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康

四月尚是仲春时节，携妻到德国游学，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再乘火车去哥廷根。四月中旬，德国大学开始春季学期，到七月中旬结束。我来哥廷根大学开一门为期一个月的研究生短期课程（block seminar），实际只上了三周。但每次上课都是六个课时，从早上到下午，或从下午到晚上。这样压缩时间，是为了有空多走走，跟德国同行交流和四处旅行。德国大学的学期有点特别，除了学期的时间设置跟我熟悉的中美不同，且常开设这类短期压缩课程。在我之前，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也来这里讲过课。

我除了上一门“中国特殊论：一个研究议程”的课，另一个目的，则是近距离了解德国的中国研究或汉学。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主任多米尼克·萨克森梅耶（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夏多明）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学家，也曾是我在杜克大学多年的同事好友。他本是德国人，回到德国后，风生水起，已是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

对于哥廷根，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记得季羡林先生有《留德十年》一书，回忆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在哥廷根大学的留学经历。季先生先读古印度梵文和吐火罗文博士，后又滞留下来做些亚洲图书资料整理工作。不过我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书，这次来哥廷根后，才在网上下载了他的回忆录。小册子里面除了讲他如何刻苦，就是如何挨饿，再就是吃过什么难忘美食。这世界上大概有四五个人能懂远古时代印度的吐火罗文，季先生算一个。

跟哥廷根有渊源的中国现代名人，名头更响亮的是朱德。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朱德在哥廷根留过学。当年他在普朗克街的住所墙上，现在挂着德文的大理石铭牌，镌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的字样。这是一座幽静、典雅而古老的住宅。据说在哥廷根，由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说在柏林）。相比之下，当年穷学生季羡林的住所就逊色许多。我们这次先住在老城内的独栋别墅区，后来搬到外面稍远一些的明希豪森街公寓二十六号。中间隔了两个门的二十号，据说就是当年季先生的住所。公寓显然是重新修葺的，看不出年代沧桑的痕迹。是极普通的公寓楼，也没有大理石铭牌（似乎有过动议，为季立牌，但后来不了了之）。而哥廷根古老街道两旁的屋子上，是处处可见这样的名人铭牌的。歌德故居的对面就住着童话大王格林兄弟。他们在哥廷根写下的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家喻户晓。他俩又是为现代德语奠基的《德语大辞典》的编撰者和哥廷根大学著名教授，但这些就鲜为人知了。

以前听说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后来知道这说法不准确），也非常著名（这次了解的确如此）。哥廷根人口不到十二万，大学有三万二千学生。加上教职员工，差不多就是小城的多半居民了。

一座城市， 一所大学，前前后后待过的人，让哥廷根充满故事，魅力无穷。

从法兰克福乘火车，穿了许多山洞，在起伏的绿色森林草场中，停在了小小的中世纪古城。从那一刻起，便喜欢上了哥廷根：古色古香的中世纪街道与建筑，活力四射的大学城（四面八方都是年轻人，来自世界各地），被鲜花和绿茵簇拥环抱。欧洲的大小城市去过不少，这是一座尤其让人舒心惬意，又令人激动的小城。

城市旅游小册子（中文版）写道：“哥廷根，创造知识的城市。”市中心老市政厅前小小的牧鹅姑娘（Gänseliesel）铜像，出自格林童话故事。今天每个博士毕业，都要坐着随意搭起的小花车，由亲朋好友推到铜像前，爬过环绕的水池，轻吻牧鹅姑娘的脸颊，然后心满意足地喝起啤酒，相互祝贺。这便是一个城市的新传统了。我在大学屈指待了四十年，没参加过一次博士硕士毕业典礼（包括我自己的），这次在哥廷根，却跟一位偶遇的新晋生物学博士合影了一回。

