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一凡 编辑：申学舟 设计：张鹏飞

上世纪80年代末，还是演员的姜文曾参加过几次国外的电影节。当时在这些电影节上放映的国产影片让他很不满意，甚至着急得想赶紧跑掉，生怕让人知道他是这片里的演员。

“中国电影虽然有很多思考在里面，但节奏又慢，颜色也不好，很多电影的技术、手段都没有充分利用上。好多国外电影并不高级，思想性也一般，但是他们的技术做得非常好，就是要声有声，要色有色，光是声音和色彩，你就有很大的享受。”

中外电影的反差刺激了姜文，当时的他就对自己说，这种东西是能做好的，“于是我就一直在追求，起码把它做好”。

在今年上海电影节上，姜文已经是评委会主席。有人问他，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有什么变化。他回答说：“起码现在电影拍得让人乍一看还都像电影，样儿都没错。这其实是挺大一进步，以前连样儿都不是。”

说这话时的姜文已经执导过六部电影，在业内备受赞誉，技术上东西显然早已不是他要考虑的，个人趣味的表达和对电影的审美才是他的杀手锏。“比如能不能把故事讲清楚了，能不能有趣，这是技术。这不是事儿，我的电影技术肯定没问题。”

他的审美隐约出现在很多地方。与高晓松对话时，姜文提到自己最近在看的书是《资治通鉴》，在上节目《圆桌讲究派》聊创作时，随口举例的人则是，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达利，梵高。

从他电影中的配乐也可以窥见一二。

7月13日上映的最新一部电影《邪不压正》中，王菲演唱的推广曲《偶遇》改编自英国作曲家柯兹1930 年创作的轻音乐作品《By the Sleepy Lagoon》。电影开场不久正邪两大人物密会时，配乐是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调曲622K第二乐章柔板》，这首音乐也同样用在《让子弹飞》中汤师爷告诫张麻子不能睡寡妇时。

时间再往前，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乡村骑士》、《一步之遥》里的《索尔维格之歌》等。拍摄《太阳照常升起》时，他把久石让的作曲一稿几乎全部推翻，跑到日本去跟久石让当面聊音乐，硬是逼着对方写出一首“比莫扎特好一点”的曲子来。

《邪不压正》的主演廖凡说，姜文拍电影“永远要更好的”。比如为了重现老北京胡同的瓦片房顶，跑到云南去搭了四万平米的房顶，再搞到一批跟老北京瓦片一样的瓦铺上。日军军服的颜色，腰带的样式，也经过仔细考究。又比如，电影的原著是张北海的《侠隐》，姜文花了10年时间才想明白剧本，期间续了两次版权。

作为导演的姜文总爱“皮一下”，也对此从来不过多解释。《邪不压正》中一幅画，角色们围绕它展开了1分钟的对话，但就是不告诉观众画的是谁。另一幕中，协和医院的医生对着一颗肾宣示，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解释了缘由。只有懂的观众才知道，那幅画画的是朱元璋，那颗肾来自于梁启超。

这种手法几乎出现在姜文所有的电影中，这是他的表达趣味，也一定程度上让他每部作品都被大量的观众解读。“《让子弹飞》大伙儿都觉得好，其实是好多人的过分解读。我看着都吃惊，怎么成这样了？其实任何一个作品，当离开了创作者，面对欣赏者的时候，都是在表达自己。”姜文曾说。

久而久之，观看姜文的电影甚至成了一件需要仪式感的事。不久前《邪不压正》的首映礼上，黄渤看完电影后也说：“姜文导演的电影一上映，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过个小节，每过几年看一个姜文的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邪不压正》破亿花了10小时43分钟，截至目前，首日累计票房1.21亿。但这部豆瓣开分8.2的电影随着观影人数的增加，分数已经跌至7.1。

其中一条评论让人眼前一亮：姜文真他妈是个无限接近审美鄙视链顶端的男人。

早在18岁报考中戏时，姜文的审美意识和偏好就开始显现。在面试考场上，他背诵了一段契诃夫的《变色龙》，这种不动声色的黑色幽默让老师折服。当时，其他同学背诵最多的文章是《回延安》。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小在大院中成长，具备见多识广的条件和资源。

