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他的城市里登上历史舞台，他是焦虑不安的被歇斯底里和虚伪之罪所折磨的中欧中产阶级的一份子。”
弗洛伊德
在彼得·盖伊关于弗洛伊德的鸿篇巨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又来了一本《弗洛伊德传》？可能这是看到这本书的人最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话题的另一本新书就显得巧妙得多，亚当·菲利普斯把他的《成为弗洛伊德》写成了一本精神分析的史前史，通过这个方法他躲过了彼得·盖伊的经典名著。但事实上厄内斯特·琼斯（1879-1958）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没得选，因为当彼得·盖伊那本书出版的时候（1988年），他已经死了很久了。那么既然厄内斯特·琼斯的作品比彼得·盖伊的要早，而彼得·盖伊的作品又在这个领域内拥有难以撼动的地位，为什么我们还要看这一本，而不是坚持着去把彼得·盖伊的名著读完呢？
如果你觉得便宜这个理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我只能说厄内斯特·琼斯是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是精神分析学说引起的运动的参与者，他作品中关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彼得·盖伊超越了，因为彼得·盖伊是站在包括他在内的众多巨人的肩膀上。但至少有一点厄内斯特·琼斯是不容被忽视的，那就是他和弗洛伊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的视角，虽然他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但他提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教授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个住在山巷街19号的心理医生。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活正在被他的学术成就掩盖，就像他曾经侧身其间的那个老维也纳正在被历史湮灭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个伟人，但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伟人，他生活在两个世纪交替之时的维也纳，感受到了让整个社会为之焦虑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被弗洛伊德的生活和职业赋予了他自己的科学色彩，从而形成了“精神分析学说”。也只有透过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的文字，才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弗洛伊德的时代，认识到作为一个维也纳人的弗洛伊德。
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其实是十九世纪欧洲的一个漫长尾声和余响。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和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几年，整个欧洲都在剧烈而急促的工业化，经济从1873年的危机以后就在保护政策扶持下不断高歌猛进，新式的大学体制和职业教育带来了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把老欧洲在生活方式上推进二十世纪。在这个新式公寓取代旧式宅邸、电灯取代煤气灯、宫殿里新式取暖设备、盥洗室取代传统暖炉和马桶的年代里，老欧洲的君主政体、教会体系、君王和贵族、王子和公主又如同白昼梦幻一般贯穿了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从生活的便捷性上这个时代指向未来，而在社会制度上它又是过去的延续。
在社会伦理方面也是如此。比如 “性”的问题，所谈论的“女性”不能从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来理解。世纪初性焦虑里的女性是从社会地位上定义的——也就是专指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女士。那时的欧洲社会，下层阶级女性在绝大部分问题上直接被忽略不计，只有体面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女士才算是女性。这一点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的开篇《婚姻统计学》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按1815-1848年间法国社会的标准，全法国能够算得上是“女士”的女性总计不过几千人，而巴尔扎克同时还指出上流社会的风流绅士则有接近一万人，这将近一万个青年才俊每个都自称有过不止一个情人。于是复辟时期和奥尔良王朝时期，已婚男子的环保使用程度和上流社会婚姻的真相，就被巴尔扎克用简单的统计学方法指明了。
