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作为知青，张亦峥(左一)与朋友们从山西、内蒙、黑龙江又聚到北京。资料图

作者：张亦峥

我们刚来到山西绛县的时候，村里人都管我们叫“大学生”。虽然，我们只读过两年初中。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到距北京1300公里的一个晋南小山村插队。时间长了，村里人也就知道，我们并不是大学生，但他们认为，我们这3个北京知青还是很有学问的，至少比村里完小的教书先生见多识广。

所以对我们的称谓就升级了，叫我们先生。其中不乏戏谑，但更多的还是尊敬。

之所以叫我三先生，是因为一同来的张放和友朝，都比我大。村里人就分别叫他们大先生、二先生。二先生在村子里停了两年多，就到总参当兵去了；大先生爹娘都到了干校，他去探亲了很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就剩下三先生。也就是我了。

村里的知青三先生

我喜欢三先生这个称谓。这说明在老乡心目中，还保留着大先生、二先生的位置，至少表明大先生、二先生存在过。这样，也让我觉得，还不算太孤单。虽然，他们俩离开之后，我就一直被莫名的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困扰着，甚至都懒得做饭。

可人要是不吃饭，肯定会饿得慌，这种滋味比孤独、沉闷、压抑和惆怅更可怕，因为它发展的终极是死亡。我才二十郎当岁，咋能说死就死呢？所以，我不时去老乡家闲谝讪排。赶上饭时，老乡通常客气客气，“跟我屋里吃吧”？

我才不管人家是真心留，还就是客气客气，反正你邀请了，我就顺竿爬，脱鞋上炕，盘起腿来，就等女主人端上饭菜。

要是赶上村里谁家盖房，我估摸着快到饭点，就跑去谈古说今，讲到关键处，往往就到了饭时，干活的人还等着听下文，留我吃饭便是自然，加双筷子就是了。

这餐饭就又有了着落。

饭吃饱了，我便随着这伙人蹲在墙根晒着太阳歇歇，顺便脱下土布衫，用指甲在衣缝里掐虱子，指头上的血渍往裤腿上一抹，接着掐，还“叭叭”响。

我喜欢穿那种土布抿裆裤，舒服不说，关键是不分正反，前边能当后边，后边能当前边，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我要是和这伙人蹲一排，还真拎不出哪个是知青，哪个是老乡。

晒过太阳，掐过虱子，干活儿的动弹了，我就四处溜达了。

我来插队时，带了一架德国菜斯120相机，我非常喜欢拍些风景，比如，乍暖还寒时塬上生出的一抹新绿；苜蓿地里的一片紫色花蕊；大雷雨前远处中条山的黑云压城；麦收时田野里的一片金黄。我就会分别生出一些或温暖、或悲壮、或喜悦的情感来，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自然，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闷、种种丑陋、种种愤懑。

当然，有时，我也会给村里人拍上几张照片。

那是些憨厚、纯朴、哀怨和喜悦的影像。我想，这就是在记录一段历史，若干年后，拿出来再看，会给我带来永久不灭的记忆佐证。

所以，村里人觉得我很了不起，喊我三先生。我无偿提供胶卷，还有显影液定影液和像纸。我把印好的相片，送给村民时，村民的那种惊喜，也会让我露出久违的笑容。

让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放大机，不能把乡亲们的照片放得再大些。但村民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有的人至死都没照过一回相呢。

后来，我的父母也陆续去了干校，就再也没人给我提供这些照相器材了。我的摄影生涯也就此终止了。

不过，我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新的营生。

我们村子边的庄上，有个叫袁泉水的知青，在公社的打井队做事，他跟2386厂(军工被服厂)有点儿什么关联。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托2386厂的工人用铁条给我焊了个画架，又给我做了块画板，还挺配套的。

每日没事，我就拎着个画架去写生，什么远山、村落、柿树和碾盘都是我喜欢的素材。

要不是有一天，村里一个媳妇求我办个事儿，我的命运兴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改变。

放下相机，拿起画笔

那个媳妇不大检点，但村民并不在意这些。不大检点在我们村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

就是这个媳妇，有一天直接进了我们知青的院子，手里还拿着个小信封。她从信封里抽出张一寸的底片，说：“三先生，姐求你个事儿成不？”我最见不得人跟我说软话，就说：“不用说求，能帮自然会帮你。”

