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祖国：全球大移民时代的现代中国》阐释了海外华人移民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并通过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放置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
作者：刘青
自1840年到1940年，大约有2千多万中国人告别家园，去往他国，或短期居住，或长期定居，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19世纪、20世纪全球大移民的背景下，也相当引人注目，仅次于同一时期5千6百万的欧洲移民和3千万的印度移民。这群华人背井离乡，跨越国界，足迹遍及拉美、澳洲、东南亚，北美等地，在五大洲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华人社区。对于这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学术界一直不乏关注。不过，大部分研究都考察的是华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思考华人海外移民如何影响了中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陈珮珊（Shelly Chan）教授的新作《离散祖国：全球大移民时代的现代中国》则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海外华人移民与近现代中国的关系，并通过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放置在了全球史的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
海外华人，虽然足迹遍及全球，其生活轨迹也往往跨越几个国家或社会，但对他们的研究，过去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他们或被视为暂时居住在他国的中国社会中的一员，或被视为美国、加拿大的某个少数族裔，抑或是东南亚各国的华裔居民，他们的故事往往被割裂在不同国家各自的历史叙述中。对于他们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华人华侨史、以及美洲华人史这三个亚领域中。陈珮珊的新作也是在试图与这三个亚领域进行对话。
中国近代史论著虽间或提及海外华人，但对他们的关注非常有限，海外华人只是短暂地出现在其叙述的某些重要时刻，比如他们支持辛亥革命，为抗日战争捐款等。在这些有限的叙述中，海外华人并没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他们的作用仅仅是为中国提供需要的资源。陈对此批评说，这种研究其实是复制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曾经用于研究中外关系的“挑战—冲击模式”，也即中国发出号召，某些海外华人响应。这一模式在中外关系研究中已经遭到了批评，但在中国近代史涉及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
传统的华人华侨研究领域（the field of overseas Chinese），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东南亚地区有着最多的海外华人人口，自10世纪以来，就陆续有中国居民去到东南亚，或朝圣，或从商，或出使，或务工，其移民活动被认为比近代全球移民浪潮早了好几个世纪。由于这些早期移民主要依靠家庭、乡里和宗族而非政府的支持，并且中国政府自明代以来，一直到19世纪末都一直对出海移民持反对态度，所以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早期东南亚海洋贸易的论述中，很少会涉及华人与作为政治单位的中国的关系，学者们关注的是华人是如何参与了印度洋的海洋贸易。到了冷战时期，在东南亚地区排华反共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强调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只会招致政治上的风险，所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华人对当地社会的认同和影响。
海外华人移民另一个主要移入的地区是美洲，尤其是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关于美国华人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受民权运动和族裔研究的影响，美国学界的一群移民学者们最先开始关于美国华人的专业历史研究。由于种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一直视在美华人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外国人”，所以为了谴责这一说法，扭转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学者，往往会刻意否认华人只是暂时居住在美国的“旅居者”（sojouner)。他们强调，华人虽然遭遇了种族歧视和排外，但最终仍然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并对美国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民族国家叙述下的海外华人移民研究，虽然不乏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按照陈的说法，在这些民族国家叙述中，海外华人与其移出地的联系被视为一种“包袱”和“过去”，当华人移民“卸除”了这一“包袱”，克服了他们的“过去”，他们终将被吸收和融入进当地社会，变成华裔。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显然简化了移民的生活经历，忽视了移民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近年来，随着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影响，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也经历了跨国转向。一些学者开始从“离散”（diaspora）这个视角研究海外华人群体。“离散”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在世界各地散播种子，它最早被用来描述离开故土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社群和他们的经历，后来又有学者将其用于研究被强制带到世界各地的非洲黑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移民。