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国民收入的显著提高，但中国也在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环境污染成本。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过去十年，中国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的水平。

中国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气污染的成本为最。2000年至2010年间，空气污染成本占到GDP的6.5%，水污染占2.1%，土壤污染退化占1.1%。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实施了多项与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类似的防治空气污染政策，包括为置换能源提供补贴、强制使用某些可再生能源；强制报废高污染排放的汽车、锅炉和工业设施；在重点污染源和车辆上安装污染控制装置等。

报告肯定了中国防治空气污染的努力和成效，但表示如果要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达到不危害人们健康的水平，这些措施仍显不够，需要实施更积极的政策。

报告指出，中国几乎每一个主要城镇化区域的污染物浓度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出的建议水平。空气污染的成本源于其对人们健康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损失。由于中国人口流向城镇、人口生产效率提高，空气污染带来的成本也相应上升。

在报告中，兰德公司为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并为此帮中国算了一笔账。

首先，为使中国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空气质量标准，城镇地区的住宅和商用建筑须停止燃烧煤炭、传统生物燃料和塑料废弃物。使用煤炭、木材和废弃物为燃料的锅炉和火炉是污染物释放的重要源头。

报告指出，2011年，在家用和商用领域中，中国共烧掉1.14亿吨煤，相当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2%。如果对燃煤进行能源置换，中国需要每年在当前的基础上额外采购88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较2012年1,470亿立方米的消费量增加6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总额已从2009年的5,258.4亿元增至2013年的9,516.5亿元——相当于GDP的1.67%，增长81%。其中，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用于燃气的投资，从2009年的219.2亿元增至2013年的607.9亿元，增长177%。

报告称，使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用于住宅和商用建筑供暖，每年的花费大概在320亿-520亿美元之间。

其次，为达到健康的空气质量水平，中国须大量替换燃煤发电——特别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边，转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

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比例已从2006年的71.1%降至2013年的66.0%；同期，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例则从6.7%增至9.8%。

报告称，若将一半的燃煤发电替换为可再生能源或是核能，其花费为每年1,840亿美元。

将上述两项成本相加并减去中国城镇地区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的750亿美元开支，每年增加的成本将在1,400亿-1,600亿美元之间。

此外，针对汽车这一快速增长的空气污染源——特别是氮氧化物的排放源，中国已引进并强制执行更严格的欧盟空气污染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报废当前仍行驶在公路上的高污染汽车，是降低源自汽车的空气污染的最有效的方法。

根据估计，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市面上约有超过1,400万辆“黄标车”，这些车的污染排放控制落后，甚至根本没有。报告称，如果当时将这些车全部报废，可以把当年源自汽车的一氧化碳排放降低70%，挥发性碳氢化合物排放降低70%，氮氧化物排放降低61%，颗粒物排放降低76%。

中国正在淘汰“黄标车”。报告称，2012年跑在公路上的“黄标车”中将有三分之一在2015年年底前报废，而所有“黄标车”将在2017年年底前报废。报告指出，淘汰“黄标车”进度越快对环境的改善越有益。

报告称，对老旧车辆实施报废补贴政策所需时间相对较短，政府为之付出的成本或将在210亿-420亿美元之间。

尽管上述政策的花费不菲，但考虑到当今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当于GDP 6.5%的健康成本（2012年这一成本约为5,350亿美元），空气质量的改善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可以弥补实施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报告建议，短期内的优先措施应是尽快将住宅和商用供暖中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这将大幅改善城市地区空气质量，特别是能在冬季采暖期显著降低空气质量极端恶劣的天数。

报告指出，使用其他能源置换燃煤发电是上述政策中最昂贵的一项，但也将在中国减少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报告称，这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可能并不像减少烧煤供热的排放所带来的好处那样显著，在实施上也并不像燃料置换那样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