说着，她眼圈就红了，“我妈走了，前黑了的事。娘家哥哥说是去县里的照相馆放大相片，人家要好几十块。好爷爷哩，一年的工钱哩，就来咱村寻我，说你村有北京大学生，都能得很，就让我求你。我就跟娘家哥哥说，没问题，我跟那娃熟得很，一准放好了送去”。

说着，还用手比量起要放的大小。

我一看，比《红旗》杂志还大一圈呢，还真就帮不了。没有放大机，拿什么放呀，再说，显影液、定影液、像纸什么的也早就用光了。

这媳妇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哭诉道，“我爹死的早，我妈拉扯我们好几个吃了没数的苦，临到老了，出殡时辰，连个遗像也没有。做儿女的还算是儿女，还算是人吗？大兄弟，让你笑话了。我就不麻烦你啦。我走”。

我容不得眼泪，更容不得女人的眼泪。何况这女人还有如此孝心。怎么能一个“还真就帮不了”就给人家打发了呢？我以前画过山水，这画人和画山其实是一个道理。山是自然的精华，人和山比起来渺小很多，应该不难。

于是，我拦住了这个媳妇，表示自己其实倒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

她立时转泣为笑，“大兄弟的法子还能不行？能行能行”。

我手里有画水彩的意大利仿羊皮纸，这种纸很厚，跟相片纸差不多，就是不怎么亮堂。其实，遗像暗些倒更显得庄重肃穆。

我对那个媳妇说：“给我找一张你妈的相片，我照着给你画一张，要是你看着像，就给你娘家送去，要是不像，你别生气，就当我没画就是了。”她当即说道：“咋会生气呢？谢你还来不及哩。我妈的相片，我这儿就有。”

原来那小信封里还有一张一寸的半身像，是她妈。

我仔仔细细端祥一会儿。那照片年深日久，没光跑色，模糊迷离得只看得出是个乡村老女人。我有点后悔自己胡乱应承，太草率了。可应承了，就不能因难而退。

我告诉她，这照片上五官不清不说，还缺了半边脸，需要先琢磨琢磨，揣摸揣摸，了解了解她母亲的生活习性，才能动笔。她同意了，并且愿意随叫随到。

她走后，我就翻开了我的文具箱。还真不错，虽说没有炭条，没有炭笔，但从B2到B6的中华铅笔都有。至于纸张，就把那意大利仿羊皮水彩纸当做素描纸就成。

我先是找来一张旧报纸，在上面试着练手，拿了根中华HB铅笔先勾勒个脸型，又换上B4铅笔由浅及深，换上B6从浓到淡，就这样涂抹开来，接着就是用笔在头像阴面、阳面、高光、低光部位来回擦拭，三个多小时过后，那女人像就分出了明暗黑白，立体起来。

心里有数了，我就去这媳妇家跟她聊她妈的习性、脾气、喜好和厌恶，看似无关，其实和画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内容我都一一记在心底。准备妥当，我就喊来这媳妇。让她坐在我对面。这才在画架上铺开那意大利仿羊皮纸。我看一会儿照片，果断有力地勾出第一笔、第二笔，勾勾画画，还时不时瞟上这媳妇两眼。

我这么做，是因为那已经发黄的照片实在模糊，便通过女儿的长相来揣摸还原她老娘的模样。描描画画，涂涂抹抹，渐渐地，一张老女人的脸就慢慢清晰起来。真的是鼓的鼓，陷的陷，眉是眉，眼是眼，鼻子是鼻子，嘴是嘴，就像是活过来一样。我还把那衣领的皱褶用深浅明暗给凸显出来。然后左看右看，远看近看，看不出啥毛病了，就卷了起来。

我叫过这媳妇，把那画像一寸一寸展开给她看，还没露出下嘴唇，这媳妇就大放悲声，“我这苦命的妈妈呀！咋就能狠心抛下你女子呐……”

我想，看来是画像了，就扔下这痛哭流涕的媳妇，回去了。

上大学的梦又碎了

隔了几天，等那媳妇办完了丧事，我叫住了她。我一直想知道，我给她娘画的相到底像不像，先前人家办丧事，不合适问，只好等到现在。

“大姐，我也求你个事。”她直爽地说，“先那个求字给我去了。就说啥事吧。”

