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啸已经过去一年了，在一个孟夏的夜晚，月光皎洁，海滩在薄雾里若隐若现，耳边环绕着海浪轻轻拍上岸边的哗哗水声，福治（Fukuji）勉强能看到两个人影并肩而行，一男一女。

他皱了皱眉，那个女人是他妻子，他一定不会看走眼的。

福治大喊着妻子的名字，女人转过头来，微微一笑。现在他能认出旁边的男人了——在福治与妻子结婚前，这个男人是妻子的老相好。面前的两个人都已经在上次海啸中离开人世了。

福治的老婆慢慢靠近，就在肩旁对他说：“我结婚了，现在和这个男人生活。”

“你不爱你的孩子们了吗？”福治听闻这个消息，哭喊出来。妻子怔住了，然后也抽泣起来。

福治心如死灰，呆呆地盯着自己的脚，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当他抬起头时，这对男女已经飘走了。

摘录自柳田国南（Kunio Yanagita）的《远野物语》（Tōno Monogatari）。

这是个真实故事，起码这本书的作者希望读者们认为它是真实发生的。柳田国南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是日本从事民俗学田野调查第一人。柳田收录了日本东北地方（Tōhoku）远野市（Tōno）的民间故事，放在《远野物语》中，在1910年一并出版。他希望能够让住在东京、大阪这样现代化大都市的居民们重新建立起与自然的联系，点燃他们感受自然的神秘与魔力的热情，探索未知的世界。柳田国难担心，在一切喧嚣、雾霾和城市生活麻痹神经的干扰下，城里的人们最近正在逐渐被误导，丢掉对自然的感知力。

一百零一年后，类似福治这样的故事传遍了日本。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海啸，巨浪铸成一道道水墙，来势汹汹地朝远野市进发。从直升机航拍的电视视频片段可以看出，人们原本熟悉的建筑顷刻之间成了浑浊巨大的湖泊，那些编织起我们日常生活的建筑物，学校、办公室、桥梁、交通工具要么就一股脑被碾碎，吞没在大海中，要么就被甩到一个新的地方，然而在洪水之下，几乎认不出是哪里。人们拼命和亲友联系，先是打电话，海水退去后，便开始翻找残留的瓦砾堆。有些人在事故后的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都没有放弃希望，然而死亡和失踪人数还是不断上升，几乎达到2万人。

过不多久，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就开始遇上灵异事件了。三伏天里，一些男男女女穿着厚重的衣服，招手叫来了出租车，坐到后座上，然后又倏然消失；在海啸中丧生的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卡车突然自己动了起来，在房间里一顿一顿地开着；一位女士应门时，眼前是一个浑身湿透的陌生人，问她能不能借身衣服换上，女主人上楼找东西，回来之后竟发现门口站着一群浑身湿透的人。

现代版的“远野物语”就在这些故事之中成型了。但为什么会发生在日本呢？谈到这个国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世俗、高科技和现代化，而这些成就正是柳田国男所担忧的东西，为什么日本会成为鬼故事的摇篮？日本的鬼故事的源头是哪里，它们又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日本人对幽灵（yūrei）的认识要追溯到好几个世纪前了，它植根于人们对正义和不公的看法，以及人们对死者未竟的夙愿的恐惧。如果说一个的灵魂在死后能够得到好好照顾，家里人为他举办体面的丧礼，为他祈祷，定时扫墓，那么这个死者就能顺顺利利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死者的幽魂也反过来关照着自己人间的亲人，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每年夏天的盂兰盆节，这些鬼魂都要回到尘世，而家人则会举办祭典欢迎他们，献上食物、饮料、花火表演和节庆舞蹈。

而对那些突然死亡、暴力导致的意外死亡、被冤枉虐待致死，或是在世时就孑然一身的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游移不定的灵魂随时可能回到尘世，试图寻求一种满足感。长久以来，女人的鬼魂更是日本文学故事、绘画、版画和歌舞伎戏剧里的常客，她们特征显著，形容枯槁、眼神空洞，头发乱作一团，长长地垂下，遮住面庞，落在白色的佛教寿衣上。

