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辈子辛苦收藏的书籍被全部抄走，当时心情如何？黄裳说：“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
作家、藏书家黄裳
按：2012年9月5日，散文家、藏书家黄裳在上海瑞金医院离世，享年93岁。黄裳学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当代散文大家”，晚年更以藏书、评书、品书著称于上海文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作家孙郁对他评价颇高，认为他的写作“无论生前还是生后都将是一个小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孙郁如此评价黄裳的散文写作：“我曾经说他有周作人的意思，老先生还不同意，他觉得自己是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更偏向鲁迅。因为他本人还不完全是个体的知识趣味和悠然的审美理想。他文章里面有一种战斗的东西，愿意面对现实，有话直说，学理和趣味、理想兼得，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深的影响，保留了明清到民国对于物件的把玩的心态，但是丢掉了士大夫气，以及那些迂腐的东西，可以说是汉语魅力和文人情怀兼得。”
黄裳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抗战初转至上海中学，后考入交通大学读书并开始写作。1942年到重庆，翌年被征调任美军译员。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记者、副刊编辑、特派员。建国后任《文汇报》编委，后调军委总政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编剧。1953年，调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所任编辑。1956年又调回《文汇报》工作。下面这篇文章是《文汇报》编辑陆灏通过梳爬资料以及与黄裳聊天，整理出的对黄裳文革期间藏书被抄一事的回忆，收录于他的新书《不愧三餐》中。
“文革”抄家之风盛行于1966、1967年，但黄裳的藏书直到1972年才被查抄没收。最初虽然家被抄但书还在，只不过“书橱、书箱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后来干校劳动期间，黄裳被亲友揭发，康生给了他下了“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评，于是书没了，“把有字的书籍包括拓片全部装麻袋抄走，只留下《毛选》四卷加一册‘胡风事件’的《按语》。”陆灏曾问黄裳，半辈子辛苦收藏的书籍被全部抄走，当时心情如何。“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他答道。黄裳曾在《祭书》一文中这样写到：“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黄裳逝世6周年之际节选了陆灏这篇追忆文章，以飨读者。
文 | 陆灏
中华书局最近（注：本文写于2015年）重新出版了黄裳先生的《前尘梦影新录》，采用了手迹影印和排印对照的形式。但是一九八九年齐鲁书社出版排印本有黄先生的一篇“前记”，这次中华版没有收入。黄先生在那篇“前记”中交代了这本书撰写的始末，开头就说：“十五年前一个春天的上午，我正在干校里‘造房子’，忽然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一早赶回市区报社人事科报到。原来要按照‘政策’没收我的全部藏书了…… ”
“前记”写于一九八七年一月，“ 十五年前”就是一九七二年。“文革”抄家之风盛行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黄先生的藏书何以到一九七二年才被查抄没收？
黄先生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仍在文汇报社监督劳动，“文革”中自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不是太厉害。初期也经历过几次抄家，主要是抄“金银财宝”，藏书没有被当作“四旧”抄走或烧毁，那是很幸运的事。黄先生曾在《书之归去来》中说：“书橱、书箱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每天回家看见这些交叉着的十字封条也真使人不舒服。”
七十年代初，黄先生在干校劳动，由于亲戚朋友的揭发，干校组织对他进行审查，主要问题有：一、恶毒攻击我党中央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长期贩卖古书，捞取巨额暴利；四、作品主要倾向反动。审查结果，于一九七一年八月，经市公检法军管会批复，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并对他家藏书籍没收缴公。这一决定一九七八年由市公安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但查抄没收藏书的决定却要到第二年春天才执行。黄先生曾在文章中说是因为康生给了他“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评，“于是大小喽啰一拥而上…… ”
黄裳全部藏书被“按政策没收”的查抄经过，他在齐鲁版《前尘梦影新录》的“前记”中有详细描述，在另一篇《祭书》中也写过，总之是把有字的书籍包括拓片全部装麻袋抄走，只留下《毛选》四卷加一册“胡风事件”的《按语》。