在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离散”这一概念逐渐泛化，它不再与某些固定的族群相联系，而是被用来挑战对于民族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过于单一和僵化的认知，强调跨文化背景下身份和文化的多重性和流动性。由于“离散”这个概念与“中心”相对，暗含有从中心向各地发散，但始终与中心相关联的含义，比如迁居各地的犹太人对“应许之地”耶路撒冷的想象和向往，所以这个概念用在移民研究中，往往用来强调移民虽然迁居他处，但仍然与其故土或者移出地维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近年来“离散”这个概念也被应用在了海外华人移民研究中，学者们考察了华人与其故乡或者故国的联系，并注意到了华人在经历和身份认同上的多元性。他们发现，很多海外华人及其家庭往往在不同社会间流动和游走，他们的认同和文化也往往是多元而混杂的。还有学者强调了华人移民的社会网络，分析了华人是如何借助家族、乡里的力量来实现移民，以及什么样的跨国社会组织帮助不同地区的华人之间维持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但是，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群体的“离散”研究很快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王赓武和史书梅等学者认为，这种强调了华人与故国联系的“离散”研究，某种程度上是将华人的身份本质化和固定化了，它错误地建构了一个同质的华人群体，并想象这个群体一直与中国维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学者们担心，这样的叙述会为种族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提供新的口实，让他们借此指责华人对当地社会的不忠诚和不融入。对此， 陈珮珊认为， 虽然种族主义需要批评，但是对种族主义的批评不能以牺牲历史的想象力，忽视了人类过去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为代价。因为，漠视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陈注意到，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存在某些时刻，海外华人移民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他们视中国为其祖国，或者中国视他们为“华侨”，也即居住在海外，但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的“离散华人”，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候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那么，如何理解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呢？
陈认为，将海外华人视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当然过于僵化，不仅政治上有风险，并且也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并非所有族裔上属于华人的人都认同中国，也不是所有的时候，人们都会产生这种认同。但是，陈并不认为海外华人移民研究应该完全放弃“离散”这个概念，她认为这个概念依然有其解释力，只是需要将对“离散”的理解从一个固定“族群”转换为一些“历史时刻”，因为她发现，在过去，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时刻，海外华人与中国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中国变成了海外华人的祖国，而有了祖国的海外华人则变成了“离散华人”。为了理解这一历史现象，陈引入了“离散时刻（diaspora moment）”这一概念。所谓“离散时刻”, 指的是在某些历史节点上，海外华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上升到了一定的讨论层面，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个人或者是政策上的回应，她称这些历史时间点为“离散时刻”。在这本书中，陈指出了五个重要的“离散时刻”：（一）19世纪中期拉美等地爆发华人契约劳工危机；（二）20世纪20、30年代暨南大学筹划组织南洋研究；（三）20世纪前30年南洋知识精英林文庆复兴儒学；（四）20世纪50年代广东侨乡进行土地改革和实施新婚姻法；（五）20世纪50年代广东地区安置归侨。她在书中分别用五章详细分析了这五个“离散时刻”。她特别指出，这五个时刻并非就是所有的“离散时刻”，只是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转折，由于过去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讨论，较少涉及到海外华人问题，所以陈希望从“离散时刻”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海外华人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陈看来，离散华人与作为祖国的中国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共生对照的关系。陈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往往用”华侨”来指称散居世界各地，但又与中国保持关联的“离散华人”，而“华侨”这个概念能够很好体现出“离散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在对“华侨”一词作语义上的考证时，她注意到，“华侨”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华”指的是民族和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19世纪末才产生，而“侨”在过去往往指旅居， 也即短时间居住和访问的意思，比如“侨居”。到19世纪末，华和侨这两个字组合在了一起，用来形容居住在中国以外，但又和中国保持关联的人。