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雾霾再次笼罩北京，空气污浊，晦暗沉闷；而1200公里外的兰州，则依旧持续着几天来的明媚。

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至少对于素有污染盛名的兰州而言。

一个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笑话是：很多年前，美国的间谍卫星侦察发现，中国大城市中的兰州突然消失，以为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在隐蔽这座城市，以便搞核武器或者其他什么试验。最后发现，其实是兰州大气污染所致。

就像美国宇航员在外太空唯一可肉眼观察的人工建筑是中国万里长城，这类似是而非的传言无论何种目的最终只能被证伪。只是，笑话背后孕育的民意却也让地方主政者尴尬。

也正因如此，2015伊始兰州以“环境问题”为导火索，突然闯入公共视野，才令举国舆论震惊：1月10日，兰州市环保局公开发文声讨本地最大央企——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屡次跑、冒、滴、漏，致使环境污染，谴责其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还紧抱央企“大腿”的背景下，即便不考虑兰石化在当地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地方政府以如此严肃、正式的举动向一家央企公开发难，实为罕见。

尽管随后兰州市长袁占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对市环保局的行为事先并不知情，兰石化面对官方给出的“台阶”，亦旋即表态“将积极整改”；但兰州石化内部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假环保之名逼其搬迁。

对于了解兰州的人而言，兰州石化及其前身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兰石化一度是最耀眼的城市标签；然而，兄弟最终反目。

那么，这个自1958年成立、伴随兰州城市变迁接近60年的老牌央企，与这座西北工业城市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未来情势又将如何演变？

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类似兰州与兰石化这种大型企业与城市紧密共生荣辱相随的不在少数；兰州政府与兰州石化的爱恨情仇，某种程度上既是一个缩影，也将为同类城市提供镜鉴。

回击：“没有兰石化，哪来今天的兰州？”

一切看起来似乎早已恢复了平静。

刘常保和老伙计们一如往常，在下午三点钟之前聚集在小区的院子里享受冬日斜阳。

刘常保，83岁，1990年代初从兰州化学公司退休。他的住所位于兰州西固区，兰州石化便驻扎于此。除厂区外，大量的职工家属院占据着西固城区的核心地段。这些老式小区甚至超过了兰州石化乃至西固区的年龄——刘常保住的楼房1958年由苏联人援建，至今已57年，虽然外墙已斑驳不堪，但楼梯、房檐等细节的设计，依稀显示着当年的东欧风格。

小区的围墙将那些老迈到几乎可进博物馆的居民楼，隔绝在熙熙攘攘的现代建筑之外，以至于当踏入小区后，会让人产生向回穿越几十年的错觉。

在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些小区都处在静谧之中——兰石化的年轻职工几乎不在这里生活。直到下午三点之后，三三两两的离退休老人才走出家门，在小区的院子里享受一两个小时冬日暖阳。入秋之后，刘常保每天下午两点半准时和老邻居们在家门口晒太阳。在三点钟之前，这些最年轻也过古稀的兰石化退休老人就基本聚齐了。尽管每个人在这里都生活了50年以上，口音却是夹杂着全国各地方言的串烧普通话。

“我们都是‘一五’期间过来支援大西北的，第一批进兰石化的人，几乎没有本地人。”点起一支烟，刘常保像是沉浸在回忆中。随着烟丝的燃烧他陷入沉默，许久，叹了口气，他开始一一介绍身边的花发老友，“这是辽宁的，这是黑龙江的，这是湖北的……”他把烟掐灭，“我们这帮人把一辈子都给了兰州的石油化工，甚至把儿子、孙子都献出来了。”他说。

平静的晚年生活，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兰石化与兰州市政府直接的冲突。

“现在嫌弃我们，没有兰炼、兰化，哪来今天的兰州！”一位老人愤然道。谈及兰石化未来搬迁的可能性，“活着是看不着了，兰石化这么大个摊子，就算有钱，没个十几年也搬不动。”刘常保指了指不远处年岁稍小的一群老人笑道：“他们管我们这帮老头叫‘等死队’，我们这批人死了，就没人记得起兰石化以前的西固是什么鬼样子了。”

缘起：第一个石化基地布局兰州

刘常保来自上海，1950年代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化工研究院，没想到在北京工作不久，他便再次与西北结缘。

