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享誉世界的大名，我们竟对威廉·莎士比亚几无了解。他的私生活迷失在现代社会早期纷乱的废墟之中，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像环球剧场（Globe）和新坊（New Place，他在斯特拉特福德退休隐居的地方）这样的建筑早已湮灭。信件一封都没留下，剧作的初稿也没有被发现，就连那些肖像画是不是真的和他相像都有争议。

学者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可以瞥进他灵魂的路径。有人把目光落在了剧作和十四行诗上，大胆地将虚构的和前后矛盾的诗歌当作具体证据。另一些人则试图检视那些可能曾被莎翁拥有的物品，结果却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梦想。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学家们在新坊发掘出了一把生锈的钥匙，以及一柄坏了的餐刀。

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尝试通过与他交往的人来了解他。凯瑟琳·韦斯特·谢伊尔（Katherine West Scheil）借鉴老旧传记、小说和剧作，记录了200多年来安妮·海瑟薇是如何被当作窥视她的剧作家丈夫兼爱人的锁孔的。她对这些多变的分析所做的评论揭示了一件事：每个作者或时代都会把安妮扭曲，以迎合他们想要看到的莎翁形象。

人们对他们的婚姻所知不多：他们婚后六个月，女儿就降生了；新娘比新郎大八岁；丈夫长期在外；在遗嘱的倒数第二条中，他把“次好”的床留给了妻子（对诗人卡罗尔·安·达菲[Carol Ann Duffy]来说，这是一个亲密的笑话；而对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而言，则像是从坟墓里扔出来的最终羞辱）。

安妮的人生旅程很艰难。她在18世纪时被碾压过（为了更好地欣赏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格鲁吉亚朝圣者直接站在她坟墓上），但是100年后，人们对她爆发出了浓厚的兴趣。两种人物形象出现了。那些把莎翁视为活力四射、精力充沛浪子的人（想一想《莎翁情史》），必须得为他离开斯特拉特福德找个理由，于是安妮就被塑造成一个目不识丁、痴迷于性的泼妇，她诱惑了年少的威廉，让他的生活变得悲惨。

与之相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念要求莎士比亚对爱情的观念只能来自稳定的婚姻。安妮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她坚韧地让家中炉火熊熊燃烧，她的小屋和新坊为他们夫妇俩的家庭幸福提供了基础。

谢伊尔的研究则加入了对现实的核验。揭示“真实”的安妮·海瑟薇是不可能的，谢伊尔并不忌惮对那些宣称自己已经做到这一点的传记作家们发难。她对史上最成功的莎士比亚传记之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的《俗世威尔》尤其苛刻。格林布拉特因哗众取宠、牺牲准确性以谋取利益，以及对女性几近厌恶的态度而被指控。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学术界常见的残酷争斗。

她列出了几个我们确知的事实。安妮只在七份法律文件中被提到过，尽管结婚前她住在海瑟薇家族的农场（现在的小屋），但没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曾在那里向她求爱。新坊的考古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在伦敦成名时，她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家庭和酿酒厂。作为家长的她将钱财四散给穷人，以此表明她涉足公共财政，且值得信赖。她的墓志铭写道，她是一名有爱并尽责的母亲。

但这些信息还是太少了。通过墓志铭来判断一个人，和以貌取人没什么两样。自从1880年最后一份提到她的信源被发现以来，几乎可以肯定，她仍然是“斯特拉特福德大房子角落里的影子”。一个影子如何给威廉·莎士比亚投诸光亮呢？

对谢伊尔来说，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机会。证据的缺乏就意味着臆断可以大行其道，21世纪尤其得以创造新的描绘，只要它们以“虚构”为自己免责，就能被人们接受。谢伊尔引用了一部新小说，安妮在其中被刻画成一位独立女性，这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老生常谈带来了新鲜的新选择”。从讨论家庭生活挫折和牺牲的故事，到使得格林布拉特的“哗众取宠”都能看起来很谨慎的浮夸幻想，遍布安妮与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睡觉、为莎士比亚代笔的各类情节。

谢伊尔的批评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过去？把一个16世纪的女人描绘成19或21世纪女人的模样，这样做真的“负责任”吗？历史学家可能会感到害怕。如今让莎士比亚依旧兴旺繁荣的，是再创造。那些无聊笑话能把房子压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今日，一个在加莱难民营荒野中流浪的李尔王，却可以使人深深感动。视角的变化使得莎士比亚的世界充满活力，而他的妻子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把安妮塑造成一个坚强自立的女性将永远是一个挑战，她的小屋已经决定了她“本地主妇安妮”的人设。描写她的电影或书籍，还没有一部能超越《莎翁情史》。也许像安妮·海瑟薇这样的影子，并非这种战斗的最佳人选。人们对她感兴趣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嫁给的那个男人。看看莎士比亚世界中那些与女权主义有关的角色，伊丽莎白一世可能依然戴着王冠。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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