）就是一位喜欢下厨和吃饭的警官。在她的小说《味觉混乱》（Taste Confusion）中，一位美食评论家在被迫吃下鹅肝馅饼后死亡，正如鹅和鸭子被迫吃下鹅肝、从而把它们的肝养肥以制作鹅肝酱那样。

在调查罪案时，侦探遇到了诸如工业化农场以及食物生产伦理等问题。破案所需要的技能，也能被用来发现隐藏在食物背后的真相——松露鹅肝馅饼里可能含有大量猪油，而松露只有一点点；工业养殖的动物们，永远看不到食品包装上的绿草和蓝天。

丹兹小说的附录里面有菜谱，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很受读者欢迎。在烹饪谜题中加入菜谱，可以让书店在烹饪类和悬疑类书架同时展示这一书本，从而使曝光率加倍。

女权主义饮食仪式

女权主义犯罪小说却对食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夫顿（Sue Grafton）、萨拉·帕瑞茨基（Sara Paretsky）和多米尼克·西尔瓦恩（Dominique Sylvain）都将饮食描述为女性独立和反对性别规范的表达，并挑战了关于“苗条”的文化观念。

格拉夫顿笔下主角金赛·麦尔霍恩（Kinsey Millhone）的饮食习惯，不仅标志着女性被允许享用重口味的食物（如麦当劳），同时也是对痴迷于健康和健康食品的美国文化的一场起义。在法国语境下，西尔瓦恩和弗雷德·瓦格斯（Fred Vargas）笔下的女性侦探，都对美食以及好厨艺表现出了强烈的欣赏。

小说中另一个比较对立的观念，是对饮食采取漠不关心或忽视态度。女侦探凝视着她空荡荡的冰箱，这一幕在所有系列中都出现过，它代表着对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传统的又一次打击。以朋友代替婚姻和家庭，是女性主义犯罪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摒弃了传统的性别角色，突出了女侦探的独立。

酒吧和餐馆的角色也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本地的饮食场所发挥着亲朋好友聚居大本营的功能，这与家庭相对立，反映了女侦探从家庭空间和传统女性气质中的解放。

鲁思·伦德尔（Ruth Rendell）的中篇小说《心石》（Heartstones）的女主角、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一个16岁的女孩艾薇拉，她的母亲死于癌症。通过她的回溯叙述，小说讲述了艾薇拉陷入厌食症的历程、她对情感上疏远的父亲卢克的迷恋，以及她和进食过量的妹妹斯宾妮之间的关系。

艾薇拉后来发现的线索表明，斯宾妮谋杀了卢克和他的新未婚妻，接下来也可能杀掉艾薇拉。叙事的重点放在了对食物的否认，以及进食或避免进食的强烈欲望。食物是敌人，是毒药的一种形式，饮食就是犯罪。伦德尔使用强调个人和家庭空间亲密体验的家庭黑色小说体裁，创造了针对饮食失调和作为“犯罪现场”的父权制家庭的女权主义批评。

食物与身份认同

就像《桥》中的佐贺·诺伦（Saga Noren）和《杀戮》（The Killing）中的莎拉·朗德（Sarah Lund），斯蒂格·拉尔森（Stieg Larsson）《千年》（Millennium）三部曲中的丽丝贝·萨兰德（Lisbeth Salander）也缺乏情商，导致她无法与食物的社会准则建立个人关系。她所吃的食物范围非常狭窄，这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吃速冻食品——主要是披萨，用微波炉或烤箱加热——为生，其他还有面包、苹果，当然还有咖啡，她通常也只喝咖啡。

吃冷冻披萨不仅模糊了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界限，也引入了一部分男性特征——拒绝下厨房扮演女性角色——与书呆子或黑客的男性领域完美匹配。

食物与身份的关系，以及将食物作为身份多样性象征的使用，使得古巴作家莱昂纳多·帕多拉（Leonardo Padura）的作品十分符合国际犯罪小说的最新趋势。他用传统食物及饮料拓展并挑战了人们对古巴特性的定义——烹饪是一种保存当地丰富多样传统文化的方式。

许多传统的古巴菜，如炖牛肉（stew ajiaco），由于原料的缺乏而面临威胁。帕多拉指出，革命政府试图创造一个连贯的国家叙事和标准化的身份模式，牺牲了古巴文化的丰富性。

在其他语境中，国菜也代表着身份。乔治·西梅农通过在作品中征引食物，凸显文化差异。人们在哪里、什么时候、吃什么、和谁一起吃，这些都可能是麦格雷特作品中的有用线索。在同一国籍的人之间，最先给谁上菜，这些细节无不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与差异。其次，当涉及到外国人时，他们可以确认相似性，表明团结和一致。

以生于英国的澳大利亚作家阿瑟·厄普菲尔德（Arthur Upfield）为例，食物使人们得以洞见复杂的种族关系，以及殖民文化对传统的土地所有者施加的影响。从厄普菲尔德最著名的主人公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昵称“波尼[Bony]”）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位侦探仅通过观察，就能辨认出一个长期食用白人菜品、疏远传统本地饮食的土著澳大利亚人。

从“餐饭”到“食物”，食物对于建立、维持和传递文化习俗和社会认同至关重要。波尼所调查的嫌疑人——男性，女性，单身，已婚，工人阶级，上层阶级——他们饮食的内容与数量，就像性别、生活状况和职业一样，区分起来轻而易举。

在国际犯罪小说中，食物所代表的事物从傻笑到血腥，不一而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探索领域。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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