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永彪身上背负了四个人的性命,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能找到这场谋杀的印记。那么还有哪些些小说是以瘆人的真实案件为原型改编的呢?
“水牛比尔”爱德华·盖恩 图片来源:Universal Pictures
7月30日,作家刘永彪23年前在旅馆犯下的罪行终于尘埃落定,一审判决他用榔头猛击受害者,导致4人死亡。不过对于他的读者来说,他能做出这种事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2010年的小说《难言之隐》的序言中,刘永彪曾说,自己想写一个悬疑侦探故事,讲述一位女作家犯下一系列谋杀罪,却总能逃离法网。虽然他最终还是没写成这本书,但在心中这个故事的名字已经起好了:美女作家杀人犯。被逮捕后,据央视报道,他承认自己的一些作品受到了这场谋杀案的启发。案件中令人发指的是,四个受害人中还包括旅馆老板13岁的孙子。
刘永彪不是第一个犯下重罪,并把案件投射到自己作品中的人。荷兰作家理查德·克林哈默(Richard Klinkhamer)就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给经纪人寄去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手稿,标题为“星期三,绞肉日”(Woensdag Gehaktdag),根据书中的内容来看,我们也可以给它起个副标题:杀死妻子的七种方式。
现实世界的犯罪事件也通过不同的方式钻进了小说里,小说家们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带我们来到这些难以亲身经历的地方。从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开创性的“非虚构”小说《冷血》,到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的《房间》和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的《女孩儿们》(The Girls)这样的国际畅销小说,骇人的犯罪事件要是被写进小说里,就变本加厉,愈加可怕,因为这些故事得以攻陷人们内心深处那个最黑暗的地方。
下面这五桩罪案启发了小说创作,创造出一种混合复杂的文学形式,胆小勿入。
被害人名叫伊丽莎白·肖特(Elizabeth Short),1947年1月,她的尸体在洛杉矶西南的雷麦特公园被发现,这时候她才22岁。尸体自肚脐处被切成两部分,血基本被放干了。发现这具恐怖尸体的年轻妈妈第一眼还以为躺在草地上的是个假人模特。很快,在新闻媒体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中,这位受害者就有了新的名字——“黑色大丽花”。警方随即开展了调查,圈定了150个嫌犯罪嫌疑人,但没有一个人被捕。且在事发后,有超过500个人向警方自首说自己是凶手,但没有一个人的供词站得住脚。这个臭名昭著的冷血杀人案产生了深远持久的文化影响,启发了无数小说和电影的创作,其中就包括约翰·格列高利·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的小说《真正的忏悔》(True Confessions),这本书的开头也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案件,随着调查的深入,两兄弟在四十年代的救赎之路也徐徐展开。然而这类作品中,最出名的还是詹姆斯·艾尔罗伊(James Ellroy)晦暗恐怖、闪着幽光的1987年的惊悚小说《黑色大丽花》。不过这部小说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和现实案件不同——案子最后破了。虽然真实的故事发生时,詹姆斯还没出生(生于1948年),但他却能对黑色大丽花惨案产生独特的共鸣,因为这位作家的母亲就在1958年,同样在洛杉矶被谋杀了,这本小说可以说是对母亲的祭奠。
著名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在世时粉丝的来信源源不绝,有的读者把他和笔下虚构的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混为一谈,向他寻求帮助,望借他之手揭开扑朔迷离的案件。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一位名叫乔治·艾达吉(George Edalji)的印度裔英国律师向他发来求助,他被判了七年劳役服刑的重罚,在监禁三年后被释放。根据法庭的判决,艾达吉犯下了动物碎尸罪,他的父母则收到了撰写匿名恶意骚扰信件的判决。艾达吉写信称自己是无辜的,希望柯南·道尔能帮助他证明这一点。柯南道尔相信了他的清白,并认为“肤色和种族问题影响了判罪”,毕竟艾达吉的父亲是印度人。他尽其所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斯塔福德郡警署的“种族主义制度化”行为斗争。这个案件在那个时代轰动一时,被称为“威厄雷村暴怒事件”。2005年,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把这个故事改编成机智烧脑的侦探小说,收录在《亚瑟与乔治》中,这本书入围了当年的布克奖,还相继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和三集迷你剧。