位于德国中部的哥廷根在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间建置，是中世纪德国汉莎贸易联盟的成员。老城区许多教堂和古老建筑，均保持着中世纪遗风。最具特色的是桁架木屋。红瓦屋顶，由木桁条呈直角和斜线搭出房架，漆成黑色、深红色、深绿色、深褐色，间隔起雪白的墙面。木桁条屋檐部分，绘着五颜六色的圣经或民间故事图案，装饰着千奇百怪的人物或动物浮雕。一条条细长的巷子，铺着鹅卵石，两排鳞次栉比，高高低低，歪歪斜斜，都是这样的“费赫威克木屋”（Fachwerk，德语桁架木屋），煞是好看。哥廷根有一条以“黑熊酒肆”打头的小巷，全都是这样的木屋。而附近方圆五六十公里的五个中世纪小城均以小木屋举世闻名，现在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汉莎联盟是中世纪最强大的欧洲贸易联盟，现在的德国汉莎航空即以此命名。中世纪的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但并不妨碍商业为其带来富庶与繁荣。这些有八九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现在依然是课堂、商铺和住宅，绝非供游客远远观望的景点。就这样，历史和生命被不断延续，几百年光阴依旧。但生活在老城里的人，却是今天最时尚的一群。在德国和欧洲许多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居住，我常常感受到生命被拉长了许多。而这种感觉，在中美两国是完全没有的——美国的历史太短，而中国的上下几千年只能在书本和博物馆里找寻。

哥廷根大学创建于一七三七年，相比一三八六年建立的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一四〇九年的莱比锡大学、一四七二年的慕尼黑大学等，还不能进入最古老大学之列，虽说也算是老资格了。现在大学全名是“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其创始人乃是同时担任英国国王及汉诺威王国选帝侯的乔治－奥古斯都二世。乔治二世按照当时启蒙运动的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念，创立了这所大学。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启蒙与自由理念引领下的哥廷根大学，是欧洲熠熠闪光的顶级大学之一。欧洲王公贵胄之间多有联姻与血缘家族关系，乔治二世同时拥有英国和汉诺威（现代德国疆域内的一度强大的封建诸侯国）元首的双重身份，在欧洲人眼中并不稀罕。但二次世界大战中，哥廷根逃脱了英美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安然无损，据说是托福于多年前的英国血脉。

话说回来，国王再开明，也免不了自由派教授们（“哥廷根七君子”，包括格林兄弟），在一八三七年大学创立百年时，因抗议新国王违宪而被学校当局辞退。当然，德国当时正处于动荡不定的时代。后来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八三三年前后正在哥廷根大学读本科。俾斯麦是出名的调皮捣蛋的学生。在校长办公大楼三楼的“学生监狱”（惩戒禁闭室）墙上还留着他被关禁闭无聊时留下的涂鸦（当然还有西门子家族创始人的作品）。俾斯麦后来被校警勒令迁出城外。老城围墙边上孤零零的“俾斯麦小屋”，现在是哥廷根的一个著名景点。

哥廷根大学有近三百年历史，历经岁月沧桑。所幸受政治气候变化影响甚少，始终延续着“启蒙理性”“学术自由”两大传统。这所大学迄今培养了四十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城市各个角落（城市也就是校园，融为一体）有许多大科学家的铜像。数学家高斯和物理学家韦伯，一八三三年在哥廷根小城的两端，实验发送了世界上的第一封电报。当年的两个发收报机被装进玻璃柜，成为纪念碑，镌刻着德、英、西、俄、法、中、日文，讲述世界乃一家的故事。

当然还有普朗克，安眠在哥廷根墓园。创建量子力学的普朗克与创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家、思想家，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英文系，翘课去听哲学系夏基松老师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课。头回听说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等，不仅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也改变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我作为一个文科生，从夏老师那儿明白了文科、理科相通的道理，尤其是在思考与认知上，两者不可或缺。这些思想家、科学家，跟高斯、韦伯一道，如今都长眠在哥廷根校园的公园墓地里。每天都有大学师生，欢声笑语，热烈讨论，围坐在公园草坪的墓碑旁，伴随着先贤，与他们随时随地对话。这也是让我感觉生命被拉长的另一个情境。夏基松教授今年初在杭州去世，享年九十有三。他当年的大课，人满为患。希望他地下有知，当年南大英文系的小子，几十年后会在哥廷根继续寻找他思想的足迹。