姜文出生于1963年的唐山，父亲是一名军人，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母亲是一名音乐教师。十岁前，他跟随父亲的部队，住在贵州省沿线的一个小镇里。

那时他家住的部队宿舍外有两个露天篮球场，每周放两次电影，当时的姜文只要躺在家里的床上，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外面放映的电影，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在《白毛女》里第一次看到芭蕾舞。他还用硬纸板、针盒，以及手电筒制作了自己最初的“电影”，自带解说，主要是战争片。

十岁后，姜文随全家迁居到北京，住在内务部街11号的部队大院中。当时，每周在北京的各个军队、政府机关的家属大院会有外国电影的内部放映。

姜文是受大院文化滋养的一代，在信息闭塞的年代，大院子女比普通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书籍、外来信息。如王朔、英达、梁左、陈佩斯、冯小刚、葛优，马未都、王中军、王中磊，还有更年轻辈的崔健、许晴、徐静蕾等都出自大院。

中学时他就可以模仿电影对白，一个人给四五个角色配音，把当时的同学都给听懵了，纷纷怂恿他去当演员。后来，在发小儿英达的鼓动下，姜文就真的去报考了中戏。

曾经《末代皇帝》剧组找到他演溥仪，但由于外形原因又被别人替代。毕业后他得到《末代皇后》中溥仪一角，为了一口气，不仅去查资料、看纪录片，还找到溥仪的弟弟溥杰，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跟弟弟姜武聊这个角色。最终呈现出的效果，超乎所有人想象。

二十五年间，姜文演过皇帝、太监、农民、失足青年、将军、个体户、特务头子、中产阶级，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记全这些影视作品的名字，但所有人都记住了姜文。一次他坐的士，司机见了他脱口而出问道：“你就是那个演姜文的吧！”

三十岁时，姜文出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该剧引发了街头巷尾的观剧热潮，成为了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中国电视剧之一，也让姜文从电影演员变成家喻户晓的大众偶像。

在一次饭局上，王朔递过来一本《收获》杂志，里面有他的小说《动物凶猛》。夜深人静，姜文翻到这篇小说，七十年代的气味让他回到令人心醉神迷的少年时代。

那一年，演员姜文关掉了所有与外界的通讯工具，在一间六平米的小屋子里，在不舍昼夜中把6万字的《动物凶猛》改编成了9万字的剧本——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故事就与大院的时光有关。在电影里，大人们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精神与肉身的双重碾压，而十几岁的小孩们，作为红色特权的享有者，得以在无人知晓的安全地带，任凭青春期的性困惑野蛮生长，以少年视角窥探青春岁月，享受到比平常人更为灿烂的阳光。

这样一部并非为了取悦大众，甚至是在冒犯主流叙事和常识的电影，在当时却大获全胜。在票价还不到10元一张的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创造了5000万的票房记录，位列当年内地票房的第三名。

姜文想做导演早就有迹可循。

在拍《芙蓉镇》时，姜文就很有想法，当时导演谢晋笑着说，“你这么多主意，不如以后自己当导演”。当时的另一位主演刘晓庆也鼓励姜文做导演，说服他放手一试。

几年之后，这种想法转变成了自信。1991年时，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曾问姜文：“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个最优秀？” 姜文说：“现在没有，以后会有。” 焦雄屏追问是谁，姜文说：“我”！

《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初需要一百万美元的投资，刘晓庆找到香港监制文隽，一起为支持姜文拍电影找投资。其中一个香港老板是做夜总会、赌船生意的，颇有江湖人士的豪爽，又欣赏姜文，就说好，愿意投。但是只投部分，不是全部。

于是刘晓庆和文隽为这部片继续筹资。最后筹到100万美金，由三家共同投资。一家是上面的香港老板，一家是刘晓庆后来在云南找到的，做烟草生意，还有一家是文隽在台湾找到的发行公司。

但姜文拍片超了预算，由一百万追加到了两百万美元，原先的三家没人愿意继续投了，还好最后找到了嘉禾公司的老板蔡永昌，看了样片后垫付了超额的预算。

而超预算的事，也在姜文那成了常态。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只拍了三分之二，资金就断了，没法继续往下拍，文隽最后找到英皇的老板杨受成，才解了资金之急。 