在陈看来，这个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中国政府正式接受了移民海外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与“祖国”的概念一起，意味着民族国家与其海外移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对照的关系。 因为只有有了祖国这个“华”，才会有散居各地的“华侨”，而“华侨”的“侨”所蕴含的短期侨居的含义，又意味着，祖国是散居各地的华人的一个永恒的中心。虽然在过去的历史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这两者发生关联的时候，当身处不同时空中的海外华人变成了祖国的“华侨”或者说“离散华人”时，这种关联不仅反映了对于中国的各种不同的想象和重构，同时也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陈对拉美华工危机的讨论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第一章中，陈讨论了19世纪拉丁美洲的华工问题。关于美洲的华工，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讨论，早年有学者强调华工对北美铁路建设的贡献，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挖掘华工在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等国的历史，这些既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重新发现一直以来被西方学术界所忽视的华工对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做出的贡献。在陈的书中，她并没有否认华工做出的贡献，不过她更关心的问题是，美洲的华工问题如何影响了现代中国，她认为，19世纪中期出现的曾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拉美华工危机，迫使当时的清朝政府进入到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社会之中，并认识到了“主权”的意义。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先后结束了非洲黑奴贸易，并陆续终止了奴隶制，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发展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拉美的古巴、巴西和秘鲁等地的种植园希望引进大批华工作为契约劳工，1847年，古巴招募的第一批华工抵达哈瓦那，秘鲁也于1849年开始输入华工。此后不到30年时间，拉美地区的华工总数超过了20万 。但是由于传统上华人已经形成了以家庭和乡里为单位的移民模式，并且当时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地理位置上距离华南地区较近的东南亚，或者是收入更高的北美西部地区，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去往遥远而又陌生的拉美，所以当时不少华人是通过诱骗和绑架等手段被强行带到拉美的，并且，不论是在去往拉美的运输途中，还是到达种植园之后，华工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华工在拉美的死亡率非常高。
对此，华工自身进行了各种反抗，他们不仅策划了多起暴力起义，还持续不断地向清政府写信寻求救援。同时，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华工的非人待遇，国际媒体对华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讨论。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改变了以往对移居海外和出洋务工不闻不问的消极政策，第一次派出使团前往秘鲁和拉美调查华工情况，并与西方国家就招募华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谈判。陈认为，这一系列举动使得清政府开始向“准民族国家”（proto-nation）转变，他们开始学着使用条约这一现代国际关系的工具来约束和管制西方国家的在华行为，保护华工在外国的权益，并尝试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行使“主权”。陈还发现，正是在与英、美、西班牙等国的外交交涉中，清政府第一次萌生了需要对海外华工进行调查，并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登记管理的想法，因为此前由于出洋不受官方支持，清政府对此没有任何的管理登记，所以他们也一直没有出洋华工个人的详细信息， 这使得清政府关于华工遭受虐待的指控由于缺乏详细的个人信息而在国际法上一直不被接受。正是为了提供能够被国际法认可的证据，清政府才决定派出使团到古巴和秘鲁等国对华工情况进行登记调查。陈进一步指出，华工危机以及清政府对华工的保护和调查，构成了第一个“离散时刻”，在这个时刻，清政府不仅承认了出洋在外的华工是其臣民，而且通过此，也意识到自己是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员，由此产生了“主权”的意识。在后面的各章中，陈继续讨论了离散华人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陈珮珊关于“离散时刻”的另一个重要的论点是，通过考察“离散时刻”下的中国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是如何与全球史交织在一起的。陈注意到，过去对于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被隔离在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叙述中，而少有人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与中国置于一个全球背景下加以系统地考察。那么，如何在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下去考察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呢？陈认为，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两个既有的研究范式。第一个范式可以被称为“整体是部分的总和”（the sum of parts），也即认为全球是一个由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的整体。