我每天绕着林荫蓊郁的古城墙散步一圈。不到一小时，就转到了东亚系和东亚研究所。

推开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的办公室，主人迎面走来，握住我的手，用流畅动听的中文，很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他着一身浅赭色棉麻对襟唐装，光头，脸也刮得很光，乍一看，似禅宗一派游方僧人。二〇〇〇年施耐德去荷兰莱顿大学做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此前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那儿做过三个月短期研究员。“失之交臂。”他笑道。话匣子就此打开。他在莱顿的学生、深圳大学外语学院的张晓红教授告诉我，那时候他满头金发，一部浓密的络腮胡，一身牛仔打扮。二〇〇九年，施耐德回德国，来到哥廷根。他身负重任，要重建几乎解体的东亚研究。不到十年光景，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研究已成为一方重镇。

“我们虽然叫东亚系，却没有日本和韩国研究，只做中国。”他解释说，一边用精致的茶具泡一壶台湾冻顶乌龙，“太太来自台湾，亲戚送的茶，很不错的。”

我问：“我听说，今天德国汉学研究的排行，大致上是海德堡、柏林自由大学、哥廷根三强。这个说法， 你同意吗？”他颔首微笑道：“当然还有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也做得很好。”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叫汉学？”我不等他回答便道出自己的疑惑， 因为在美国大学里“汉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与“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政经社会研究）不是一回事。在美国，文史哲学科内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即“汉学”（Sinology），早已式微，只有几个常春藤私校还保留着几个席位。譬如“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这类系科名称，在以人文保守著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早就被替换成“东亚语言文化研究”了。而产生于一九四九年，作为冷战时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分支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更偏向社会科学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际关系，聚焦当代中国。

施耐德回答，他们要建立的是现代汉学（Modern Sinology）。他说，哥廷根大学的汉学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一流的汉语语言教学。这点我确信无疑，我接触的东亚系德国学生，汉语都很流利。我也听说哥廷根大学的汉语教学几近严酷，把德国人的严谨与严厉发挥到极致。但施耐德说，一流的汉语不仅仅是口语，而是要强调书面语，包括文言文。没有文字的深厚功力，汉学无从谈起。我表示理解。强调文言文的水准，显示了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的对接。他点头，接着跟我议论了一大段语言文字的话题。

“好的中文都是文白相间。”他说。中国学术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文章写得很漂亮、优雅，都是有文言功底的。接着列举了几个当代学者的文笔，如王汎森、葛兆光、许纪霖等。施耐德的博士论文研究傅斯年与陈寅恪，说起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亦如数家珍。我连连点头，真心佩服他的高论。我这代许多“文革”中长大的人，对中国古典的了解，几近文盲。我是学英文出身的，国学底子一片空白。糟糕的是，自己从未认真反思过这种文化上的匮乏。现在要靠老外来提醒我这点，的确振聋发聩。

第二个特点是，汉学研究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他说的专业（discipline），是指语言之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史哲等。学汉学，一定要对其中某个学科学有专攻，唯此方能视野开阔，不囿于汉学小圈圈。我深表赞同。就专业而论，许多人耗费了极大时间精力学习一种外语，却无暇了解某个学科的专门知识。最后做学问时，只好不求甚解地肤浅挪用其他专业的理论。我自己就是学外语出身的，对此有切身体验。尤其是汉学，其研究对象即中国本身，在现代世界中，排他性颇重。汉语又极难学，与大多数欧亚语言完全不通约。因此汉学这个很小很小的小圈子，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也具有某种排他性。

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三十多年前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英文原书名并无“中国中心观”一词：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原文副标题直译是“美国关于晚近中国的历史写作”），引起了汉学圈小小的争论（当然传到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这个争论也就被极度放大了）。柯文的意思是，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的汉学范式需要修正，不妨对以“中国中心论”。学者本不该耸人听闻，故多年后，柯文也不断在修正他的说法。按中国学者雷颐（也是柯文著作的一位译者）的看法，柯文其实真正推崇的是一种跨国界的视野，“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观’”（雷颐《批判精神的内化：〈在中国发现历史〉新版序》）。