两年后，黄裳因病从干校回家休养。书全抄走了，但一大包空白的旧纸没抄走，其中有明代的白棉纸、明清的竹纸，还有一卷五彩的旧高丽发笺，黄先生就在这些旧纸上写亡书目录。基本靠回忆，稍微详细一点的则是据抄掠之余残存的读书札记，也参考了一两种可能到手的新书，如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和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现在我们读这本《新录》，里面有一些大段引录原书序跋或批语的，应该就是根据未抄走的笔记，如记张岱《琅嬛文集》：“今书已不存，而草目尚在，亦一大掌固也…… ”
说是有字的全部抄走了，但仔细读黄先生的题跋集，还是能发现当年有不多的漏网之鱼。一九七二年被抄当年的十月五日，黄先生在《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后写跋说：“右跋未竟，亦未记岁月，大抵五年前所书也。后为友人携去，近始还来，而群书已去，不胜辽鹤之感。”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在《吕晚村家训真迹》后写跋道：“得此书二十二年矣，幸未与群书俱去。岁暮重展，大有趣…… ”《新录》中提到张宗子的《梦忆》时也说：“余儿时读本也。群书扫数尽去，只此小册偶遗，似故主情深，恋恋而不忍去者。今日之犹能读蝶庵文字，赖有此耳。”
我曾问过黄先生，半辈子辛苦收藏的书籍一旦被全部抄走，当时心情如何。他说当时觉得卸了重负似的，反而很轻松的感觉。这个意思，他在一篇《书的故事》中也说过：“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
黄裳《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三月）中有一篇“来燕榭书目不全本”，写于“壬寅冬日”，即一九六二年，甲寅（一九七四）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作跋云：“…… 此目写于十二年前，不分抄刻，不别时代，盖欲写一全目，后亦未竟厥业。群书既去，书目无存。欲写云烟过眼新录，苦忆得五六百种，尚有未能记忆者，书名卷数、撰人姓氏，疑误不少。昨日偶理衣厨，乃于敝衣丛侧，见此残叶，存九十一番。得书近千五百种。盖历劫偶遗之物，约存三之一。善本几全未录及，盖只一二厨中之物而已。因手为装池，都为一册。取对过眼新录所记，大致无差。因自喜老夫脑力未衰，漫志数语卷耑。”于此可知，《前尘梦影新录》曾名“云烟过眼新录”，基本凭记忆写成，“大致无差”。
自称老夫的黄先生，当年不过五十五岁，即使到了八九十岁，黄先生的脑力仍然未衰。藏书家韦力先生曾回忆说，他去黄先生家看过书，去了几次，中间总隔一段时间，黄先生每次拿出来一些给他看，居然没有一本是重复的。韦力先生很惊讶，说要么黄先生自己有记录，要么就是记忆惊人。那时黄先生已是八十多岁了。
二○一○年前后，我有一次去看黄先生，谈到某拍卖会上拍一部有黄丕烈题跋的书，黄先生走进里屋捧出两大包书，都用报纸包着，从报纸已泛黄来看，应该是好几年或十几年前就包好的。黄先生打开报纸，里面是一部《藏书纪事诗》，抽出其中一册，随手一翻，就是一页黄丕烈题跋的手迹：“你看，我这个比拍卖的那个如何？”又抽出一册，随手一翻，这是谁的墨迹；又一册，这是谁的印章。黄先生曾花了十多年时间，搜集《藏书纪事诗》中提到的藏书家手迹和印章，一一粘或夹在书里相关位置。而整本书似乎全印在他脑中，随手就能翻到他要找的内容。
藏书被全部抄走后，黄先生也听到一些关于书的消息，他在《祭书》一文中说：“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回忆。我们读这本《前尘梦影新录》，这是藏书失去后两年写的亡书目录，也看不到怨恨之情，只是偶尔感慨一两句而已。如《柯家山馆词》一篇最后说：“诸物今皆不存，念之怅惘，不能自已。”最多的一段在四卷的最后：“徒以寒士青毡，聚之匪易，青灯夜永，时复上心，聊书所忆，驱我寂寥…… ”云云，真是非常节制，可证他说的“淡然处之”并非虚言。
黄先生曾说这是他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此给了我加重的处罚”。这指的是被划为右派后的事。我认识黄先生已在他晚年，二十多年交往，他总是一副宠辱不惊、老僧入定的神态，即使在几十年师友之间的巴金去世后，他写文章说，当时正在看电视新闻，电话传来巴老逝世的消息，“我没有吃惊，依旧平静地看完电视”。可毕竟是六十多年的交情，“上床休息却一夜无眠”。藏书尽失后，虽能淡然处之，但也有“时时往来于心者，唯此澹生堂数种”（《来燕榭书跋》，中华书局版）。
三年多前我在黄先生追思会上曾说，黄先生从中学生时代开始写作，直到生命最后，创作生涯近八十年，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或机构颁发的奖赏，但他有无数读者，其中不乏铁杆粉丝，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而去世三年多来，他的著作不断重版，光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古籍稿抄本经眼录》《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和这本《前尘梦影新录》。一个作家的生命没有随他的肉身的消亡而终结，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书摘部分节选自《不愧三餐》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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