1946年12月的第一天,一位18岁少女在佛蒙特州的长径步道上离奇失踪。失踪的宝拉·珍·韦尔登是美国工业设计师威廉·韦尔登的长女,这位设计师以精巧的鸡尾酒调酒器皿设计而闻名。失踪女孩是当地本宁顿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她决定去周围的长径步道走走,没能找到朋友同行,她便独自出门了,没背包也没带钱。发现这个女孩没回到学校时,当地警长展开了行动,但很快就因为调查不力遭到了严厉批评。关于她失踪的原因有各种说法,失足坠落导致失忆、自杀、谋杀……众说纷纭,但却一直找不到她的尸体。在1945到1950年间,在这个地区还发生了其他四起离奇失踪案件。这个谜团激发了佛蒙特作家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想象力,她的丈夫就任教于本宁顿学院。她1951年的小说《上吊的人》(Hangsaman)就受到了韦尔登失踪案的启发,短篇小说《失踪的女孩》(The Missing Girl)中也看得到这个事件的影子。然而到了2014年,案件又有了新的逆转,苏珊·斯卡·梅瑞尔在(Susan Scarf Merrell)的新小说《雪莉》重温了这一案件,而导致少女失踪的嫌疑人正是雪莉·杰克逊本人。
他不仅是个杀人犯,还是掘墓恋尸癖。1957年,威斯康星州平原镇的爱德华·西奥多·盖恩(Edward Theodore Gein)被捕。1984年,他度过了在精神病院的最后一年监禁生活,直到死去。但他犯下这些罪行中的荒诞和诡异却在文化领域延续下来,令人胆丧魂惊。他向警方供认,自己杀了两个女人,还在当地的一处墓地中挖出了最近下葬的几具尸体。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缝制一件“女人皮外套”,这样他就可以钻进衣服里,“变成”他已故的妈妈了。警探还从他家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物件,从家具到衣服,都是取材于尸体残骸。盖恩被捕后两年,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loch)的惊悚小说《惊魂记》(Psycho)发表了,这本小说后来也被希区柯克改编成电影,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布洛克在开始写这本书时对盖恩的故事一无所知,他是在小说结尾后才知道这一案件的)。在托马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的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盖恩正是水牛比尔的原型。
连环杀人犯哈利·鲍尔斯(Harry Powers)在报纸上发布征婚广告,诱骗那些缺爱的孤独女性,然后骗取钱财,杀人灭口。死在他手下的人包括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市的寡妇阿斯塔·埃切尔(Asta Eicher)和她的三个孩子。在一番你侬我侬的信件往来后,1931年6月下旬,鲍尔斯带着埃切尔短暂离家几天,回来的时候却只有他一个人。他对三个孩子说,要把他们也带到妈妈身边。八月,警方开始了调查,而与此同时,另一起失踪案也悄然发生了。埃切尔家中几封充满爱意的书信带着警察们找到了西弗吉尼亚惨不忍睹的犯罪现场,地上分明还有孩子带血的足迹。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沓信件,可以看出,鲍尔斯又要开始新的猎杀行动了。1932年,他被处以绞刑,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成了媒体热议的杀人犯,鲍尔斯谋杀小屋的一些恐怖小物件甚至被当街变卖。简·安妮·菲利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在她的处女作小说中讲述了这一连环杀人案。2013年,菲利普斯的小说《静谧幽谷》(Quiet Dell)出版了,她对这一系列案件的再现和新闻报道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研究。年轻记者艾米丽·桑希尔(Emma Thornhill)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虚构人物,从这个人物的出现可以看出,这本小说将会引入积极的女性赋权意味。故事的其中一个情节是桑希尔的恍然大悟,她明白为什么这位杀人狂魔可以一次次得手,“成功诱骗这些中年妇女了,因为她们也许已经遭到过男人或是金钱的折磨,渴望得到关心与保护。”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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