施耐德认为，新汉学或现代汉学的重点，是“关注几百年来含中国在内的全球融合的过程（global process of integration）”， 这句话他是用英文来表述的。我以为这是在进一步发扬要有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这一特色，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希望，汉学研究能够摈弃排他性，为他的现代汉学建构愿景画龙点睛，跟柯文的旨趣相通。其实他在哥廷根的十年建树，愿景已经成为现实。哥廷根汉学研究现有四大教授，以他为首（最近他已经担任“校领导”去了）。另有汉语言教学专家古德教授（Andreas Guder），中国现代经济与社会学专家伊顿教授（Sarah Eaton），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专家多米尼克，涵盖了语言、历史与政治经济诸领域。

施耐德依然叹气。哥廷根没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更缺少研究古代中国的专家。“因为缺钱”，他说得直截了当。又接着说，德国现在大概有四万个文科教授，研究中国的不到一百人。德国起码要有两千个教授来研究中国。即便如此，也才占文科教授的百分之五，对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依然不够！这才是他的宏伟愿景。祝他好运！

四大教授之一的女教授莎拉·伊顿是加拿大人，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在哥廷根大学担纲当代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任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她相当年轻，是一位金发知性美女。二〇一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德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我们用英文交流，聊得十分畅快。二人的语速都快，不知不觉中聊了两个多钟头，意犹未尽。本想多听她讲德国和欧洲汉学的特色，后来回想起来，原来我们大多时间，都是在议论北美的中国研究，尤其是政治学圈子的事。她对我这些年做的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全球民意调查很感兴趣，她自己也有若干民调项目。莎拉近期关注中国大型国企的动向，从政治学、经济学角度，更多是比较政治学角度，研究日本、韩国大型家族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比较中、日、韩的异同。

德国大学是高度国际化的。萨拉以英文授课，其专业与关系网依然是以北美为基础，现在贯连了欧美，她真正体现了施耐德的有专业背景、全球融合的哥廷根现代汉学特征。

我的老朋友多米尼克也是如此。他是德国人，却在哈佛、杜克等大学任教十多年，现在还有德国、美国两本护照。所以他常说自己也是美国人（据说德国有双重国籍的人数甚少）。多米尼克是个两米多高的大个子，走路永远如风，说话永远激情，面色永远红润。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在哥廷根这段日子里，跟他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他多次把我夫妇请到家中相聚。尤其是四五月时节，德国特有的白芦笋上市，对于热爱健康食品的德国人来讲是件大事。多米尼克忙请我们去他家共享。他很重情谊，来哥廷根才两三年时间，已有不少来自杜克大学的同事朋友光顾过他家了。

多米尼克家在老城幽静的高档住宅区，跟朱德故居为邻，有很大的院子，五月里鲜花锦簇，阳光明媚。晚上九点多，天空依然明亮。他的研究生和其他同事经常在他家后院里上课、喝酒，直到夜深。大儿子伊梅尔和小儿子阿伯特相差一岁多。多米尼克在上课时，一对三四岁的小哥俩就在院里草坪上打滚撒欢。阿伯特“咚咚咚”跑一阵，就钻到多米尼克怀里撒娇发嗲。当爹的则爱抚着小儿子柔软曲卷的金发，一边继续跟我们聊着戊戌变法和上海的租界之类的话题。草坪鹅黄嫩绿，庭院树荫浓郁，阳光斑驳，父子情深，真是一幅美妙的油画。多米尼克的太太芙罗拉（Flora）是阿尔巴尼亚美女，也在大学教书。跟我们聊起多年前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特殊友谊，总有讲不完的话。