王朔作为小说原作者，还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那天，赶巧是王朔生日，开机仪式现场贴着两行字：“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但王朔在事后回忆说，到卢沟桥拍第一场戏，他就后悔了：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拍夏天的戏份，鼻涕横流，斯文扫地。

拍摄正值冬天，剧组化冰融雪，硬生生制造出了夏天的热气升腾。

为了演员们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那个年代，姜文把所有演员拉到北京大兴区的一个院子里，对他们进行封闭式训练。夏雨、宁静、陶虹、耿乐在满是文革宣传语的屋子里，穿着军装，听红色歌曲。

成片用了25万尺胶片，耗费惊人。当时国产电影的耗片比为1:3，而《阳光》达到1:15，创下了当时国内最高的耗片比记录。此外，电影里，米兰家里挂了一张照片，马小军一见就丢了魂，为了拍出这张照片的美，姜文一共拍了23040张备选。 

耗时两年，终于拍完了，送到电影局审查，电影局提出了七处修改意见。除了小台词要改动，有一处是要把在胡同内打架时的背景音乐《国际歌》去掉。

别的地方姜文都接受，但唯独去掉《国际歌》这个地方他不同意。因为这个场景是他对于童年最真实的记忆。每天早上八点半，广播里在播完新闻后，雷打不动放《国际歌》。尤其在夏天，本身就因为天气热人容易躁，再一听这种歌，立马想要找人打架。

他不想抹去这个细节。经过力争，电影局在这方面做出了让步，1995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国际歌》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用打架动作的强音量弱化了歌声的音量。

1994年，华语电影在国际影坛大放光彩。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蔡明亮的《爱情万岁》共同入围了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提名名单。最后《爱情万岁》胜出，《阳光灿烂的日子》让18岁的夏雨拿下最佳男主角。

当时的夏雨对于“影帝”毫无概念，又因为他自小就拿过很多滑板冠军，以为“影帝”和滑冰冠军没多大区别。 

“《阳光灿烂》对我来说，当然有很多弥漫的我能抓住的生活气味在里面，但其实那个片，最成熟的是王朔，包括里边对记忆的否定，我其实当时并不理解。我从（三十岁）才有意地把记忆、情感、真实有意地拆开。所以，《阳光灿烂》的成熟，可能有一半是蒙的，有一半是你比我还不成熟。”

同样是海外电影节获奖，姜文执导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却让他差点再也做不了导演。

在与抗日有关的故事中，一向习惯于讲述英勇的中国人民，如何抵抗外来者的侵略，而《鬼子来了》的故事从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寡妇偷情开始讲起，逐步展现了当地活生生的农民——他们没有义正严辞的身影，反而，他们身上的私利、贪婪，或是懦弱，变得像污垢一样。

他们不敢得罪抗日游击队的人，也对于他们送来的两个日本俘虏尽量照顾，因为在他们的本能中，不敢得罪任何一方。里面的日本囚犯本来决定一死了之，但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而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日本囚犯。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故事背景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年，发生在一个河北省的农村，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侵略者与当地农民的一段故事。

但对于姜文来说，改编就是重写。“你非常迷恋地看一遍，然后你必须把它关掉，不能再看了。然后凭你的记忆，写出一个剧本就有意思了”。电影与尤凤伟的小说大相径庭，甚至引发了一场官司，为此尤凤伟还专门写了《<鬼子来了>官司谈》。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姜文用了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是一般长片所用胶片的五倍。最后成片花费了将近五百万美元，是原先预算的两倍。拍摄前，饰演农民的演员被姜文送去养猪，饰演日本军人的演员被他送进了武警训练基地。

2000年，《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收获了评审团大奖和金棕榈奖提名。姜文那时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但从电影节归来后，《鬼子来了》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上映。

在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对《鬼子来了》的众多审查意见中写道：“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

甚至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姜文被禁影五年，不能再担任导演，也不允许出演大制作的电影。期间，姜文陆续参演了陆川导演的《寻枪》、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徐静蕾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

一直有个关于《寻枪》的导演不是陆川，而是姜文的传闻。传说中，新人导演陆川被独断专制的姜文夺了执导权，最后哭着打电话向出品人王中军告状。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夺取执导权”也只是个轶闻，但又由于《寻枪》中拥有大量姜文气质的表达，以至于让这种传闻愈演愈烈。

