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似乎有一种将自己所处时代各种精神聚合在一起的超凡能力。去年年初，他最近的一本小说《逃离西方》（Exit West）出版并入围布克奖。他写完此书的时间，远远早于特朗普与英国脱欧将边界与民族认同问题推上全世界新闻的风口浪尖。这本小说部分是对哈米德笔下所写的世界某几个角落正在发生的移民危机的回应，但也不可思议地预见到了本土主义者的偏执以及种族偏见的崛起，而这些在2018年才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显著要素。

小说家卡米拉·沙姆西（Kamila Shamsie）是哈米德的朋友，他告诉了我另一个关于哈米德预知力的故事。“2001年9月9号或10号，我在伦敦和莫欣吃晚餐，他跟我谈论自己正在写作的书，” 沙姆西说，“讲了一个在纽约一家公司里工作很出色的巴基斯坦年轻人。抛开他所有的成功不谈，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正专注听着一个极端穆斯林的演讲——但吸引他注意的不是宗教内容，而是政治内容。2001年9月12日我又一次碰见了莫欣，‘莫欣，你的小说……’我说。‘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觉得我必须继续写下去。’‘那是当然，’我说。”

那本小说就是哈米德的第二部作品《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很多人把它视为对于“9·11事件”的明确的文学回应。不管这是一部批评作品还是商业作品，相较于其他更有名望的作家试图对此事件做出的解析，这部作品都确实更为成功。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和唐·德里罗（Don DeLillo）——这些杰出的英裔美国作家的文本排成了长队，准备对那次恐怖袭击做出回应，但只有哈米德笔下那个充满个人魅力和雄心的主角昌兹（Changez），最为简明和权威地道出了促使恐怖分子行动的力量。沙姆西认为，哈米德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恰恰在于他没打算把“9·11事件”当作分析对象，哈米德是“一个已经审视着世界及其中起形塑作用的冲突的作家，在这些冲突变成随处可见的头版标题之前，他已经开始把注意力和想象力倾注其上”。

八月初的时候，我同哈米德谈过话，他正在伦敦与家人度假。此时距离他写完《逃离西方》已经过去了18个月，他讲话时带着纽约人的那种节奏感和抑扬顿挫，他准备这个夏天和妻子扎赫拉·汗（Zahra Khan）以及两个孩子一起放松一下。他们此前在希腊的岛屿度假，在21岁时，还是一名背包客的哈米德在那里坠入爱河，他最喜欢纳克索斯岛（Naxos）和圣托里尼岛（Santorini）。后来他们又去了阿姆斯特丹和柏林。我分别就他的作品整体以及个别小说里所体现出的能力——不仅仅参与所处时代，并能预见未来——进行了提问。“小说不仅仅在看，”他说，“它们同时也存在着，就像我们在观察我们使之改变的东西；在更广泛的意义是，小说以及艺术见证着事件的到来并形塑它们——它们并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逃离西方》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设定在未来移民不受限制的反乌托邦世界里。赛义德和纳迪亚是故事主角，他们已长大到足够在米克诺斯岛露营，一系列类似纳尼亚传奇风格的大门，将他们从无名城市引出，从那里开启旅程，前往黑暗压抑的伦敦。接着是另一段在加州的生活，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第一批向西部进军的移民。在小说的结尾——我不觉得这是剧透——我们在时间上向前进，并且以乐观态度收尾，哈米德描绘了一幅非常不同的世界之景，几乎可以称得上乌托邦了。我就这个乐观结局向他请教。“我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想讨论‘在概率分布的中间是什么？未来人性的第50种可能的样貌会是什么？’这些问题，更确切地说，而是以此为基础试着提问：‘如果我们对未来看得乐观一点，会怎么样？’那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相信，悲观主义完全是一种保守、反动的姿态。它引向对强大与力量的服从，导致无力和投降。” 《逃离西方》的结局看起来像是一幅人性的蓝图，一条逃离我们如噩梦般的政治争论的路径，通往一个社会更加平衡的未来。 “像这样提出一个乐观愿景，在某种细微的程度上，也使其更有可能实现。”

