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嵘（左一）在山西祁县夏家堡知青大院。资料图

张亦嵘   

1968年，我曾到山西省祁县插队，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知青岁月。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夏家堡，在村里当知青的时候，大家早就习惯了混日子的生活方式，老乡混，知青也跟着混，大家习惯了出工不出力，一起糊弄着村里的八千亩土地，可八千亩土地却难糊弄村里两千口人的嘴。一到“大秋”，也就是秋收的时候，地里的庄稼却都放倒了，谁也不用糊弄谁了。几年下来，年人均口粮(原粮)就没高过380斤，磨成米面，仅够混上半年的肚皮。

于是，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抱怨老天爷，这老天爷咋就不给庄户人留条吃饱饭、饿不着的路子呢？

骂归骂，日子还得过。有时，闲得无聊，我也琢磨起村里的日子，我发现村子里最缺少的其实是物质激励的机制。我读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那里面讲到，苏联早在列宁时代就开始重视对劳动者的奖金激励。我想着：咱村里要是也有个物质激励的机制，糊弄田地混日子的生活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如今，不管是老乡还是知青，大家都知道多劳多得的道理，可谁也不愿意多劳，为什么？没有个激励机制。

我就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我要是有了管事的权力，就试试这个物质激励的机制，是否能给这死气沉沉的日子，带来些许让人倍感鼓舞的变化。

197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混“工痞”混出个头头

1974年的春天，山西省汾河灌区要组织受益的各县，组建民工队伍到汾河水库整修坝体，以提高抗洪能力。我们公社是受益地区，出民工修水库当然是应尽的义务。

当时，不想再当工人的我，刚从阳泉矿上逃回村里，继续插队，但户口还在转回的路上，村里便让我去当民工，顶个数，也给我个混吃混喝的饭碗。

那会儿，村里人把当民工的人称作“工痞”，为啥？因为这帮人多是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人，于是生产队遇上有出工的活儿，常常把这些人派出去，日子长了，这些人对当民工的路数也就摸透了，自然学会了混吃混喝不出力的本事，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工痞”。

我们公社是代表祁县出工的，全公社18个生产大队，共派出了七八十号民工。这些人中不少都是各村调皮捣蛋的主儿，村里把他们派出来，一是顶数，二是村干部省的再去操心他们，图个心净。这些人也多是出惯民工的，他们说自己就是个“工痞”，到水库来，本来也就是混日子的，有吃有喝，图个“三饱一倒”。

当时，把我们这伙人引上山的是个外村的大队干部，姓程，大家都喊他老程。工地指挥部就封他当了祁县民工连的指导员，由于老程在本村大队还管着一摊事，把我们安顿好，就下山料理自己村里的事去了。

于是我们这群“工痞”就成了七八十条无首的龙。

每天上得坝来，大家基本就是拄着个锨把子，扯闲篇，就像在村里的田间地头一样，该吃吃、该喝喝，就是不怎么干活。

除了歇着闲扯，就是挑逗担任施工员的小女娃。这些小女娃是本地的知青，家里多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自然在工地上干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她们每天上得坝来，主要的工作就是测量我们所挖的土方的干容重和湿容量，以便掌握将来回填坝体时，土的干湿程度，以确保坝体的抗洪安全。

有天，俩小女娃来坝上监工，我们连里的闲汉又逗人玩耍。一番逗弄，小姑娘不高兴，急了，起身叫来一个同是施工员的北京知青。

这小子不分青红皂白，上来二话不说，一拳便把一个并没有欺负女娃的民工给打了，被打的民工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我们这帮“工痞”哪吃过这个亏，把那知青围住，一顿拳脚。我眼看要坏事，便扒开那帮“工痞”，趴在那个知青身上，不让他再挨打。

这一系列动作正好让女娃喊来的水库总指挥看见，总指挥当场就委任我当了这个出工不出力的连队的头头。

“三自一包”，带大家致富

当上了头头，就要给伙计们找饭辙，我就问他们：“你们出来当‘工痞’，在这老山里受苦，想图个啥？”他们有的说，挣得钱来盖房子；有的说挣钱讨婆姨；还有说买洋车、戴手表的。

我听了直笑，和他们说：“就你们现在这表现，球也挣不到。”他们就问我，“那你个当头儿的说说，咋个能挣到？”

我当下提议，大家得换种活法，得让你们肩膀上脱层皮，下了坝，累得回窝里吃了就睡，没有精神去串门。他们听了，有的摇头、有的发呆。我说：“怎么都不吭声了？不要房子、婆姨、车子和手表了？”他们纷纷摇头，“谁不想要？是要不来嘛”。

我提高声音，接着说道：“就你们现在这样，是要不来，所以我说咱们得换种活法，得让你们把扯闲篇、吼酸曲的劲儿都用在挣票子上！”见他们对票子真有兴趣，我就把我酝酿已久的“按劳分配”的想法和大家讲了讲。这回他们来了精神，齐声表示，就按头儿的说法办！