年富力强的多米尼克非常活跃。他担任许多学术和社会职务，主持和参与着许多几百万欧元的大型研究项目。他治全球史，重心是中国，因此足迹遍全球，朋友遍天下。这也归功于他开朗豪放、热情好客的性格。他也让我好好见识了一下德国大学教授的显赫地位。在德国大学系统里，教授数量屈指可数（欧洲各国的情况大致相似）。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有四大教授。德国每个教授身边，都有若干个讲师、研究助理（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直译是科研项目助理，译成英文的lecturer，或assistant professor，都无定论），再带几个博士后，指导几个博士生，一群硕士，等等，俨然是一个团队首领。跟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渐进式台阶相比，更显得等级森严。当然多米尼克在美国待过多年，对他手下的团队成员，毫无架子。我过去津津有味地读歌德的“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但依然对脱胎于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缺少感性认识。今天在德国教授制度那里，依稀可辨。

他的团队，人才济济，品学兼优。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金燕老师，周游列国，多年前亦在杜克大学历史系做过多米尼克的访问学者。她的学问，纵横捭阖，上下古今。我的短期课程的所有学生选课、教材、教室的细节，都由金燕老师精心安排。我们到哥廷根那天是星期天，火车晚点了近三个小时，金燕老师竟然一直在火车站等我们。开车接上我们之后，即开去超市，帮我们装满一车食品，送到住所，令我夫妻俩感动不已。

多米尼克常常提及，最近十五至二十年间，也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是德国的中国研究的黄金时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从传统的汉学研究中转型，重心转到现当代中国，也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研究受到关注。德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基本都有两个以上的学科专业。除中国研究外，多米尼克自己就是历史系全球史专业的领军人。

我们常常聊起中德关系的三个方面。

首先，多米尼克强调德国跟中国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联。德国是西方国家的产业大国。无论是奔驰、大众的汽车，还是西门子、博世的电器，以及德国许多高科技产品，中国都有最大的市场。德国的学术基金会许多来自大企业。德国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基本由各联邦州（Bundesland）提供经费。各联邦州富裕程度，对大学有重大影响。大众汽车公司总部及最大生产线是下萨克森州的经济支柱，下萨克森州乃是德国第二大州（巴伐利亚州第一），是德国最富裕的几个州之一。作为该州规模最大的大学，哥廷根大学跟中国高校交往密切，跟南京大学多年前建立友好学校关系，彼此来往频仍（多米尼克1995年曾在南京大学留学）。

第二，德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得德国更具有全球视野。我目前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特殊论”，常常跟多米尼克讨论是否有“德国特殊论”的话题。我以为，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乃是驭现代普世论而称霸全球的“世界秩序”之支撑。但回顾二十世纪世界史，也不可忽视德国的“特殊道路”（Sonderweg，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学术界关于二十世纪德国在世界历史作用的争论）等问题。多米尼克认为， 并不存在类似美苏的什么“德国特殊论”。当然，今天在世界上，德国的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地位依然首屈一指。八千二百万人口的德国是欧洲第一大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人均GDP为五万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十七。之前的二十六国，除了排名第二十的美国，全都是小国，其国际影响自然有限。不过背负着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历史包袱，德国从上到下似乎都感受不到“大国使命”之类的野心。但德国今天的道义感、责任心，却让世界瞩目。主要还是因为战后七十多年来，德国浴火重生。按自由市场、依法治国、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仅实现了统一，也重塑了现代民主社会模式。

第三，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德国对于中国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多年来研究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的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来自德国。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还是政治而言，我以为德国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虽然这种影响往往是扭曲的，拐了多道弯的，如马克思的学说进入中国，首先是通过日本的转译。