“那时正在南京出差，等回到北京，发现宿舍行李都被运走了。”年轻的刘常保就这样和他的同事“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兰州西固参加兰州化学公司的筹建。

背景是，1953年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援建协定中明确：建设一个年处理原油100万吨的石油炼制厂和三个化学厂。

之所以选址兰州，主要考虑彼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坐落于甘肃玉门，兰州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方便原油运输，另一方面东出600公里便可抵达中国中、东部地区石油消费市场。同时，矿产资源丰富的甘肃，本身也是国家规划的新工业基地。

1954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相关部局官员和苏联专家赴兰选址。

据原甘肃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安江林回忆，当时围绕兰州城区东西两个盆地——榆中和西固各有一处备选址，但榆中缺水，建设引水工程成本将大幅增加，遂定于兰州城区以西20公里处黄河上游的西固。

在今天看来，将工业区建设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是一个常识性错误，但在当时，“没想到两个城区最后能连在一起，而且那时也没有环保意识。”

选址失误，为兰州日后严重的污染埋下了伏笔。

1950年代，不消说兰州，就是整个甘肃也几乎没有石油化工人才。在中央完成包括如今兰州石化前身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公司在内几个重点项目布局之后，开始动员全国力量支持“两兰”建设。

来自东三省、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四川的16,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兰州西隅的不毛之地。刘常保就是其中之一。

刘常保回忆，当时的西固十分荒凉，没有一条柏油马路，开工后整个西固都弥漫着烟尘。

“没有假期，大年初一就加班，没日没夜的干，就想着早点能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不过，比起繁重的工作压力，如同大多数支援西北的外地知识分子，在甘肃生活的困难远远超出刘常保的想象。

更让他难以适应的是与当地人的隔阂。据他回忆，那时一个农民看见工地上的灯泡很好奇，就偷出来在自家房梁挂了根草绳，把灯泡绑上，见灯没有亮就跟村里人打听，村里人告诉他，灯泡白天不亮，晚上碰一下就亮了。

“就是那样的情况，没法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蜜月：“两兰”造就兰州石化

初来兰州的上海人刘常保，尽管心中多少有些不情愿，但他们的付出很快得到回报。

1958年，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公司先后生产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桶汽油、第一袋化肥，“兰炼”也将汽油作为当年的国庆献礼运往北京。

之后，举国沸腾，“两兰”成为全国皆知的明星企业，兰州也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孕育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这时的“两兰人”，不仅在兰州，即使在全国，都让人刮目相看。

转正后的三级工刘常保，一个月可以拿到65元工资，比兰州其他工厂略高，更让他觉得自豪的是，回到兰州城里，只要别人听说是兰化人，无不投以羡慕和钦佩的目光。

“‘两兰人’找对象都比一般人容易，名气大，待遇好，又有文化，兰州的女人都愿意嫁。”1960年代，刘常保经人介绍，娶了在兰州核工业404厂的同乡，就此在兰州西固安家落户。

由于石化产业是工业、经济、生活的命脉，兰州石化在兰州的政经重要性可谓举足轻重。

以“文革”为例，在当时兰州的几大“革命派别”中，“‘两兰’倾向哪一派，哪一派就有绝对优势。”

由于在当时中国工业不可或缺的地位，“两兰”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停工。“白天开工，晚上闹革命，没过几年‘文革’的风过去，就全心投入到生产了。”

随着1950年代-1960年代的快速发展，“两兰”的壮大也开始对这座城市发生着根本性影响。

一方面，“两兰”所在的西固区由于数万职工以及家属的涌入，城市形态初具规模。除了厂区和住宅区，“两兰”修建了许多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西固区成为继兰州老城城关区后第二繁华的区域。

“可以说，‘两兰’给兰州凭空造了一座石化新城。”兰州市首批政策研究咨询顾问、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倪国良表示。

更重要的是，围绕“两兰”的主营业务，兰州初步形成了以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为支柱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兰州被贴上了鲜明的“石化城”的标签。

1965年，原甘肃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安江林从陕西考取兰州大学历史系，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临行前负责办手续的当地官员说“祝贺你们要很光荣的到国家的石化基地去上学了”，而非“祝贺你们到兰州去上学”。

联姻：兰州新领导考察第一站都会选在“两兰”

6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是兰州石化光环最为闪耀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继续加快，对石油以及衍生的工业品的消耗逐渐加大。