从1848年到世纪之交的半个多世纪里，工业进步令先生和夫人这个等级都得到了巨大的扩充。工业化导致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市民，经济增长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上层市民。1815-1848年间那个以贵族为主的城市上层阶级里的贵族正在退潮。这种退潮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其中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贵族退潮最为严重，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就让皇帝把军队交给考试选拔出的平民军官，1866年普奥战争的战败在制度上带来征兵制，剥夺了贵族免试担任军官和优先晋升的特权。选举权的扩大让贵族政治家逐渐被平民鼓动家取代。贵族在政治上的退潮同时，经济上的影响力也在的衰退。
轮船的发明让殖民地粮食涌入欧洲，俄国废除农奴制和铁路的建设让俄国农产品直接冲击了中欧的粮价。粮价低迷让地产贵族在经济上变得日益窘迫，而新兴的奢侈品和风雅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从英国式礼服，到新发明的留声机、电影院、汽车和豪华游艇的价格又一个比一个高。于是在二十世纪初，贵族阶级在城市生活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边缘化，其直接结果就是社会伦理的布尔乔亚化。
二十世纪初社会伦理的布尔乔亚化是中欧君主国的一个奇妙之处，亦如它所属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介于贵族的“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和二十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婚姻应该以感情为基础”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开始越来越反对婚外恋，但同时他们又坚持把财产作为婚姻的前提。这个时代依然把婚姻看作是一桩生意，尤其对需要出嫁妆的女性来说就更是如此，为了规避风险，人们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还在做生意的男性，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连累女性一起破产。所以很多新城市中产阶级要等到退休以后，纯靠财产生活时才可以娶跟自己身份对等的妻子。比如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祖父就是四十多岁退休时才娶妻，生了未来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罗伯斯庇尔” 约瑟夫·张伯伦。
一方面强调婚姻的神圣、谴责婚外恋，一方面又继续捍卫财产第一的婚姻方式，结果就是世纪交替时的“道德”变得前所未有的机械和刻板，甚至变成了比法律还严厉的“律法”。任何挑衅“道德”的行为都可能招致社会的谴责和报复，而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男性对“道德”却阳奉阴违，这种“伪善之罪”成了世纪交替时中欧城市上层阶级生活的一大特色。在维也纳生活里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最大报纸《新自由报》，就成了“伪善之罪”的典型。这份捍卫“道德”的严肃报纸前几版通常都是连篇累牍的道德说教，尤其以对“同性恋”的抨击文章为多，但是正文版面之后的收费广告栏里通常连着几版都是“男按摩师”广告，这些“男按摩师”到底提供什么服务的，报纸编辑和读者都是心知肚明。
这种“伪善之罪”遭到了四面八方的抨击，最猛烈的批评者无疑是卡尔·克劳斯，如果说这位愤怒的批评家对维也纳人的抨击可以概括为“你们脑袋里除了性还有没有点别的？”那么弗洛伊德以一种科学家的姿态，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回答了卡尔·克劳斯，他用科学式的语言晦涩地宣布“其实所有人脑袋里装的说到底都是性！”这就彻底的颠覆了维也纳人的道德体系。但维也纳人除了去找弗洛伊德看病之外，在大部分场合都假装不了解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沉默给这位“精神分析学”的上帝带来了深刻的伤害。弗洛伊德抱怨说唯一承认他学术地位的官方机构是维也纳税务局，他们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为什么您已经举世知名了，申报的个人收入却这么少？”
穆齐尔曾说“有两样东西没法反驳，因为它们太大、太肥、而且没头没尾，那就是卡尔·克劳斯和精神分析学。”穆齐尔这句话显然忽略了一个真正巨大到无法回避的东西，那就是建筑师阿道夫·路斯在正对着霍夫堡宫的圣米歇尔广场修建的“高盛集团大厦”（或称路斯馆）。路斯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卡尔·克劳斯的好朋友，身体力行反对“伪善之罪”的方法是支持建筑的“装饰之罪”——建筑功能性之外的装饰就是建筑领域上的“伪善之罪”，于是他在皇宫对面建造了毫无外立面装饰的“路斯馆”，引起了维也纳上到皇帝下到市民的普遍愤怒，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下令在他办公期间必须用窗帘遮住面向路斯馆的窗户。面对伪善之恶的战斗在世纪初的维也纳是一场全面斗争，评价家要摧毁伪善，建筑师要摧毁装饰，而心理学家宣布人其实是欲望的奴隶、而不是理性的工具。
