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洲的近世大致始于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而东洋的近世则开始于十、十一世纪的宋代，东洋在一段时期内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领导性不容否定。
《清明上河园》中发达的宋代商业
按：“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日本东洋史学界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提醒人们注意东洋史对于理解西洋史甚至世界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辄以西洋为主体，把东洋视为附属，这种立场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东洋，不应是通过西洋的眼睛眺望到的存在，而应该放在与西洋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一旦做起来却极不容易。即使在那些纯粹的研究中，这个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抛之脑后……西洋史研究者如果无法克服西洋史的视角，东洋史研究者如果仅抱着东洋史不放，那么，真正的世界史研究是无法产生的。”
以美人做比，宫崎市定说道，如果将金发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的话，那么，用同样的标准在东洋寻找美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美人。东洋并不是没有美人，这里有的是乌发黑瞳的美人。所以，“我们在重视具体现象的同时，也必须去追寻共通的要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短一千余字的前言中，宫崎还提到了过去历史学研究中缺失的重要一环——对量的评价。都市国家也好，古代帝国也好，封建诸侯也好，阶级构造、社会组织也好，如果单纯从这些理论去探索历史的话，有很多现象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所以对于量的观察必不可少。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正是量的威力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中国文化，不管怎么说是乡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面对世界这座华丽的舞台，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轰动世界并成为世界通则的。尽管是乡村，中国文化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步与发展，而支撑这一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不用说就是量的威力。”他接着写道，“只是，这种量上的威力也不时地给中国带来不幸，也就是冥顽的保守主义与固陋的尚古主义。”
循此思路，宫崎市定相当全面地列举和阐述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科举制度产生的影响欧美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以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他在世界史中重新定位宋朝，寻找并分析中国先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从其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宫崎的历史发现，更可见他对于东洋史与世界史的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
文 | 宫崎市定 译 | 张学锋 等
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以走向大统一为代表。这种大统一通常以征服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要征服大片的领土并维持其统治，必须具备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先决条件。其中，除人类科学知识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书写计数的技能和资本的蓄积等条件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大统一的理念。人类的进步，同时也为割据势力提供了机遇，但在古代历史的发展上，具有统一理念的向心力战胜了离心力，其结果就是统一局面的形成。自苏美尔诸国以来，如果没有巴比伦、亚述、叙利亚的文化，古代波斯的大统一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希腊文化、腓尼基文化的长期积累，罗马的大统一恐怕也难以实现。东洋也一样，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秦汉的统一时代也不会来临。
作为人类古代文化总决算的大统一，最终在内外矛盾的交困中趋于崩溃，古代历史的发展到这里宣告结束，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中世纪的割据时代。在这个割据的世界里，处身地方的人们对地方的政治、文化、社会拥有最多的发言权。过于强大的古代向心的统一力量，必须要有中世纪的割据势力来进行纠正。而纠正的方法，究竟应该是像欧洲那样的封建制度，还是像中国那样倾向于豪族式的贵族地方自治，其实并不是大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割据毕竟意味着精力的分散。与古代相比，中世纪的文化发展出现停滞，缺少光辉灿烂的一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但是，从地方实力的培养上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时代。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对时代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这一现象几乎没有自觉，他们以为自己仍然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延续之中。
不过，在中世纪历史发展停滞的背后，依然有一种动力在推动着中世纪历史向前发展。当这种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便会出现文艺复兴的现象。中世纪后期的人们，自觉到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与古代不同的中世纪，从而产生了否定现世、憧憬古代的意识，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动力。文艺复兴是对人类历史的反省，说得更详细一点的话，那就是对中世纪的自觉，对古代的重新发现，同时还是对近世的创造。由于文艺复兴是人类最早的历史自觉，因此，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史学家把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视作近世，在这一个认识上几乎没有异议，理由也正在这里。
如果说欧洲的近世大致始于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而东洋的近世则开始于十、十一世纪的宋代，那么，东洋在一段时期内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领导性就不容否定。
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东洋和西洋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现象，究竟是单纯的平行，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以往的史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将东洋和西洋视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完全孤立的世界。在后来的历史研究中，虽然逐渐认识到这两个世界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但尚未认识到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比实证史学更为重大的问题。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交往，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到底又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针对这样的问题，当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却无法加以说明。因为这已经不是实证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来做这样的评价呢？除了历史学家再无他人。今后的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再以实证为能事，必须大胆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
