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审查”背后，当代中国人的私人生活自由与枷锁并存。
7月8日，为纪念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50年而颁发的“金布克奖”（Golden Man Booker Prize）在伦敦揭晓。加拿大小说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获得了“半个世纪以来布克奖最佳小说作品”这一殊荣。
金布克奖的评选流程分为评委提名和公众投票两部分，先由评委提名五部作品，每十年一部，再由公众投票，从这五部提名作品中评选出最终的获奖作品。这样的评选流程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但汉松在其个人微博吐槽说，《英国病人》以最高票当选，电影的功劳恐怕大于文学本身。因为它曾在1996年被改编成电影，并一举斩获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奖，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爱情经典，也正是通过电影，很多人才了解到翁达杰的这部小说。翁达杰本人在获奖致辞中也感谢了《英国病人》的导演安东尼·明格拉，“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怀疑是他操纵了这次投票的结果。”
在豆瓣上，超过3.4万人标记了看过电影《英国病人》，评分8.4分，在豆瓣电影Top250榜单中排在第230位，算得上是公认的佳片。然而在豆瓣短评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三观有点厉害，如我不同认同。
把婚外恋说得冠冕堂皇。
毁三观，抱歉！只能给这样的分数了。
三观不敢苟同，出轨理所当然。
男主很苏，但三观不敢恭维。
……
有趣的是，这些评论大都是集中在2017年8月19日和20日两天发布的，这或许意味着，《英国病人》在电视上的一次重映，让它获得了一些新的观众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观感。其中关于影片“三观”的评价针对的是故事主线之一，男主角艾马殊在一次沙漠探险中与有夫之妇凯瑟琳萌发的婚外情。
观众自发以所谓“三观”作为标准衡量一部文艺作品的优劣，似乎是一个新近的怪现状。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试图梳理出一个“三观”的谱系——“三观”是如何由一个政治教育或意识形态语汇渗入了日常生活的？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三观”又是怎样渐渐偏离了原意，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正确”的？在“三观”被滥用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现实压力？另一方面，豆瓣短评及其他社交网络中所呈现的这一道德景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私人生活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第二部分尝试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与公民私人生活的逐渐松绑，和市场逻辑和贫富不均下婚姻向一种经济制度的回归这两个同时发生的逆向过程中加以讨论。
埋伏在豆瓣短评里的“道德警察”在今年5月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上映时，就曾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影片中有一段情节是，男女主角分手多年后因乘坐的同一班航班延误而被临时安排在同一家酒店过夜，由于房间不够，坐经济舱的女主角只能暂时待在坐商务舱的男主角的房间里，这时，男主角已经有妻子了。就因为“已婚男与前女友共处一室”的情节——男主并没有出轨，最多只是有一点出轨的苗头——这一影片的豆瓣条目短评区上演了一番“三观”轰炸：
三观不正到炸！就是一个很作很作的女人啊。
绿茶婊和中央空调型渣男的纪录片？
恋爱期的绿茶婊搭配结婚后的出轨男，感动自己，恶心别人。
精神出轨也是出轨。
这些评论，反过来，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变成了对导演刘若英私生活的揣测和攻击，甚至有一位影评人因在活动上说了一句“现在的女孩子领地意识太强”，就被网友们诅咒老公出轨。对于这样的评论，刘若英在接受公众号“孟大明白”采访时做了“自我检讨”，她认为是因她没能让观众进入角色，他们“才可以理性地批判”，而“如果带入了角色，观众会惋惜、着急，而不是清醒地想他们三观不正”。
但观众自发的“三观审查”真的是因为影片艺术水准的欠缺吗？在和《霸王别姬》1993年分享了金棕榈奖的著名电影《钢琴课》豆瓣条目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评论：
女主的长相实在是惊恐，而且极度自私，她谁都不爱，她只爱她自己，无道德、无规矩，她不要束缚，反而来伤害其他人。她最后怎么不和自己的钢琴一起去死？（204个有用）
但这是一个被卖与拓荒者为妻的女人，想要冲破无爱的婚姻束缚，却被丈夫斩断手指的故事啊！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也遭遇了类似的“三观审查”：
也不知道写序的那位从哪儿看出了包法利先生平庸麻木，包法利夫人天真烂漫来着的？这根本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白穷美三番两次千里送逼结果被人拔吊无情的故事吧……也这叫挣脱禁锢追求真爱，卡列尼娜从地下笑醒了好吗。（115个有用）
但隔壁卡列尼娜真的笑得出来吗？让我们来看看网友给它写的“剧情简介”：
贫乳荡妇立牌坊不成卧轨终遗恨，秃叔军官无奈终搅基共育二子女。（94个有用）
所以，“三观警察”的要求大概是：不仅是婚姻内的男女不能越雷池半步，恋爱中的人也必须从一而终。曾经风靡全亚洲的偶像剧《流星花园》因女主在两位追求者之间摇摆不定而被打上了“三观不正”的标签，女演员本人不得不亲自站出来骂自己演的角色是“绿茶”。在电影电视作品领域，一种早就被钉入棺材板的“贞操观”仿佛突然上升为了至高无上的原则，不仅高于个人的情感、欲望以及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之上，甚至可以让人们忽视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宰制，与权力亲近，对弱者无情。