其中最出名的女鬼当属“产女”了，她是个因分娩而死的女人的灵魂变成的妖怪。关于这个产女，有一个经典的传说：一个女人在店里买糖果，一言不发，结账的时候她往罐子里扔了一篇干枯的叶子。店主一头雾水，便尾随她回到了家——一个墓地。这个女人走到一小块土地上，突然消失了，这时候地底下传来了哭声。店主把土刨开，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尸体，怀中紧紧抱着一个活着的婴儿，她到街上游荡就是为了给孩子找吃的。公元1000年左右的《源氏物语》是一本家喻户晓的日本长篇小说，里面就收录了另一类鬼故事：生灵（ikiryō），也就是活着的人出窍的灵魂，在世间游荡。生灵可能是活着的人怨灵作祟，在愤怒或者嫉妒之心的逼迫下离开身体，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用以折磨敌人或者寻求血腥的复仇。

人们召唤死者，希望他们能抚慰生者的灵魂，将他们从无常的生命中拯救出来

这些目击事件和民间故事所传达的信息，往往都和道德有关。这些鬼故事通过生动形象、引人入胜的叙述，揭示了作恶的后果。在日本这么一个系统的哲学教育缺位，但民众对人类脆弱性嗅觉敏锐，且热衷娱乐消遣的环境下，这些故事恰好能传播佛教中最核心的教义。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早期，当柳田国男再次讲述福治的故事时，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日本的鬼故事中开始掺杂了社会骤变给人们带来的迷失感。

柳田在《远野物语》的开头反复强调，他记录下类似福治的经历这样的鬼故事时，自己就像 “身临其境”一般。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保留远野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在日本人之中传播开来，而这种生活体验，还没有沾上哪个“散发着恶臭的现代学者”（gakusha kusai koto）的脏手。柳田国男的言下之意是，当时的日本人痴迷于科技万能、客观至上的问题解决能力，这点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最为明显，而从直觉到怀疑到想象，人们认识世界、与世界互动的能力正面临枯萎凋亡的危机。

日本人对超自然的感知似乎正在发生转变：从生者努力让死者安息，到召唤死者来抚慰生者，将他们从现代生活的无常和错位的必然性中拯救出来，让他们用一种更成熟、更自然也更知足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在人世间的生活。

时间线快进一个世纪，回到今天，在2011年大地震和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爆炸事故阴云下，日本的幽魂似乎又一次带着全新的使命来到了人间。

一条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兜兜转转穿过密不透风的森林。树叶层层叠叠，随着小路延伸逐渐稀疏了些，这时候你的面前出现一块月球表面般的破裂的白色岩石，上面是一汪湖水，没有层层绿叶，头顶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青灰色蓝天。这块岩石的缝隙中时不时会有一股细细的蒸汽喷薄而出。在周围，岩石则一块块堆叠起来，形成一个一米来高，几米宽的圆锥形石堆。第一眼看来，这就像是一堆毫无规则的粗石瓦砾，但事实上这些都是石冢，是人们为了纪念短命的亡灵而堆积起来的。年轻的情侣在石冢跟前漫步，并不会多说什么。石冢的顶上一般都放着一尊地藏王菩萨（Jizō）的小塑像，这是孩子和游子们的守护神；还会插上塑料玩具风车，粉红、蓝色和黄色的叶瓣在风中转动。在另一边是给孩子和更小的婴儿玩的东西。

这是一个临界于生与死之间的地方：在日本本州岛的北部，一座名叫恐山（Osorezan）的火山山顶，在人们眼中，这里长期以来都被视作通往来世的入口。温热的水蒸气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飘荡，穿过铺满平整碎石的庭院，在洞穴般的木制佛教寺庙群，在曹洞禅宗的菩提寺面前氤氲。空气中弥散着硫磺和焚香的味道，淡黄色的温热细流沿着小径缓缓淌入这座木制寺庙中。

这是人类的一种努力，竭力与我们完全陌生而且无法抵抗的东西达成妥协，然而这种妥协随时可能崩塌。在过去的1200年里，菩提寺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一直存在着，然而我们还是觉得它像是个临时建筑，仿佛只是到此一游。