在这种范式下研究中国与海外华人，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中心，将散居各地的海外华人视为一个从中国移往各地的同心圆， 所谓全球史视野也就是在讨论中尽可能多地涵盖不同的国家，比如讨论中国到拉美的移民，中国到欧洲的移民，中国到澳洲的移民，等等等等。陈认为，这种范式错误的假设了国家和地区是固定不变的、边界清晰的实体，并且在移民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陈接受的是第二种范式，也即强调总体是“各部分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 between parts）。这种范式将移民视为连接国家、地区和全球变化的一个线索，考察的是地方与全球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陈指出，由于工业化、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等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某个空间中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本、劳动力和资源，正是这些全球化的要素将华人移民带到了世界各地，使得他们的故事与东南亚、美国、拉美等国和地区的历史交织在了一起，同时也正是这些全球化要素，使得海外华人移民在某些时刻与中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所以海外华人移民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短暂居留还是融入当地的问题，它还与全球化各要素交织在一起。而作为海外华人移民的祖国，中国的历史也因此被镶嵌在了全球史的发展脉络之中。
在上面关于拉美华工危机的例子里，陈指出，华工危机的出现，以及清政府的回应和最终苦力贸易的终止，除了华工自身的努力，以及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外，还与当时的许多国际因素有关，比如，奴隶制的结束，资本主义发展对自由劳工的需求，国际媒体对华工问题的报道，英、法、西班牙各帝国在拉美的扩张，以及拉美殖民地内部的变化。在后面的讨论中，陈也一直强调，“离散时刻”如何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以及中国历史与全球历史的纠缠。 在第二章中，陈考察了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1920-1940年代参与了暨南大学发起的南洋研究项目，或编辑、或翻译、或撰写了大量关于南洋地区地理情况和历史发展的报告，他们中比较出名的有刘士木、李长傅、 温熊飞和张相时。陈分析了这几个重要的暨南学者的作品，发现他们的研究吸收借鉴了欧洲的殖民主义思想，比如，他们认识到了海洋的意义，相信建立殖民地和进行海外殖民是向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明，他们也接受了对于东南亚当地人口的种族主义的看法，认为当地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都落后于华人。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他们设想了一个中国版本的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并从这一视角出发，重新书写了南洋华人移民的历史，忽略了移民内部在宗族、阶级等问题上的差异，将南洋华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呼吁他们与祖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不过，这些学者们也注意到，虽然有大量华人移民生活在东南亚，但这些华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拓殖者，因为南洋华人中弥漫着一种“村庄心态”，换句话说，就是南洋华人中还没有产生“国家意识”，只认故乡，而不识祖国。在这些暨南学者们看来，中国也因此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因为东南亚地区并非是中国的殖民地。他们呼吁，要在南洋华人中培养国民意识，并呼吁中国政府对南洋华人提供保护和支持，因为只有这样，南洋华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华侨和海外拓殖者，而中国也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能与世界其他大国相媲美的民族国家。通过分析这样一个“离散时刻”，陈指出，重新挖掘暨南学者们的南洋研究，并非只是要简单地对其思想中的殖民主义逻辑进行批判。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够通过将他们的作品放置在一个全球思想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揭示出，这些暨南大学的学者们是如何试图与当时流行的欧洲殖民思想进行对话，如何借鉴吸收欧洲的思想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日本入侵的问题 。并且，在这些学者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南洋华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变成了中国与日本在南洋抗争的一个先锋力量。此外，通过分析暨南大学的南洋研究，陈还想提醒我们，过去的研究只是将海洋亚洲视为一个经贸中心，但其实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交换地。东亚和东南亚的沿海城市，包括东京、上海、广州、厦门、香港、台湾、槟城、新加坡，以及其他亚洲沿海城市之间，由于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逐渐形成了一个交流圈，电报、汽船、邮政和报刊在推动这些城市间经贸往来的同时，也推动了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陈在《离散祖国》一书中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就是她对不同的时间维度的关注。近些年，跨国研究已经影响到了历史学各个亚领域，跨国转向虽然挑战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历史叙述，但是，学者们更多地只注意到历史发展超越了民族国家领土的边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民族国家的年代记事法（chronology）也遮蔽了其他多重的时间记事法的存在。 陈认为，历史上每一种变化的事物都存在他们特定的衡量时间的方法， 而人们是同时存在在不同的时间维度（temporalities）之中的。