伪善之罪的盛行和对其的猛烈抨击，虽是世纪初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说到底它只是弥漫在整个中欧城市中上层阶级的“性”焦虑的一种体现。这些争论的深层原因就是所有这些争论的参与者们对性问题的不安。这种不安没有因为“伪善之罪”而在男性中间得以缓解，因为普鲁士刑法典第143条和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175条的相关规定，同性恋在世纪交替时并不属于道德犯罪，相反它属于刑事犯罪。
同性恋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能够最快捷有效的毁掉自己整个生活的方法之一。在这个时代，一个男人被证明为同性恋，在社会生活上基本就被判了死刑。1908年，奥伊伦堡丑闻让威廉二世和同性恋扯上了不清不楚的关系，几乎发展到威胁皇位的地步，丑闻的主角奥伊伦堡亲王再也没机会见到他的“小宝贝”威廉皇帝，但他幸运的活到了1921年。跟德皇这位亲密的朋友相比，1904年的柏林，一个的奥地利留学生的死就显得无足轻重多了，他在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牛奶和一首歌，在音乐高潮时用这杯牛奶服氰化物自杀。事实上在今天后者的死比名噪一时的奥伊伦堡丑闻要著名的多，自杀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弟弟——哲学家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
鲁道夫·维特根斯坦选择自杀的原因也是对同性恋丑闻的恐惧，他是维也纳的钢铁大王卡尔·维特根斯坦的儿子，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中产阶级，他的自杀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可见同性恋对中产阶级男性的威胁之深刻。而这种威胁本身就成了世纪之交的中产阶级男性对同性恋的焦虑和恐惧的根源。
在这种恐惧和焦虑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维也纳德语文学产生了对性问题偏执般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作家的日记里。维也纳的著名作家中最喜欢在日记里记录性行为的人就是施尼茨勒。施尼茨勒从小时候第一次在“需要付费的爱神”那得到性体验后就把它写进了日记。他的父亲偷看了日记，把施尼茨勒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了他一份关于梅毒的研究论文，命令他大声从头读到尾。施尼茨勒从此对父亲失去了信任，却没有改变自己记日记的习惯，以至于他的研究者几乎可以统计他在某一时段里和具体某个情人到底有多少次关系。而这种习惯并不是施尼茨勒独有的，前边提到的罗伯特·穆齐尔也是如此，只不过行事风格要低调很多，在日记里用某些字母或暗语来记录这类活动。所有这些日记，以及相关的行动、其他人的评价（比如穆齐尔在战争期间就被长官认为是“色情狂”），事实上都是他们对同性恋恐惧的一种反应，在面临同性恋指控时的自辨证据。“色情狂”属于道德缺陷，而同性恋是刑事犯罪，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他们这种偏执的最好解释。
相比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断寻欢作乐、但内心深处却被对同性恋的恐惧所折磨的男性，女性的处境要差的多。这一时期的布尔乔亚伦理真正约束住的实际上只有中上层的女性。畸形的婚姻观导致老夫少妻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女性结婚之后就被看作生儿育女的工具，这项工作一旦完成就成了家里的摆设。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有阿尔玛·辛德勒这样的女性人生赢家的存在。但是更多的女性是被“中产阶级道德”束缚了。妻子在一个严厉的世纪末家庭里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教育让她们几乎形成了完全顺从男权社会的观念。前边提到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母亲，在家庭里就受到钢铁大王的压制，即使丈夫死了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人格的独立性。
当这些客观上处于被遗弃状态的女性，因为长期的性压抑而变得神经质、情绪化、精神抑郁、易怒甚至出现生理疾病时。二十世纪初的男性并不愿意从最显而易见的角度去理解她们的症状。相反人们从各自的角度去解释她们的异常，然后统称为“歇斯底里症”。当时的医学对歇斯底里症做出了各种解释，但都出于“伪善之罪”而不愿意把明摆着的理由拿出来说，人们只是拿出来做！当然你们不要想歪了，并不是说医生来代替丈夫，相反医生只是采用“按摩疗法”来治疗歇斯底里症。当时这是一种公开的治疗手段，一般都是私下进行。人们用一切可以找到的借口来掩盖歇斯底里症的真相。
当女性的不正常状态愈演愈烈时，整个中欧社会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期间最有趣的是三个人：
首先是1903年自杀的“天才”奥托·魏宁格。魏宁格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男性和女性，只有男性性格和女性性格。他把被性欲支配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性格视为女性性格；把理性的、创造性的性格视为男性性格。男人可以有女性性格，女人也可以有男性性格。他的观点在1902年著作《性与性格》出版后引起了轰动，但他实际上最引起轰动的是1903年在贝多芬逝世的房间里自杀。他自杀后很多维也纳人都跃跃欲试想去那自杀，甚至有人真的取得了成功。