其实，我和他们说完，就有点后悔了，真要这么干，我是要担风险的，弄不好还真有点儿吃牢饭的风险。我这办法不就是“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变种吗？

再一想，改革开放搞的就是发展经济的路子，“管他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我这干法好像也没错，这样一想，心里又多了几分踏实。

第二天上到坝顶，我用皮尺给伙计们量出各自要挖的工作量，然后像电影里的工头似地，在他们身后转悠，看他们干的咋样。见着拄着锨把发呆的，踢一脚骂两句，他们也没有一个还嘴的。

我问他们，咋能听得下骂人的话了？他们不怒反笑，说：“这是给咱自己干，给自家挣票票呢！哪有工夫与你卖嘴。”我笑了，就你们这么弄，想不挣钱都难。

当月，我们挣的钱是全工地所有连队中最多的。分配工钱时，我又按照他们的工作量分了等级，每个等级相差15元，最高的比最低的多了整整60元。

那年头，60元是什么概念？是二十级国家干部的月薪。领到钞票后，有笑的、有愁的，还有点着手里的票子嚎啕大哭的。我不解：“你哭啥？是怕票子咬了你的手？”大家哄笑，说这小子从没见过手里有这么多的票票，是让票子给吓哭了。

有了实际的奖励，我们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总指挥当然知道我动用了钱这个扛杆，但他并没有追究，只是明确和我说，他可不管是不是“三自一包”，关键是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哪个敢坏了规矩、毁了质量、拖延了工期，他在钱上也不会手软，装进兜兜里的钱，也会掏个干干净净。

钱调动了我和我们连队的那帮“工痞”们从来没有过的劳动激情，另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冲击了我和弟兄们本来就不强的法治观念。

活成个堂堂正正的人

为了拉更多的土方，挣更多的钱，我的“工痞”们开始由原来的两人拉一挂平车，变成了一人一挂，连队的平车便有了一半的缺口。咋办？抢周边连队的！

周边的连队是打日工，从日头出熬到日头落，就算挣下了一天的口粮，他们才不管干多干少。见我们抢他们的车，毫无怨言，我们抢了他们的车，他们反而有更充分的理由歇着了。

但是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工钱比他们多几倍时，心理发生了变化，这是农民根深蒂固的忌恨：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而我却忽视了这种忌恨，大家都沉浸在出大力挣大钱的喜悦中无暇顾及，但是这种忌恨已经渐渐发展成了威胁着我的连队的阴谋，而我对这阴谋却全然不知，当然也就没有必要的防范。

终于，我们右边的连队瞅准了一个我不在现场的机会，发难了。

那天，我安排完坝上的活计，便回驻地和司务长商量买粮的事。我刚走，右边连队的人就开始无端地辱骂我们的民工。平时我们抢他们的车，他们都很顺从，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这会儿竟对我们无原由地开骂，大家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拎起锨对着一个民工就是一下子，那家伙顺势倒在地上打起滚儿来，就在动手的民工纳闷儿自己没用多大力，只是扫了一下，怎么就打起滚儿的空档，对方忽啦啦又倒下了五六个，躺在地上哭天抢地。这会儿，轮到我那动手的“工痞”傻了。

紧接着，对方把我们告到了指挥部，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指挥部命令我们连停工了。我觉得这事太窝嚢，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

指导员老程也到大坝上来了，他当然不相信人家告状的内容，但还是在上来的当天就带着用我们的血汗钱买来的补品，拜会了对方的连长，慰问了那几个根本没有伤的“伤员”。他当时那幅谦恭的样子，让我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

回到连部，他让我先写个检查。我直接拒绝了，“老子又没犯错，写什么检查？”

老程笑了，笑得很冷，说：“你没见咱的伙计们现在都在干啥？在干挣不上钱的零工，说句老实话，指挥部也是外来的，得给本地人面子，这点世故你能不懂？还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哩，你横什么？打人、骂人能叫本事？”

当晚，老程跟我唠了一夜，他说的话我大都记不清了，但有几句，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干包工，挣了大钱，自然会遭打日工的忌恨，你就该处处小心，可你自己不设防，还骄纵伙计们和你一样处处当老大，以为天下就是你们的了。知道物极必反吧？告诉你，咱遇上的这事，是逃不掉的！早晚有这天。你还觉得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咱不说受了屈的大干部，就说你夏家堡的老乡，哪个过得不比你焦苦？他们不一样活人，一样劳作？我不把本地的那伙人安抚住，他们一旦闹起来，总指挥纵容你包工的事还能不捅出来？我比你多活了三十几年，打修这水库我就在这当‘工痞’，这水库来来回回上过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了，可办这事的总指挥，也是我头一次遭遇上，咱不护着他，他倒了，咱还不得喝西北风。咱农民让出工不出力伤了，也怕了！”

第二天，我就在连队里做了检查，并且把写得工工整整的检查交到了指挥部。我不再觉得受了委屈，还有点为自己干起的计效付酬得意。我知道挣大钱固然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活人，是活成个堂堂正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