具体到海外华人移民研究中，她指出，身处各地的华人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而且也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中，有着不同的对于变化的看法。比如，海外华人移民社区有着不同于居住国的节日庆典，表现了移民群体与所在国不同的对于过去的记忆。 这里，陈追随了杜赞奇、贺萧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研究民族国家是如何通过一种线性进化的叙述结构将自己塑造成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杜赞奇发现中国过去存在的不同的时间维度都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中被遮蔽了。而贺萧在她的关于山西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也发现女性对于时间的记忆有别于民族国家所使用的“政治运动的时间”，女性更愿意用生活事件，比如孩子的出生，来标记时间的变化，这反映的是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不同体验，以及他们对于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的投入。对不同的时间维度的关注，使得陈发现了“离散时间”（diaspora time）， 她注意到，对于中国华南地区的移民家庭来说，时间的变化表现为一种循环往复的父系血统的延续，具体来说，就是成年男性去海外谋生，并定期向家中汇钱，而女性则留在家乡，抚养年幼的子女和照顾年长的老人，以此来进行财富的积累和家族的代际延续。陈认为，这种“离散时间”体现了移民这一现象对于个人、家庭的影响，也反映了移民和移民家庭独特的生活体验。但是当海外华人与祖国发生关联时，反映离散华人生活经验的“离散时间”在某些方面就会与民族国家的时间发展观发生冲突。这在陈对20世纪50年代广东地区土改运动和婚姻法改革的研究中有很好的体现。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境内有不少居民移居海外。陈检查了广东省档案馆中关于土改和婚姻法改革的资料，发现了离散时间与社会主义时间之间的冲撞和协调。她指出，在1950年代，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它强调的是与封建的过去决裂，通过城乡双规制，走向一个理想化的未来，其中，农村的生产应该是以夫妻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在这种时间发展观的影响下，执行土改政策的官员认为，当地华侨是“封建势力”，是“地主阶级”，因为华侨家庭拥有大量与其家庭人口不相称的土地，雇佣长工为其劳作， 并且男性长期在外，不参与当地的农作，而留在家中的侨妇则主要依赖侨汇过活，也不从事生产性劳动。在土改官员看来，这些人都属于土改和婚姻法改革的对象，需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通过鼓励离婚再嫁或者劝其尽快团聚等方式改造他们“封建落后”的家庭模式。在陈看来，早期的这些政策，显然不能容纳华侨家庭的性别分工模式和移民生活所带来的社会现实。
很快，没收华侨家庭财产的政策和鼓励侨妇离婚的政策引起了当地华侨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抵制，他们致信政府，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陈检查了大量华侨的来信，分析了他们在信中使用的话语策略，发现华侨并没有很好地理解“社会主义事业”的涵义，而是不断地按照他们的生活经验，利用传统父权体制下的道德话语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辩护，比如他们强调自己一向奉公守法，不关心政治，在家孝顺父母，在外辛苦工作。同时，很多当地的侨妇也从很务实的角度考虑，担心离开原来的生活方式会降低其生活质量，因而不愿意离婚再嫁。这些说辞和做法使得这些华侨家庭在社会主义的时间体系下，显得更加的“封建”和“落后”。但是，最终导致政府政策发生转变的，并不是这些话语和行为上的抵制，而是华侨侨汇的减少，由于对土改没收华侨财产政策的不满，以及侨妇离婚个案的增加，出洋在外的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汇大幅度减少。然而，随着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当时的中国政府需要海外华人的侨汇来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政府宣布，华侨家庭可以接受侨汇，同时允许他们从事私人投资，参与“封建性”的消费活动。这些措施意味着，华侨在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对于留在家乡的侨妇，除了动员她们从事农业生产外，政府还改变了之前鼓励离婚的政策，建议她们与海外的华侨维持良好的关系，以此来保证侨汇的继续。陈认为，这些政策上的调整，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时间和“离散时间”的协调和妥协，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海外移民以及跨国的资金支持对中国的政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离散祖国》一书触及的理论和实证问题比较多，陈珮珊对20世纪50年代归侨的研究，以及对侨妇和侨眷在土改和婚姻法改革中的论述为我们了解移民和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新的经验材料，她对南洋华人林文庆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分析，对华工问题的阐释，也为史学史上的旧问题提供了新的解读。这样一篇简单的介绍总结显然不足以完全展现该书论述的复杂和分析的深刻。这本书不仅应该引起对其阐释的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的注意，而且还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因为它为我们思考移民与其祖国的关系，思考中国历史与全球史的交织，思考“离散研究”的阐释力，以及思考性别视角在研究移民和国家历史上的意义，都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并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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