“两兰”所在的西固区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不仅承载着民用工业品的研发和生产任务，同时也是中国军用燃料、材料的最大基地。

除汽油、柴油、煤油等成品油外，兰州炼油厂在当时中央研制“三航两剂”的要求下，将研发重心放在军用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航空润滑剂以及炼油催化剂、石油添加剂上。

此后，中国的外交局势风云变幻，从中苏关系恶化到中美建交，每一次大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兰炼、兰化都承担着军用设备燃料、材料升级更新的研制和生产。“两兰”在中国工业格局的地位日益显赫，中央对其投资和扶持力度亦逐年加大。

这使得“两兰”所在的西固区成为支撑兰州经济的引擎：其创造的经济总量占到整个兰州GDP一半以上，其纳税额才构成兰州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

从1958年到1987年，仅兰州炼油厂就累计实现利税63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总和的8倍，并跻身全国创利税前50名企业行列。

而同时期的兰州，也进入发展的高峰期。70年代，凭借石油化工、轻纺和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带动，长期贫弱的兰州的GDP在全国甚至迈入前20强，在省会城市中排名中游，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石化工业基地。

“从中国整体区域格局看，甘肃和贵州是最难啃的骨头，兰州当时创造出的成绩很不容易。”安江林说。

而就兰州内部而言，随着西固区崛起，城关区和西固成为了兰州东西两侧的两个增长极，并且开始相向发展，逐渐构成了今天兰州城市格局的基本框架。

在此过程中，“两兰”除了生产规模不断扩张，其用地面积和附加产业也进一步膨胀，在“两兰”辖区内，企业肩负起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职能。仅兰州化学公司就先后建立起4个医院和4个中学，以及大量公共活动场馆等。

不过，“两兰”当时隶属国家石油部和化工部，与兰州市政府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并且企业一把手与政府一把手同为厅局级，因此在“两兰”的“地盘”上，兰州市政府只提供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职能，遇到重大问题，由政府与企业协商解决，不能达成一致的则由省政府协调解决。这样，在兰州的整个城市构架中，“两兰”成为了盘踞在西固的“城中之城”。

“既然无法直接发布号令，就得搞好关系。”刘常保回忆，每届新任市领导都会将考察的第一站放在“两兰”，每年春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一定会来“两兰”拜年。

为了保持“两兰”与兰州的“亲密关系”，从中央到甘肃省也往往愿意通过人事调整实现企业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在这期间，多位“两兰”领导进入兰州市乃至甘肃省任职。1983年兰州市委、市政府班子中，时任市委书记王金堂和副书记、市长柯茂盛，就均出自“两兰”。

在对各自职责和权利形成“默契”以后，建厂十年后的“两兰”与兰州政府的关系亦从“蜜月期”逐渐趋于稳定。

暗战：从权责博弈到土地之争

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两兰”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荡时期。

改革开放后，国家区域政策和投资逐渐向东部地区倾斜，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出于稳定考虑，对于西部的大型国企，中央的态度是“按兵不动”：西部国企生产的产品依然按照计划价格供应全国各地。

而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产品的价格陆续开放，按照市场价格供居民购买。这使得“两兰”生产的成品油、化肥、塑料等产品要压缩利润甚至赔本生产，而采购成本却大幅度增长，形成“一个萝卜两头尖”的困局。

到1990年代末，从“两兰”拆分的兰州炼化公司和兰州石化公司当年分别巨亏5.9亿元和6.8亿元，兰州石化公司被列为特困企业。

这时的“两兰”，亟需将一些“副业”开销甩出去以维持生存，于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兰州市政府。

但此时，兰州市政府的日子更不好过。

“两兰”凭借二三十年来攒下的“家底儿”尚能勉力维持，而坐落在兰州的其他国企则纷纷坠入倒闭的深渊。

当年赫赫有名的兰棉厂、兰高阀、兰石厂、西固食品厂、兰通厂、二通厂等数十家大型国企，或是倒闭，或是名存实亡。这使得兰州乃至甘肃全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沉重的社会负担让兰州政府自顾不暇，又如何有精力替“两兰”背包袱？

据刘常保回忆，90年代初，他所在的兰石化还能正常发工资，而他爱人所在的404厂则已是入不敷出。“那时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非常紧张，每天处在焦虑之中。”