听到我也想给她画个像的提议，她惊讶地说：“给大姐画？大姐巴不得呢，大姐求你都不敢求了呢。”那个大姐转身就要回家拿照片，我告诉她，照着人画就成。

直到她坐到我院子里，望着那个架着画板，咬着笔头子的我，都不大相信，就这么坐在那里，我就能把她画出来。

我又是一番浓涂淡抹，皴皴擦擦，画了好一会儿而才住了笔。她站起身来，想过来看看，被我拒绝了，“你先回吧，还没画好。画好，自会送你屋里去”。她老大不情愿地走了。

我之所以不让她先看，是怕她只说好，不能客观评判我画的相，像还是不像。我自己又修修补补一番，才将画拿给村里人看。

十个看过的，有九个都认出是她。

村里人没想到，照相的三先生其实还是个画匠。这消息比刚刚接通的垣礼线上的票车跑得还快。没用两天，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也都知道了，“我们村有个北京大学生是画匠”。

这时，每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又来了。本来，我是从未想过这没影儿的事。

我爹我妈都是留日的，那年头，就凭留学日本一条，就脱不了日本特务的嫌疑，能让特嫌子女上大学吗？上了，还不里通外国。所以，上大学对我说来，比奢望更不着调。

可是那天我去赶集，看见公社管知青的干部，那干部告诉我，这回公社里还有个“可教好子女”的指标。让我去争取争取，不是没有可能性的。

我一想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反正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失败了跟现在也没太大差别，要是能上学，就把我提拔到了人间，要是没成呢，我也没啥可丢的了。

赶集回来，我就去大队，跟主任说想去上学，看队里能不能推荐我。

大队主任平日里就常听队里人说起我，“你娃好着哩。还说你娃怪惜惶的(挺可怜)的”，就同意推荐我去争取争取。

我想想插队这些年，还真没在队里干过多少活，却没少偷个瓜，摸个枣儿的。村子里本来就穷，却接纳了我，一起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吃，还是挺愧疚的。关键时刻，还给我说好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感激。队长让我先填个表，盖个章，再到会计那儿支几块钱，去县上“活动活动”。还让我早去，别误了事。

我拿着推荐表就去了县上。招待所、邮电局、汽车站、大大小小的旅社都是知青，都在“活动”。我没什么钱，加上队里给支出的5块钱，勉强买了两条大前门给知青办的一个头儿送去。

那头儿只给我一分钟的说话时间。一分钟能说啥呢？我就说我是哪个村的，叫啥，送给领导两条烟，是为了领导工作时更好地思考。那头儿说，领导会按政策办的。

说完，就把烟退给我，接见就到此结束。

当时我觉得不收我的烟，还真不错，一定会讲政策的。到后来才知道，政策就是把这个指标给了县里的“地方高干子女”。那两条烟退回是因为根本就不入眼。

我生气的骂了一句，“老子还不走了呢，就在村子里给死人画像也饿不死”，就踏上了回村的路。

为逝者画遗像

刚回村，就碰上个男人推着个洋马(自行车)，逢人就问三先生在哪儿住。我告诉他，我就是他要找的三先生。

原来这个人是从周边的横水村来的，想请我给他爹画个像。管3天饭，再给3块钱工钱。我想都没想，就坐在那人的自行车后架上，跟着走了。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人的爹过世了，一辈子也没照过一张二寸的照片。听说我能画，就请我来画。要不，亲朋好友来吊丧，连个遗像都没有，还不让人笑话，说子女不孝。

我应承下来，提出需要照片。那人却说不忙，先吃饭，吃了饭慢慢画。吃了两大碗干面挑起(面条)，那人才把我领进院子的东屋。屋里停着一口棺材，周围有披着麻衣的，也有穿着白布丧服的。

我纳闷，在这儿画？那照片呐？那人才道出了实情，这老爹一辈子也没照过相，哪儿来的照片。

那人掀开棺盖，说到，“画这”。

我探头往棺里看，是张没有血色的青灰色的脸，这才弄明白，是让我给这个逝者画像。

好在我打小就是无神论者，才不管什么死人吉祥不吉祥。吃了人家的饭，还想从人家手里拿钱，就得干活。我那时就颇有职业操守。问题的关键是，那逝者的眼晴紧闭着。得让他睁开眼啊。可是，人过世了咋睁眼呢，我就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扒开老人耷拉下来的眼皮，看看眼是啥样的。直到把那眼睛的大概样子，扎扎实实记在心里，才又小心翼翼地抹下老人的眼皮。