相比只有23岁的魏宁格，弗洛伊德是一个正常的维也纳中产阶级，恋爱结婚生子过着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所以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比魏宁格要成熟客观的多。弗洛伊德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或者纯然女性性格的女性才是被性欲支配的，相反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是被性欲支配的，从性欲得到满足、或者得不到满足当中形成了情绪，而情绪支配了人的行为。这种把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都归结于情绪、非理性和无意识，甚至于直接归结于性欲的观点，比魏宁格更有颠覆性。在魏宁格看来至少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男性性格”，而弗洛伊德则宣布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的男性性格，所有人都被欲望支配。这就颠覆了整个道德观的基础，所以维也纳人选择装没看见。
但在这个问题上见解最高明的，其实是画家克利姆特。克利姆特一辈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环城大道时期、分离派时期和金灿灿时期。第一个时期的克利姆特是一个典型的布尔乔亚，从主题到风格都是“环城大道风格”，而第三个时期的克利姆特被他发表的一系列充满哲学、思想色彩的作品引发的轩然大波吓坏，退回了手艺人的角色，转而以一副技巧高超的艺术家形象示人。但他跟魏宁格、弗洛伊德都不同，魏宁格从哲学角度、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所不断思考和讨论的性——对克利姆特来说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他一辈子没结婚，但死后维也纳法院替他认定的私生子就有十几个。
在克利姆特喜欢用绘画表达自己思想的年代，他的作品表现了在性关系里男性的苍白无力和女性无限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给男性的恐惧和焦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克利姆特很像魏宁格。但克利姆特指出这种恐惧和焦虑感，以及男性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和嫉妒，构成了男性对理性的推崇和对创造执着追求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很像弗洛伊德。只可惜克利姆特是在包括维也纳大学天顶画在内的一系列公共绘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也正因为如此让克利姆特成了弗洛伊德事业上的救星和贵人。
施尼茨勒和弗洛伊德今天被看作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在有生之年不仅都是维也纳的名人，而且还互相欣赏，施尼茨勒被叫做文学界的弗洛伊德，而弗洛依德也公开宣称施尼茨勒是最能理解他的人。这两个人互相吹捧，互相开玩笑寻开心。比如施尼茨勒的诊所曾经收治过一个年轻的急诊病人，被一匹小马咬伤了生殖器，施尼茨勒大夫立刻命令“赶快把伤者送到急诊医院去”然后又说“把马送到弗洛伊德教授那去！”
但这两个人又一直互相回避、避免见面。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太多，很可能当他们发现对方没有选择自己的行业时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最应该松一口气的是弗洛伊德教授，因为施尼茨勒并不是没有选择心理学，作为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的儿子，一个从小就生活在维也纳中产阶级社会里的犹太人，施尼茨勒的职业道路是他父亲决定的，那就是成为一个大夫，学的也是最热门的心理学，作为一个具备开业资格的心理医生，施尼茨勒的兴趣主要却在文学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没有患上哮喘症的直男版普鲁斯特。大施尼茨勒六岁的弗洛依德则是一个凤凰男般的外省犹太人，他的家从莫拉维亚迁往维也纳，是一大家子人里成才的那个宝贝儿子，所以他可没有施尼茨勒那样的自由，他的职业就是心理学，所以兴趣也必须是心理学。虽然喜欢收集小古董，但那些收集品只有两个作用，在他有生之年装饰候诊室，死后装饰弗洛依德博物馆。
这两个人都敏锐的观察到了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也意识到了其他人拒绝直接回答的病根。施尼茨勒的作品里写的最多的就是性，卖淫、出轨、男性的出轨和女性的出轨。女性因为被男人欺凌导致的精神崩溃和自杀，女性对丑闻的恐惧而精神崩溃，施尼茨勒用文学回答了“歇斯底里”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女性的从属地位和被遗弃状态，还有“伪善之罪”所造成的在性问题上的不平等。