我们也经常聊起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人文领域的文史哲学科。美国人文学科今天流行的学术范式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尤其是指曾经被政治殖民（殖民主义）、经济殖民（新殖民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与文化的殖民。目前中国研究也越来越被纳入后殖民主义、女权、解构主义的框架。如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正在被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强烈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新范式所取代，关注的是所谓“Chinese Diaspora”（中国大离散， 抄袭犹太人文化大离散概念的后殖民主义热词）。如今在美国做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言必称后殖民、解构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话语，所幸尚未在德国和欧洲汉学界形成气候。德国的中国研究，人文与社科不同领域的交叉渗透和跨学科，不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推进着，关注的也都是中国在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负责中文教学的古德教授家居柏林，来回穿梭。我们只在晚宴上聚过一次，聊得不多。但饭桌上跟他的简短对话，却让我印象深刻。我问：对于完全不谙中文，或仅仅学过一点中文的政治学、经济学各行的欧美学者去研究中国课题，你怎么看？我以为，他会坚持语言是基础、是底线这个汉学家们的标准答复。但他答道：能懂中文最好。但懂不懂中文，不能成为一个门槛！我听后释然。越来越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欧美学者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他们的全球视野、专业功底，正是区域研究之分支的中国研究最为需要的。各种排他性的门槛、墙壁，但愿不要成为我们的障碍。

其实德国学者基本都具有流利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除德文外，都大量发表英文论文与专著，与国际学术界无缝隙交流。他们讲中文、读中文的水平高超。唯从未见到他们用中文写论文，在中国发表。其原因复杂，就不仅仅是学术圈的事了。

多米尼克的硕士生柯里斯托夫（Christoph Zimmer，我叫他小柯），刚刚被多米尼克录取为博士生与助教，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他热心给我们当导游，因为是历史专业，又在哥廷根读书很多年，所以把古城和大学的故事，给我们娓娓道来。后来我们指着某座楼房，把小柯讲的故事复述给多米尼克听。他兴奋地说，哪天一定让小柯好好给他导游一下！我妻在哥廷根期间，伤了左腿，小柯陪伴我们，来来回回去医院诊所。等待就医时，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是我们了解德国社会最好的老师。二十多岁的帅哥小柯，一口漂亮的中文。性格温和有礼，近两米的大个子，却轻声细语，微笑中透着腼腆。他曾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大学学拉丁文和哲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和英语，熟读拉丁文经典。又曾在台北、武汉留学。

小柯现在研究的课题，是十七世纪在杭州活动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卫氏在杭州，一边传教一边做研究（多数耶稣会教士都是如此），专门研究满洲人与地域史。这位学者教士英年早逝，却赶上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一六一六年他两岁，努尔哈赤在满洲建立后金。二十年后皇太极改国号“大清”，一六四四年大清入关，取代汉族的明王朝。而在杭州传教的意大利人卫匡国，敏锐地感受到了北方强劲的风暴，见证了王朝变换。他留下许多文字，成了三百多年后的德国青年小柯的研究课题。

跟我们的儿女年纪相差无几的小柯，多以晚辈口吻与我们叙家常。他是一对龙凤胎中的哥哥，妹妹比他小两分钟。妹妹住在家乡小镇，离父母很近，在与比利时为邻的边境城市亚琛（Aachen）旁。“妹妹比我好很多，更能干，更优秀。”小柯幸福地微笑道。妹妹中专毕业，助产士专业，在家乡小镇开一间私人助产诊所，天天接生小天使，快乐无比。“也赚很多钱，”小柯补充道，“不像我，一直不赚钱，还要靠快要退休的爸爸妈妈补贴，很内疚。” 但德国福利极好，尤其是学生，不用交一分钱学费，乘公交和区间火车免费，医疗免费，等等，有许多优渥待遇。“不过现在我当上多米尼克教授的助理，开始赚一点钱了。”小柯说到此，很天真很开心地笑了。我们也跟他一道笑得很开心。他无疑是一位青年才俊，学术前程远大。但我们更为他平和、纯真的心态高兴。

小柯和他的同学与老师们，让我们走近哥廷根，感触这古老而青春的“创造知识之城”的脉动。

两个月时间过得好快。

在德国的最后两周，我去了西部鲁尔工业区年轻的波鸿鲁尔大学（创立于1965年），又去了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与同行们交流“中国特殊论”的话题。同哥廷根大学的演讲和课程一样，在波鸿和海德堡的演讲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相约，继续讨论，经常见面。在哥廷根上课期间，正值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五月五日当天的课上，我与学生们一道诵读马克思德文原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纪念。

感觉很快就会重返哥廷根似的， 游记还会接着写。

（记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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