所谓“三观”其实是一个思想政治教科书式的词汇，它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简称，简称中似乎包含了一种中学老师为方便学生记忆的教化意味。“三观”不失为政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语汇渗入日常生活的典型例子，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也渐渐偏离了原意——现在人们口中的“三观”，更类似于一种道德规范，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正确”。如果说在好莱坞主流商业片中有色人种、性少数的角色配额是一种美国式的“政治正确”的话，那么，在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中，小三不能有好下场、出轨男必须回归家庭无疑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正确”。
实际上，“三观”覆盖的范围很宽，它所指的不仅仅是“私德”，而几乎可以包括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的立场；而与西方基于自由左翼立场的政治正确相比，中国式的“三观”似乎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究竟什么是三观正、什么是三观不正，并无清晰的标志与区隔。媒体人孟静在《三观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文中就提到，她的同事反对她写三观的话题，理由在于三观是讨论不清的，“所谓三观正，就是你和我意见一致；三观不正，就是你和我意见不一致。”在这里，“三观”几乎成为了一个党同伐异的工具，或者说是一种话术。
然而，在私德的问题上，尤其是牵扯到出轨问题时，“三观”似乎又显示出了它极其粗暴、杀伐决断不由分说的一面。只要是出轨——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甚至只是一丝心动或者犹疑——这一现实或虚构人物将立即被扣上“渣男”、“小三”的帽子，颇有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雷厉风行；而一旦有人站出来辩解，提出诸如“人是复杂的，人的感情、欲望也是复杂的，无法用一种统一的道德标准来一刀切”等等观点，那这个人一定是给渣男洗地，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人。在这里，三观似乎又获得了其规范性的一面，它追求的是一种可怕的一致——不需要独立思考，也不需要同理心，需要的仅仅是无条件的接受与服从。
面对三观规范性甚至是强制性的一面，我们还能将其单纯视为网络世界撕逼、站队日常的一部分吗？它究竟只是吃瓜群众无聊跟风、无须负责的“垃圾”言论的一部分，还是的的确确反映了现实生活“溢出”到虚拟世界和文艺作品中的某种焦虑和恐慌呢？部分网友在发表言论时，往往有一种莫名的自我代入感。例如在批评《后来的我们》三观不正时，部分网友代入的是在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的男主角妻子，与着重墨渲染的男主女角相比，没有出镜的妻子的遭遇反而获得了最强的认同和情感共鸣。那么，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现实焦虑的投射呢？再比如《创造101》热播之际，在网络上对争议选手杨超越的口诛笔伐中，有很多女性网友自我代入了她的竞争者的角色视角，“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同事，她业务能力很差却因为颜值高会卖萌获得领导青睐，你气不气？”相信这种“气不过”的心态，已经脱离了杨超越本人及其参与的选秀节目的语境，它所反映的，是女性在不够友好的职场环境中压力与诱惑并存的真实处境。
对于文艺作品自发的、严苛的“三观审查”，几乎是与中国人私人生活的开放和多元同时发生的，这似乎造成了一种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错位，但这种错位又有着独特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家从公民的私人生活中逐渐退场的40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在2014年出版的《妻子、丈夫和情人：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都市里的婚姻与性》一书中认为，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婚姻已经“去制度化”。婚姻既是一种亲密关系，也是一种公共制度，而所谓的“去制度化”（借用美国社会学家Andrew Cherlin的术语）指的是，一些在过去被认为无可争辩的命题，比如婚前性行为是否合适、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选择离婚，甚至是婚姻本身的必要性等等，都已不再有标准答案。在新的环境下，个人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也谈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由一种社会制度向个人避风港的转型，他将之称为“私人性质家庭的兴起”。
但与此同时，戴慧思和阎云翔也都指出，国家从公民私生活中的退场以及婚姻、家庭的去制度化，也留下了巨大的道德真空，自由带来了新的焦虑，婚姻总是伴随着冲突、沮丧甚至是愤怒。在对美国婚姻问题的研究中，Andrew Cherlin认为，1970年代以来美国婚姻制度出现的松动是一种过渡状态，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届时会形成一套取代旧规范的新规范。然而，到2004年，他已不再预设婚姻的“再制度化”。这意味着，他认为在未来，美国的婚姻和家庭将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
那么在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我们所经历的婚姻“去制度化”是一个过渡状态吗？在婚恋问题上“三观”的返祖是否又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新的平衡点，或者出现了“再制度化”的趋势呢？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趋势是，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与婚姻的“去制度化”同时发生的，是社会财富向男性的转移。密歇根大学妇女运动史学者王政日前接受《澎湃·思想市场》采访时给出了一组数据，她指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例是80比100，当时美国是56比100，但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性别比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如果以私有财产来计算的话，差距可能还远远不止这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2016年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也曾表示，中国现在面对的已经不单单是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问题，它已经通过与私有财产相联系的婚姻制度的改变，成为了一个经济制度的问题，“以前婚姻里的户主是文化和管理意义上的，而今天这些变成了经济制度，变成了私有财产的占有。这个远比文化更为深刻和实际，这时，社会等级与压迫重新回到了性别议题之中。”