而弗洛依德就没这么颠覆了，他不是作家，也不是一个画家，他是一个勤劳的开业医生，必须遵循医学领域的游戏规则，而科学领域对心理医生的最高荣誉，就是成为维也纳医科大学的教授，得到这个头衔才能算是成功。所以弗洛依德也不能直接说“歇斯底里的根源就是你们把老婆当家具”，也不能像人生赢家克利姆特那样直接指出性焦虑的根本。弗洛依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迂回路线，宣称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是性欲和对性欲的焦虑，所以他先树立了一个理论基础，然后再把歇斯底里的性根源，作为这个规律的必然结论推导出来，这样一来就显得温和多了。弗洛依德用精神分析方法成功治好了好几位上层阶级女病人，考虑其他医生用的是“按摩治疗”，而弗洛依德博士用的是心理咨询，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依德确实有两下子。
弗洛依德博士因为治好了很多人的歇斯底里症，所以有了很多上层阶级的女病人作保护人，但他在维也纳的同行眼中依然是离经叛道或是江湖骗子，再或者是一个打扮成科学家的思想家，把弗洛伊德的成就归入思想或者哲学领域，而否定其科学地位。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从1897年开始就推荐弗洛伊德为医学教授，但是文化部在整整四年里不置可否，弗洛伊德为此一直愤愤不平。但事实上教育大臣是基于另一个理由不愿授予弗洛伊德教授职位，因为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一直都是文化和教育部用来奖赏那些在公立医院里长期行医，因此收入受损的名医的一种补偿手段，而弗洛伊德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收入丰厚的开业医生，文化大臣并不愿意把有限的教授名额浪费在弗洛依德身上。但对于饱受争议的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医学教授的职位是他得到官方认可的最好标志，所以他又志在必得，于是1902年克利姆特拉了弗洛伊德一把。
1900年前后，随着他的第一幅天顶画《哲学》的公开展出，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78位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联名致信教育大臣抗议克利姆特的作品。教育大臣哈尔特男爵坚定的站在克利姆特一边，所以克利姆特并不为所动，并在1901年和1903年分别展出了他为维也纳大学创作的另外两幅天顶画《医学》和《法学》。这两幅画引起了比《哲学》还要猛烈的批评，甚至连当时已经成为议会重要党派的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维也纳市长卡尔·鲁格也站出来批评克利姆特。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呼声，哈尔特男爵只能放弃自己支持克利姆特的强硬立场，转而把这个问题冷处理。但教育大臣不想因此损害和克利姆特的关系，所以想通过为即将开放的分离派美术馆捐献一副名画作为补偿。大臣当然不会自己出画钱，所以就需要有人帮忙。而弗洛伊德的女保护人慷慨表示可以帮大臣弄到画，条件是弗洛伊德必须成为教授。于是在1902年，当克利姆特即将从思想阵地缩回到画家的角色时，弗洛伊德激动地在日记上写到“法令通过了，弗洛伊德被任命为教授” 。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创造者，但弗洛伊德的思想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研究者刚好往往忽略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被看作是剑桥学者群体中的一个特立独行者，一个罗素的“有点怪癖”的学生，而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伟人。但如果我们把剑桥的维特根斯坦和流亡伦敦的弗洛伊德，放回他们形成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舞台维也纳，那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打扮，甚至弗洛伊德的胡子，就都不再是古怪和特立独行的了。弗洛伊德在他的城市里登上历史舞台，他是焦虑不安的被歇斯底里和虚伪之罪所折磨的中欧中产阶级的一份子。他感受到了普遍的焦虑，观察到了导致焦虑的问题，并从自己的学术领域里，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这个回答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的起点。而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光放回到弗洛伊德生活过的那个社会里去，就会看到包括弗洛伊德、卡尔·克劳斯、施尼茨勒、克利姆特、魏宁格甚至阿道夫·路斯等等一系列维也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伦理和虚伪之罪的愤怒和抨击，以及他们对性本身的焦虑和思考。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活着的弗洛伊德，而不是作为神灵的弗洛伊德。而厄内斯特·琼斯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和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之间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山巷街19号的那个维也纳人弗洛伊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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