我边画边跟那逝者说话：“大爷，我不扒开您眼皮，就看不清您的眼睛，看不清您的眼睛，就画不出您老人家在人世上的神采。您说是吧？我没弄疼您吧？大爷，看得出您这一辈子土里刨食有多不容易。风刮雨打日头晒的，瞧这一脸褶子，瞧这灰头土脸，就知道您这一生不顺当，吃苦、遭罪的苦命人。如今您老人家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时来运转，能不能多点儿愉快，少点儿熬煎。过两天，您那孝顺的儿子就让您入土为安了。您走之前，给您留个画像，日后好有个念想。后代也好知道他们的先人是啥模样。您说您活得苦不苦，惜惶得连张照片都没照过……”

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脸的二分之一处找到眼睛的位置。虽然画得有点混浊，但更透出了老人的老迈年高，而那额头的皱褶昭示着老人的饱经苍桑。

我画到下午，把成品给那个带我来的人看。那人的眼睛里就淌出了浑浊的泪，“三先生，您把我爹画得可太像了，看这画像都能想出他吃苦耐劳地活了一辈子。一辈子，没享一天的福啊。让我咋谢你”？

我原本准备搭上3天的工夫，完成老人的遗像。那人却觉得，就这多半天已经画的很好了，于是非要再给我拿上十个馍，让我回村里吃。对我来说，吃了两顿饭，拿上3块钱，足够了。

“捎上，不拿可不成。要不，我给你背上。”那人带着十个馍馍，又骑上洋马，把我送回来。

那十个馍，我吃了两天半。

传说里的三先生

自此，我的大名不胫而走。三先生就是三先生。不管是照相还是画相，都讲究精益求精。被我画的这主是干啥的，有啥秉性，有啥性格特点，我都问个底儿掉。然后就琢磨，怎么画才能画出他的特点，让人一看到那些特点，就知道我画的是谁。

有一次，我画的逝者是个独眼。我本想从正面画，两眼睛一只睁着，一只闭着。

可再一想，逝者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定很无奈很悲哀了，过世了以后，画像还是这样，岂不是到死都没得安生。这可是对逝者的不敬。

我就想起有个画家给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画像，库图佐夫右眼是在克里米亚被土耳其人打瞎的，画家就画了个侧脸像。

于是我就想，为啥不能给这个独眼老人也画个侧面像呢，侧面像就一只眼睛，那家人也就避开了另一只眼睛只有眼眶的悲哀。

我把画好的像给那家人看，他们十分满意。

至此，我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画像越画越精，越画越像，名声更是传遍塬上塬下。

一时间，当地都认为找我给逝者画像，用今天的话说，才是一种时尚和流行。画相在我手上，已经代替了人物肖像照片的作用。

即使是现在，村子里有人过世的时候，上了岁数的人还会说起三先生，讲起关于三先生的故事。

比如，关于我没能被推荐上大学，村民们就发挥了他们无尽的想象，编写了他们认为合情合理的后续：

那年，县知青办头儿的爹过世了。那头儿坐上吉普车亲自到我们村找三先生，把他爹的照片交给三先生说：“全县都说你画相画得好，画得像。我不是不能上照相馆放照片，放多大的都成。请你画主要是因为全县上下都认为，办丧事用你画的遗像时兴。你好好画，画像了，我不光给你钱，绝不只有3块钱，还送你去招工。过两天，我派人来你村里取。”

此时，三先生就想起，当年队里推荐他上大学，到了县里却让地方高干给顶替的事情，知青办的头儿是没起一点儿好作用。于是，心里就生出一股怨气，画着画着就把他爹画成了他的嘴脸。特别是那颗镶金的大门牙，明暗处理得闪闪发光。

三先生画完看了看，笑了，怎么把那头儿他爹画成了和那个头儿一个模样。

葬礼上，去头儿家吊丧的人，看那堂屋的遗像，就笑了：“那不是咱头儿吗？咱头儿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咋就成了挂在棺材上的遗像了？”

那头儿一听人们的议论，暴跳如雷。

此后，三先生和招工、上学啥的也就没有一点关系了。

直到1977年的冬天，恢复高考，三先生考了全县第一，去了北京的美术学院。

这个时候，三先生已然是一个传说，完全不是现实中的我了。

我这辈子也没上过美术学院，尽管我做梦都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