美国记者何伟对姜文当时的处境是这样描述的“戛纳的大奖让他变成了电影中的囚徒”。在这种持续的沉寂中，姜文努力地重新回到电影。

《寻枪》之后，他如同被继续放逐般，远走西北，出演了何平导演的《天地英雄》。沙漠中的生死大战，不再试图挑战任何官方的话语。

在现场拍摄中，日本演员中井贵一说：姜文被捧得太高，连何平导演在现场都要被他指挥，拍完还要问下姜文老师的意见。在日本怎么能这样呢，从来都是导演最大。

作为导演的第三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已是七年之后。电影的名字出自圣经《旧约》“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七年的积蓄，他以一种改天换地的激情，让道具组实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发明创造。

为了拍出姜文理想中颜色特别绚烂的故事，《太阳照常升起》历时一年，花了一千万美元。从云南到甘肃，将三百多立方米的藏式房屋、数十吨鹅卵石和红土，不远千里运到外景地，数十辆卡车托载一只铁甲船从金沙江下游一直运抵高原湖。1000公里外藏式房屋的木框架被立到了云南哈尼族村寨的广场，装上了哈尼式的草顶。甚至于一双从河流上游漂来的绣花鞋，姜文也要求，它们必须几乎并列，有形有款的排列。

“他甚至要求西红柿嫁接在仙人掌上。”制片人王小柱说。

在拍片现场，他不断提出新的方案，宁可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种种浪费，也要不断推翻重来。甚至于姜文会让和他合作的“大师级”人物感到难堪。拍摄期间，他一直不满意配乐，让久石让不断地改，逼得久石让几欲崩溃，三度摔门走人。

当然，最后出来的音乐成了经典，还在下一部作品《让子弹飞》里继续沿用。

对懂的人来说，姜文的每一部作品都视若珍馐。影评人焦雄屏和剪辑大师廖庆松一同观看了《太阳照常升起》，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姜文布下的迷阵，并称赞姜文是在“冒着更大的挑战，探讨中国大地和民族魂的底蕴。” 窦文涛也说，姜文好像能把他梦见的东西拍出来，甚至包括这个颜色都对。

然而，影片中略微变形的，充满彩色奇异鸟的世界，并不是观众所习惯的世界，他们并未拿到解密的钥匙，于是纷纷以“看不懂”为名，放弃了进入这片繁复世界的好奇。

《太阳照常升起》虽然口碑尚可，但票房惨淡。“我7年没拍戏了，我准备拍完这部戏，真正找个坐标，然后开始正经玩。这回算一次火力侦察，可能火药用得猛了点，咣当一炸。”姜文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确实对于07年中国观众来说，《太阳》太突如其来、太没做好准备、太另类。”

尽管后来的《让子弹飞》被重新抛向人群欢呼的上空，《一步之遥》又再次坠落，穿过这些高低起伏的市场反响，是他一再布下迷阵，等待观众穿行而至，在最个人化的创作中，不断回到逝去的美好时代——虽然每部作品都引来诸多解读，但大众几乎没有真正懂过姜文。

在最新一期的《圆桌讲究派》中，窦文涛问他拍电影超出预算怎么办。姜文理所当然地来了一句：什么叫预算？这一幕截图后，在社交网络上作为表情包、作为梗被大肆传播。

但很少人了解这句话的上下文。“导演就是请观众吃饭，你老是说这菜太贵，那菜太贵，没意思，对吧。一顿饭能贵到哪儿去，一电影能贵到哪儿去？”

“娱乐是什么，就是你能让我为此去抢票，你让我为此去翻墙进去，为我让我去扒着墙，踩着砖头看，这叫牛X。你娱乐不是站街呀，大哥，这是出台站街是两回事。不是说小曲难唱口难开，陪着大哥吃饭这个叫娱乐，那叫贱。”

《一步之遥》不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十分惨淡，但在当时接受采访时姜文仍然觉得这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给人点好东西吃，他会记着你原来对人尊重来着，您天天想着接地气，掏人兜里的钱，人家进步着，回头一看 ，孙子，你当时给我拍什么烂电影看，你这人不靠谱。”姜文说。

“那要是你这么好心好意，他还不受用呢？”窦文涛问他。

“没关系，给他点时间，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