说到东洋的文艺复兴要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东洋的文艺复兴是否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过启发和影响。东洋和西洋在地理上远隔万里，但是，在东洋的文艺复兴发生后不久，蒙古大帝国横空出世，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使得东洋和西洋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介于东洋和西洋两者之间的伊斯兰势力，在蒙古时期一时趋于崩溃，东西之间的交通障碍得以清除，东西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畅通。当时旅行到达东洋最东端的西洋人并不止马可·波罗一个人。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我们无法低估交通的重大作用，进而想象东洋的文艺复兴对西洋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在绘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蒙古帝国的征服，中国的绘画传到了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占有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密画美术呈现出空前的发达。伊斯兰教原本极度排斥偶像崇拜，因此，在西亚，不仅是人物，甚至连动物类的绘画和雕刻也为人们所忌惮。然而，蒙古的征服让这些地区一时间摆脱了伊斯兰教的重压，以此为契机，中国画的技法传入了西亚，因此而产生的色彩艳丽的密画，作为一种装饰出现在波斯的文学书籍之中。由于长期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人们在壁画或镜框画这样的大幅绘画面前犹豫踌躇，而通常不会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插图或袖珍画（miniature）因此兴起。这种新的美术形式，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复兴中也得到了默许，成为西亚、印度伊斯兰文化圈内的一种特殊艺术，并长期繁荣。
在伊儿汗国的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了第一期。接着，在西亚帖木儿王朝的密画艺术达到鼎盛后不久，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绘画进入素有黄金时期之称的第二期。由此看来，我们无法否定西亚美术和意大利绘画之间有着文化波动上的因果关系。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绘画是最尊重个性的，要想在题材或者笔法这些方面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的服装上有不少来自西亚的因素，从诸如此类的现象上推测，可以想象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西亚的绘画又是在东洋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是东洋绘画向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一波。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出现的种种科学技术中，罗盘、火药、印刷术等等，大多没有一个明确的起源，而这些科学技术最早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在东洋或非欧洲文化圈中。从当时大的世界形势来看，这些新的科学技术以及美术等，都是以非常之势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可见，世界绝不是分成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互不接触的地域，人们也绝不是生活在彼此自闭的社会之中的。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的是，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有着各种东洋所不具有的进步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科学性，这要比东洋胜出数筹。朱子知道大地是球形的，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要用学理去证明它，以为天是围绕着地在旋转。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想法远不及伽利略的地动说准确。这样，具有进步意义的欧洲文艺复兴，很快便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引导社会迈向了下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革命。
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西洋的工业革命，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使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东洋也好西亚也好，虽然都产生了文艺复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reform），但无论是工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发生革命（revolution）。经过了革命的西洋文化，远远地将其他世界抛在了身后，独自向前突飞猛进。
欧洲的工业革命绝不可能是欧洲独自的历史，工业革命也不单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其背后需要有资产阶级的兴起，需要有与东洋的贸易，从中实现资本的积累。机器要转动，单有动力也不行，还必须有作为原料的棉花，更需要销售产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与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是难以发生的。
法国革命的背景也不止在欧洲。成为革命原动力的法国资产阶级，他们的兴起也得力于来自荷兰的、通过东洋贸易积蓄起来的资本。不仅如此，在革命中具有指导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中，也有来自东洋思想的影响。革命思想家思考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念，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中的东洋社会，这一点并不重要，而新航路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尤其是通过与中国社会的接触，给欧洲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带来的影响，则是难以估量的。欧洲历史的发展，一直以来是以其基督教思想与西亚伊斯兰教思想的对立为契机的。与基督教世界对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两者持久的对立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不是同伙便是敌人，不是真神便是恶魔，在这样的对立世界中，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当然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当欧洲人开辟了直接通向东洋的新航路后，在这里发现了第三个世界。欧洲人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们，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属伊斯兰教，既不是同伙，也不是敌人；他们不是因为野蛮而中立的，而是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而且是一个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伊斯兰教的中立世界。被这个世界的人们崇尚的儒家世界观，令因宗教原因而长期苦恼无法解脱的欧洲人羡慕不已。于是，东洋儒家式的世界观被空想化，被理想化、在鼓吹革命、打破现状的征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并非不可思议的。当认识到了三个世界以后，一种新的人性意识开始出现。两个人是形成不了社会的，有了三个人才能形成社会，这一原理，在这个场合下如实地反映了出来。法国革命不单是政治上的变革，也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结果，这也是没有与东洋的交通便无法成功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
交通在历史上的意义，本来就不止于把两者联系结合在一起。交通不是一种仪式，不是将二见浦的夫妇石用七五三绳连起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把世界上的人类看成是同一种有机的生物，这样或许更加恰当。这种生物在世界各处都能扎根，在一处吸收到的养分，可以马上循环到别的地方。在东洋所吸取的养分，结集到了欧洲，在这里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动力。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个养分一定会再度成为新的活力，渗透到整个世界，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
对历史的思考，是人类的本能，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不思考历史。对历史的思考，绝不是历史学家这一特殊群体的权利或义务。然而，在思考历史时，我们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一个个框架所束缚。这一个个框架，往往并没有什么学问上的依据，但却被人们不明就里地视为真理，被看成是无须再通过事实加以证明的公理。事实上，只要它是一个公理，就等于已经告诉人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然而，人们却往往会觉得历史上的公理独此一家。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可以无限扩展，覆盖整个地球，研究的题目也数不胜数，因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可以身处这个框架内，埋头追求那些微细的因果关系，但却无法跳出这个框架，对框架本身做出反省。然而，历史学家真正的责任，或许更应该检讨那些支配着人们的历史意识、给人们造成诸多先入为主看法的各种条条框框。交通是历史研究中公认的一种框架，在这里，我以交通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为中心，尝试着对人类历史上近世史的发展做出论述。不必讳言，这也是以一种公理为前提的学术体系，但我相信，如果上述我们对交通的思考是错误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指望今后还能建构出什么样的世界史体系来，构建出来的任何体系也都永远难免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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