这个地方对恐山菩提寺的代理住持南直哉（Jikisai Minami）有过很大的影响。在他年轻的时候，南直哉常常思考死亡，他想不通，为什么这种东西还有可能存在于这个世上，他执迷于这么这么一个想法，尽管生命不是他自己“开启”的，但人们仍然得学会自处。在他看来，死者是一种“十分真实的存在”，“死者不是虚无”，我们在寺庙中聊着，南直哉告诉我，“就像这张桌子一样稳固踏实，有时候甚至更加有力。这和人们记忆中的死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2011年3月的大灾难后，只要能给生者带来安慰，死者的幽魂似乎担起了各种各样的责任。在某些领域中，死去挚爱的音容笑貌被看作是世俗社会的心理疗法，来缓解人们的丧亲之痛。“丧亲后幻觉”（Post-bereavement hallucinations）包括人们在亲人离世后看到、听到或者感觉到的它们的存在，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反应，是心理自我恢复的方式，一般是完全健康无害的。但在东北地方这样的地区，和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医生相比，老人们通常更熟悉幽灵鬼魂。

在东北地方的其他地区，流传着一种本地的女性萨满教传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给人们提供各种帮助。盂兰盆节的主题则是庆祝生者和死者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然而2011年的海啸却突然间把日本撕出了个大口子，而且难以愈合。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好好说一声再见。在这种情况下，萨满教的僧人就会帮助遇难者亲属填补这段缺失的关系，唤起他们亲人的灵魂，用他们的声音对生者说话，向他们保证死者已经安眠于地下，心满意足，并且在另一个世界里照看着他们在世的家人。

南直哉看待死亡的“现实”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在2011年有个女人在海啸中丧生，把丈夫和年幼的女儿留在世上。一开始，南直哉觉得帮助他们简直难于登天，因为爸爸和女儿都伤心欲绝，两人都不愿开口聊聊这位母亲。

小女孩觉得，如果自己谈到妈妈的话，爸爸就会难过了，所以她一直缄口不谈。父亲也同样默契，为了照顾女儿的感情，对妻子的事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父女俩对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都避而不谈，这对他们一点帮助也没有。

南直哉说，这位母亲是存在的，她太真实了。虽然这话听起来，母亲可能不过是一段生动的回忆，但这位僧人则坚持认为事实远不止如此。他对萨满教召唤灵魂的这种传统也没什么兴趣。南直哉认为空谈“精神”或者“灵魂”，往往太陈腐，也未免太简单了，在他眼中，真实和虚拟泾渭分明。你随时可以打开虚拟世界的开关，也随时可以关上，你可以回忆起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让他浮现在脑海中。”然而真实世界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这个人就是存在的——“无论你如何行动，有何目的，感受如何。”

对南直哉来说，一个人是否“真实”似乎已经超越了这个人是否有“身体生命”（bodily life）的范畴了。他认为，一个活在世上但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不是真实的，至少从存在意义的层面上来讲，他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一些人虽然已经死去，但还是能对我们的世界施加巨大的影响，而且不仅限于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他拿朝鲜举例，在最近几年中，朝鲜的导弹时常在恐山附近的上空咻咻飞过。“在这个国家，”南直哉说，“要论真实，没有什么能和已故的前两任统治者相比了。”

南直哉不仅在谈人们对死者或禁忌或开放的记忆，也不只是谈死者或给家庭或给国家留下的遗产，当他把自己的分析从死者扩展到生者身上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晰起来了。他认为，丧亲的伤痛和“幸存者内疚”，特别是2011年大海啸这种大规模悲剧造成的负罪感中，承载着一个重要的反射性因素，而它往往容易被忽视。灾难中的受害者要么是头一回遇到“存在问题”的困扰，要么就是二次遭遇。他们眼前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什么有人死亡，而自己还活着”，而是更根本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而为人，也不知道为何死去。这些问题都牵扯到人类最根本的存在性焦虑。”

南直哉说，这正是我们对鬼故事产生兴趣的部分原因。不好的鬼故事“太稀疏平常了，让人没有真实感”，而好的故事则把我们引向一种可以溯源的焦虑和不安，思索我们本身存在的稳定性。这些故事不一定会带来恐惧情绪，让我们害怕死亡的迫近，亦或是我们的存在走到尽头，而是暗示着我们的存在从一开始就薄弱易碎、不可永续，就像岩石堆叠的恐山的存在一样：