如果将这两种趋势——婚姻的“去制度化”与社会财富向男性的转移——放在一起，我们便不难看出，人们对婚姻的焦虑缘何而起。一方面，国家不再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家庭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功能也明显减弱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家庭的完整和稳定不再受到国家的保护，国家越来越支持婚姻作为两个个体之间的“自愿契约”（voluntary contract），只有在触犯法律或者一方要求仲裁的情况下才会干预。另一方面，进入婚姻或者有进入婚姻潜在可能的男女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使得这份“自愿契约”的风险越来越高，新富阶层的男性担心失败的婚姻会腰斩他的财富，而经济上弱势的女性则忧虑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付出会血本无归，于是“拜金女”和“劈腿男”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公害”；前者在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自杀和王宝强离婚案的舆论中可见一斑，而后者则让陈赫、文章几乎成了“污点艺人”。
更进一步说，制度的松动和国家的退场不是一次性、“一揽子”完成的，相反，在性、婚姻和生育三个方面，国家的干预程度是不平均的。戴慧思在对2001年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研究中发现，国家对于性与婚姻忠诚的规制逐渐放松，而对夫妻财产和婚后生育的管理非但没有放松，反有收紧之势。例如，2011年八月公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财产权，同时削弱了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权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婚内的个人财产权做出了明确规定，于是我们见到了无数因房子应婚前买还是婚后买、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而争执不下，最终感情破裂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选择通过婚前财产公证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从计划生育到全面二胎，国家从未放松对婚后生育的直接管理，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先结婚再生孩子和养儿防老的规范依然强韧。
无论是对于个人财产权的强调，还是对生育二胎的鼓励，对于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女性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利好消息。在国家和企业不愿分担女性生育成本的前提下，生育二胎的潜在可能让女性在职场上面临着更严重的性别歧视；而一旦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房子怎么分、孩子的抚养费谁出，这些现实问题也让很多女性恐惧离婚，或者干脆选择隐忍。对于婚姻的不安全感是普遍存在的，但在女性身上，似乎更加残酷。
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正是因为这种对婚姻、家庭和私人生活的普遍焦虑——这种焦虑是与财产和经济权密不可分的——在文章开头我们看到的豆瓣短评中的道德意识才被召唤了回来，道德成为了捍卫安全感唯一的武器。而这种道德意识一半是前现代的，几乎是一种小农经济下的封建道德，另一半则是自由市场主义的，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对利润和安全的追求。正如作家淡豹在《妾席》一文中提出的，它反映了今日世界的“且旧且新”。它前现代的一面不言自明，自由市场主义的一面也不难理解。例如在很多豆瓣短评中，我们都看到了对“出轨者”长相、年龄和社会阶层的评价——《钢琴课》的女主角被嘲“长相惊恐”，《廊桥遗梦》中斯特里普扮演的中年主妇与摄影师的爱情被认为是“不合身份年龄的欲潮汹涌”，而包法利夫人则被形容为“爱慕虚荣的白穷美”——他们贫穷、不美也不再年轻的事实，似乎让他们的出轨行为更加不可饶恕了；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年轻、美丽、富有的人，才配拥有欲望。
大资产者“有权”三妻四妾，道德检视对他们来说是无效的；底层的僭越者（有野心的凤凰男和有美貌的凤凰女）是罪大恶极的，他们（当然更多的是“她们”）的欲望或者对于他们的欲望是最危险的（对于杨超越的恶意也有这样的成分，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出身底层的女孩依靠漂亮轻而易举地翻身）；而广大的中靠着精确的匹配维护着阶级的边界，获得脆弱的安全感。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情感教主”Ayawawa的理论，她传授的并不是女人如何靠婚姻改变命运，她没有教人如何“傍大款”、如何嫁入豪门，她强调的是一套基于精确匹配的择偶策略，这套策略的目标不是上升逆袭，当然也不是幸福，而是安全——量化带来安全，等价交换带来安全，经济人的理性带来安全，而欲望是安全最大的敌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致力于忠实地描写人类欲望的文艺作品往往被贴上“三观不正”标签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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