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托雅（Stoya）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她曾被报纸《乡村之音》授予“色情行业的流行明星”称号，她在色情电影中的表现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她还是一名导演、播客主持人、涉猎广泛的商人……她既为色情行业发声，也是这个行业最著名的评论者。“当我第一次考虑要不要拍摄一部重口味的色情片时，我也思考过，在摄像机面前做爱会让哪些工作永远对我关闭大门，”史托雅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回答道，“做学校老师是肯定不可能了，但我也无所谓，因为我从来不想承担教育小孩子的责任。但因为这个国家的性教育根本没有效果，任何有网络的人都可以看到色情作品，所以我身上本来也有这样的责任。”

《哲学，小野猫和色情作品》（Philosophy, Pussycats and Porn）是史托雅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涉及她的生活片段，也覆盖了从宗教研究到科技各方面的话题，不过这本书的核心主题还是性、父权社会和身份认同。“如果你过去整整12年的工作都和性有关，”她在电话采访中说，“你就会开始找到那些人们很少谈论的角度。”

史托雅认为那些“降落伞记者”（撰写的文章大多是自己少有了解的领域）对色情行业误解极深，所以她决定自己开始写作。她无法忍受自己在采访中所说的话被媒体曲解，她意识到，完全可以自己执笔撰写类似文章。她有着简洁的文风，夹杂着朴素的智慧和有想法的讨论。她可以在不同话题之间跳跃，展现自己的头脑。在一篇文章中，她从脱衣舞表演写到了苏联版的《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最后提出的问题是：“政治体系是否会影响人们在群交中的表现？”有时她随意写下的一句话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篇论文。

《过分和过火》（Squicks and Squees）这篇文章中就有类似的表达：“性的语义。”“我们并没有足够严肃的成人语言来成熟地讨论性。”她解释道，这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语言会改变看法。我们有专业的临床用语，比如阴茎、宫颈、指交，我们也有粗俗的语言，但中间区域却是一片空白。”

史托雅在她2014年发表于期刊《色情研究》（Porn Studies）上的论文中就指出，“色情作品”（porn）这个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指的是“审美、性行为和目标观众之间关系的广泛定义”，更不用提色情作品的各种媒介了。“要让色情作品对世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我们需要开始给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她说。尽管现实中的性和色情作品中的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明确，她在《视觉描述》（Graphic Depictions）中写道，“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性爱本身就包括某种程度上的观察，尽管这种观察并不一定是视觉上的。”

文学和电影批评中总是提到“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定义，但色情作品研究却很少涉及这个方向。“我们看漫威超级英雄打架时很清楚这是想象出来的，是虚构的。”她说。但什么是色情作品仍然有争议，并有确实的后果。在一篇文章中，她回忆曾有一位摄影师问她，裸模和色情片演员的区别是什么。她没有直接给出回答，而是展示了作为一名色情明星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贝宝（PayPal）拒绝给她开设账户，多次被银行拒绝，也申请不到商业贷款。“只是色情片而已，”她写道，“但我总会半夜醒来担心2257文书上有一个拼写错误，害怕会突然有警察闯进来检查我的文书。”

当史托雅试图在纽约租房时，有一半的情况，房东了解她的工作后会拒绝她。其余时候，房东则会要求她提前支付一年的租金。“还好我的财政情况还允许我这样做。”其他做不到的人，只能住在情况更糟糕的环境里。“在美国，歧视法案只针对身份并非自愿选择的情况。性工作者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并不受保护。”

在“另类色情片”（与主流品味不同的色情片不同）领域，史托雅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女权主义偶像。但她自己显然并不认为她的色情作品是女权的。事实上，她说，“如果我试图假装这和女权有一点关系，那只是一个粉红闪亮的洗脑工程。”她也推荐了许多坚持只拍女权主义色情片的女性，比如埃里卡·拉斯特（Erika Lust）、奥维迪（Ovidie）、麦迪逊·扬（Madison Young）和已经去世的坎迪达·罗亚尔尔（Candida Royalle）等人。

“我和女权的关系并不好，因为女权的一大部分是抨击异性恋、异性性行为、性工作和色情作品的。”她说。第二代女权主义者总是强烈反对色情作品，而史托雅从某种程度上同情她们。她说，“那些女性经过了艰难的斗争，所以她们的想法有些死板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作为一个年轻女性，这真的让我很头痛。她们等于是说，‘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人，但你却坚决不能做一个性工作者。’我还以为女性的性欲已经可以被接受，甚至被认为是优美的了。‘但实际上只有在一些狭窄的领域，女性性欲才是可以被接受的。’ ”

用史托雅自己的话来说，她深深“迷恋着”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史托雅对巴塔耶的小说《眼睛的故事》（Story of the Eye，超现实主义的情色小说杰作）进行了各种改编：部分将其改编成了一部色情电影；将小说的前四章写在了一条裙子上，并用了两年时间将其用自己的体液覆盖，然后把裙子赠送给了作家Supervert（乔治·巴塔耶很有可能会喜欢这种做法）；还在自己的情色读书俱乐部里为其新书做了两小时的讲座。

《眼睛的故事》从很多角度来看都存在问题：主角把“强奸”和“操”两个词无差别混用；在他情人的帮助下，他们逼得一位16岁女孩自杀；还在一位死去牧师的面前做爱。“巴塔耶确实有很多问题，”史托雅说（她认为父权社会的大多事情都是有问题的，也不确定我们对性的理解是否能“完全摆脱其影响”），“但他优美地捕捉到了性中最原始的那种吸引力、年轻人爱情中的幻觉和迅速产生的吸引力。还有情人们在卧室里角色扮演时的幻想。公开地讨论这些问题，并佐以细节，这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健康的感情关系和性生活。”

尽管巴塔耶的写作十分情色化，但他仍然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史托雅希望学界能对色情作品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我希望那些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父权制及其影响的学者加入我们，给我们一些真实的批评，”她说，“坐在栅栏的另一边指责我们毁掉了所有的男人，这并不实际。”

色情作品并不会消失。史托雅引用了性教育者安妮·斯普林克尔（Annie Sprinkle）的话来解释她的看法：“答案并不是让色情作品消失，而是创作更好的色情作品。”如果学界注意不到她，史托雅也许会自己掌控局势。“也许我的第二本书就应该写这个话题。”史托雅开玩笑道。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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