哈米德非常擅长描写边界问题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世界。在过去九年里，他都居住在自己的出生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但此前他曾在巴基斯坦、美国与英国之间迁徙，这几个地方他都同样熟悉。哈米德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学者。他是回巴基斯坦念的高中，随后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在哈佛和律师事务所都待过一段时间，期间有时也会去伦敦当管理顾问。我问起他，是什么促使了他回到巴基斯坦。“2009年我们搬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才两个月，”他说。妻子分娩前，他们讨论过诸如学校、养育这些日常问题，他们意识到，如果那时候他们不搬回巴基斯坦，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哈米德的妻子扎赫拉也来自拉合尔，她和丈夫一样在海外求学，回国后出演了一部巴基斯坦热播电视剧。她和哈米德一起去了伦敦，但是她和丈夫一样，迫切希望回国。哈米德承认，移居国内需要一些勇气。“新闻里的巴基斯坦，名声有点吓人，”他说，“所以我们想，如果回去了，父母就能享受和孙辈们在一起的快乐，那我们应该就不会对巴基斯坦的生活感到恐慌。我们绝对不会做那种选择——直到生命结束了，都还不知道巴基斯坦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我们现在都是英国公民，所以搬到巴基斯坦并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我问他们是否对这个决定后悔过。“那段经历五味杂陈，”他说，“孩子们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则和兄弟姐妹们在一起，那真的很美好。但是巴基斯坦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上混乱不堪的地方。法律、秩序或恐怖主义的发展状况，时常令人震惊。”

如今，在伊姆兰·汗（Imran Khan）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akistan Tehreek-e-Insaf）被指涉嫌广泛操纵选票之后，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我认为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被严重扰乱了，”哈米德说。尽管如此，哈米德的许多朋友似乎都对那位前板球运动员（指伊姆兰·汗，他曾经当过职业板球运动员）的当选感到高兴。“我认为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这几年开放的、平民化的政治空间有非常棒吗？并没有。’”不过，从巴基斯坦年轻人身上感受到的活力以及对变革的渴望，让他保持乐观。“我看到的是，巴基斯坦的每一个新世代，都受到了比之前更好的教育。像拉合尔这样的城市，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艺术界，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发生。巴基斯坦在进步吗？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巴基斯坦也变得比我童年时候污染更重、更危险。但在某些方面，它也变得更有活力了。”他最后强调的是，“在巴基斯坦，不愿忍受那种胡说八道的人正越来越多。”

哈米德现在依然偶尔给纽约的品牌咨询公司沃尔夫·奥林斯（Wolff Olins）工作——他被列名为首席叙事官。“我觉得咨询工作真的很棒，”他告诉我，“我和来自旧金山、伦敦或成都的某个客户通电话，谈论他们关心的议题——也经常见面讨论一些共享项目——这对我所选择的职业写作中那种可怕的孤独感来说，是一剂解药。我不认为小说家是一个对人的精神健康有好处的职业。”尽管如此，我依然好奇他是如何同时兼顾商业与艺术世界的。他说， “实际上，我的问题恰恰相反。事情关键不在于怎么密切关注文学、商业、政治的发展，而在于一个人如何走到一个符合需求的距离上——在这个距离上，你既能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同时又不被娱乐媒介体系所蒙蔽？我最近在做的功课，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不看新闻。”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哈米德就停止读报或收看电视新闻了，同时也从社交媒体中抽身而出。当我在网上搜索他时，我找到了几条2015-2016年间的推特，以及一个封存了的脸书个人账号。倒是有一个活跃着的脸书主页，但他告诉我，那实际上是他的出版商在打理。“在我还没写前两三部作品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社交媒体里，在推特上泡了几个月，我发现这是一种会使人成瘾的怪异体验。不仅仅因为那些容易使人上瘾的设计——小奖励，持续的反馈——这真是设计界的海洛因；而且它的害处还在于，能塑造人的举止。我在这方面不擅长，一点也不享受，我变得非常自我怀疑——这些因素不断叠加——我就坚决退出了。”