生者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你是你自己，这是一个极度脆弱的命题，它意味着你没办法确定地说，生者是真实的，而死者是虚拟的。他们都是一样的，二者都没有真正的基础。没有一样特别真实，也没有什么尤其虚假，在我看来，他们是一样的。

对外国影迷来说，谈到这个国家的鬼故事传统，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午夜凶铃》里的贞子。她面容恶毒，浑身湿透，从一口井中爬出来，身上穿着惨白的寿衣，长长的黑发毛躁纠缠，遮在脸前。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再次带来了微妙的不适感，在鬼故事的延续发展背后推了一把。几十年前，助长鬼故事的科技手段还是电话，在1998年的《午夜凶铃》中，就成了一盘绝对不能播放的录像带。

日本恐怖电影因其恐怖气氛、怀恨在心的幽灵和日本浓郁的歌舞伎传统风情而风靡世界。那么日本的鬼怪幽灵现在是不是真的都踏上了一条不回头的路，离开活人的世界，但并不是自己奔赴冥间，而是在被放逐在消费、讽刺和冷漠中，逐渐被人淡忘？

如果事实如此，那在二十世纪早期柳田国男对东京和大阪人民的担忧不无理由。虽然在这个时代，日本正在飞速发展：引进技术，自主研发，还发展出一套人类征服世界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鬼故事曾经启发人们的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也在逐渐从记忆中褪色：与其说这个问题是“他们是真的吗？”不如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多真实？”

在恐山山顶，人们依然会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但一旦下了山，回到了柏油马路、街灯和遍地的24小时便利店的怀抱，你会立刻安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它抛到脑后了。这个由人类一手建立的、满足人类目的的人性化世界自然加强了人类掌控世界的神话，而柳田国男担心的正是日本会沦陷在这样的世界里——它强化了一种版本的“我”，这个“我”曾经有过那么一小段时间遭到了质疑，比如说在山顶的思索。也怪不得在许多文化中，偏远的山顶总和神灵显现和干净纯粹有脱不开的干系：在山下，日常生活很少显露出它魔幻的、“虚拟”的一面，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自我都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

出租车司机们在遇到幽灵乘客时，不会像以前一样报之以恐惧，而是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

我们也需要平衡掌控与神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被柳田国男低估了，我们似乎希望二者得兼。没有人们无法熄灭的好奇心的话，日本恐怖片恐怕走不了太远。我们在对所在的世界、人类生活的黑暗面存在着质疑和担忧；思考自己施加于别人身上的痛苦，和那些随之而来的无法逃脱的仇恨；我们甚至会担心另一个隐蔽世界，它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更重要，在那里也许黑暗压倒了光亮。

在日本，有些人会认为，2011年大海啸给人带来的影响，是不是也稍微调整了这一平衡，而这种深刻的文化转变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人们发现一个更普遍的背景——现实的婴儿潮一代已经逐渐让位于更相信“精神灵性”的年轻人，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他们指出，在东北地方的的士司机们在遇到幽灵般的乘客时，并不会像以前一样报之以恐惧，而是像与活人交往一样和他们打交道，聆听他们的故事，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这些幽灵不是歌舞伎或是日本恐怖片里那种鬼魅的噩梦，他们更加善良和多面，和日本把极简主义发挥到极致的能剧之精神更为相似（能剧是日本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历史上由武士阶级发扬光大，因为他们已经有太多人佩剑从戎，不太喜欢复仇杀人的故事）。

这种转变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如果发生了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本身就是个谜。在政治、社会标准和信仰方面，尽管人们不久前还希望人类社会按照相似的轨迹走下去，最终走向相近的结局，但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新的想法：国家层面的故事也充满了无法预知的曲折、扭转和倒逆，丝毫不亚于个人经历。福治真的看到了我们认为他在海边看到的东西吗？果真如此的话，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福治的鬼故事中藏着一些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生活无常，找不到出路，而要想在没有这种人生体验的情况下生活的话，我们都将会是精神贫民。

本文作者Christopher Harding是爱丁堡大学的亚洲史讲师，专攻现代印度和日本历史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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