另一方面，之前“两兰”的飞速发展使得其职工和家属人口同步快速增长。而一旦企业遇到困境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和治理成本又大幅提高。在许多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协调的事务上，一旦涉及实际利益，没有隶属关系的“两兰”对政府的政令并不买账，这使得曾经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的兰州政企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

基于在中国工业布局中的特殊地位，“两兰”的困境得到中央高层重视。从19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两兰”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分拆和重组，最终在2007年，“两兰”变“一兰”，合并为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隶属中石油。局面至此稍有好转。

2010年以后，经多方协调，一些曾经归“两兰”管辖的学校、医院和其他事业单位，陆续从企业剥离出去，兰州石化得以轻装上阵。企业与政府近20年来的磕磕碰碰也逐渐修复。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景气周期后，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业的火爆，兰州城市空间不足的弊病日益凸显。

兰州城沿黄河河谷而建，黄河穿城而过，城市呈东西狭长状，南北两侧皆为山地。用当地人的话形容，“兰州是个三明治，南北两山是面包，黄河是烤肉，兰州城就是中间的生菜”。

特殊的地形极大限制了兰州经济和城市空间的发展，不仅使得兰州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用以招商引资，同时地价的上涨也让兰州在与周边省份的竞争中缺乏政策优势。在几次削山造城皆因成本过高而失败后，兰州政府开始将目光瞄向兰州石化驻扎的近30平方公里的城市核心区。

2012年，兰州新区获国务院批复，包括同为国家“一五”重点项目兰石集团在内的许多国企纷纷迁往新区后，兰州政府着手考虑开展兰州石化的搬迁事宜。

经过一系列谈判，同年，中石油原则性同意兰州石化迁出城外，但因涉及巨额搬迁费用和复杂的重建，出城入园再次被搁置。兰州石化与兰州政府稍有缓和的关系，亦再次蒙霜。

“现在市领导来兰州石化调研、拜年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刘常保说。

激化：“每年总得添点乱子”

打碎兰州石化与兰州政府仅存一点“面子关系”的，还是来自于环境治理。

事实上，兰州的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其中兰石化所在的西固，尤为严重。

多位“两兰”老职工回忆，早在“文革”时期，西固的大气污染问题就在当地议论纷纷。“那时一进西固，整个城市都充满呛人的气味，厂区更是没法待。”

据刘常保介绍，他身边的老同事和工友很多患癌症去世，呼吸道疾病更是普遍。“但当时从厂子到个人，从来也没想过环境和健康问题，就想着怎么能增产提高效益，完成国家任务，兰石化的产业性质决定我们每天都得和剧毒品打交道。”

到了2005年前后，兰州的大气污染程度达到高峰，甚至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现象，兰州也被外界评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此后，兰州政府拿出铁腕手段着手治污，关停小企业，对大型企业限令整改。“两兰”也先后投入数十亿元用于设备改造。

刘常保回忆，当时兰石化生产化肥要排出大量氧化氮，厂区上空黄烟滚滚。“那些排出的氧化氮可以再利用，每秒就要流走一块钱。后来改善了生产工艺，污染也解决了。”

经过多年治理，兰州空气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2014年，兰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00天，优良率达到80%以上。治污，成为兰州政府最引以为荣的政绩。

然而，恰恰在兰州最自豪的政绩上，兰州石化一次次打着政府的耳光。2005年以来，兰州石化因为设备老化、监管不严，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爆炸、侧漏、火灾，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甚至付出了人命的代价。

“每年都得添点乱子。”谈到兰石化，当地官员私下表示。

“这些事故带来的污染和损失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极坏的社会影响，这让兰州政府非常没面子，所以这次兰州环保局公开发难，也就不讲面子了。”当地接近官方的人士分析称。

倪国良认为，从长远来看，无论从腾挪土地空间考虑，还是从环境治理来看，工业企业从城区外迁是必然趋势，兰州石化的外迁也不例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央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非常激烈，“除非中央顶层协调，否则短时间内兰州石化还很难走出兰州城。”

一切看起来已恢复了平静。不过，在很多本地人看来，兰石化与政府之间的“恩爱”早已势易时移，围绕环境与土地等核心利益之争，兰石化的未来将注定进入多事之秋。

（应受访者要求，刘常保为化名。作者系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