如果你读过哈米德的传记，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已经学会轻松应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了。在他上大学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普林斯顿还教创意写作。他注册入学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他说，“因为这个专业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的数量最多”——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唯一被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选中、可以在毕业典礼上对全校师生朗读作品的学生。莫里森读过他的小说《蛾烟》（Moth Smoke）的第一版手稿，并且“出自泉涌一般的笔端的优美字体”给他写了大量反馈建议。哈米德七易其稿，很多是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完成的，直到自己和母亲感到满意（他曾经把第二版手稿给她看，她说：“呃……我不是很喜欢这样。”）。《蛾烟》讲述了一个拉合尔失业银行家陷入毒品和犯罪漩涡的疯狂故事。这部作品在东南亚引起了轰动，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赏和奖项。

之后的几部小说——《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怎样在崛起的亚洲发大财》（How to Get Filthy Rich in Rising Asia）以及《逃离西方》——迎来了更多赞誉和嘉奖。《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被米拉·奈尔（Mira Nair）拍成了电影，《逃离西方》也已经被罗素兄弟（乔·罗素和安东尼·罗素）选中——他们是《复仇者联盟》系列最新一部作品的导演。不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商界，哈米德都能点石成金。我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正享受着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成功。“认为自己成功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他轻轻笑着说，“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尝试过的许多事情都很顺利。我认为，很多人会逼迫自己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所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这种现象必定大有缘由。享受当下是非常重要的，去感受满足的感觉，不要活在对未来和将来可能做什么事的憧憬中，而要专注于当下，因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那就是我正做着的事情，我努力使自己扎根于现在。”

莉拉·阿扎姆·赞加纳（Lila Azam Zanganeh）是去年将《逃离西方》提名布克奖的评委之一。她在邮件里说，评委会“同时褒奖了《逃离西方》的风格、叙事上的简练以及广度。莫欣的写作直抵21世纪的内核与中心：他描写战争与移民题材。从本质上说，《逃离西方》是一个从多样化的角度讲述的移民故事，读起来就好像寓言家为本世纪写的‘绪论’一样。”对于这本书，她说，“它与巴基斯坦无关，但和‘失去’这种普遍经验以及‘家’的意义有关。它探索了人们为明确而紧急的生存问题，一刻不停地编织新身份的方式。”

《逃离西方》使用的叙事手法，在哈米德迄今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匿名。除了赛义德和纳迪亚，其他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出发的城市，甚至整个国家，也处于无名状态。名字的缺位不像《怎样在崛起的亚洲发大财》那么极端——那本书中只有各大洲有名字，地点上的不明确无疑强化了小说的寓言氛围。哈米德告诉我，他想要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故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人性当作一个整体来讲述？对我来说，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范例是儿童故事。它们经常发生在一个名字特异性显著降低的世界里。” 哈米德说，赛义德和纳迪亚的家乡位于拉合尔，但他却没办法给它一个名字。“我不想写拉合尔的终结。这让我感到恐惧，因为那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又觉得那不太会发生。我认为巴基斯坦塔利班化之类的事情不太可能，我不想兜售巴基斯坦崩溃的故事。”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米德和家人将要返回巴基斯坦，同时他也要开始创作一部新作品——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我写小说到现在，”他告诉我，“每一部的效应都如我所愿，并且我也有能力按时完成，这一切使我感到高兴。但它们都没有做到我现在想让小说做的事情。我现在的想法，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我也不确定我自己能做到。” 哈米德将会错过国家青年剧院（National Youth Theatre）在爱丁堡演出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尽管他已经和改编者斯蒂芬妮·斯特里特（Stephanie Street）通过信，知晓了这是一场非凡制作。最重要的是，哈米德说他正在集中精力保持他来之不易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既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必须全力以赴，但这是值得的。作为父母，对未来乐观也是我的分内事，至少我的孩子们会生活在我的关怀之中。‘你去上学之后还能安全地回来，’那就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任何想对孩子真正尽职尽责的人都必须拥有的态度。”

（翻译：马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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