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缺少神经”还是“心灵停滞”——都是将某种中西方在长期隔绝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本质化与等级化了，因此，这是非常典型的歧视性言论。这种观点的确曾经一度在西方社会占据主流，时至今日仍不时沉渣泛起。
爱因斯坦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本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爱因斯坦亚洲旅行日记新近出版，几乎让这位人道主义icon跌下神坛。1922年，爱因斯坦以去日本讲学为契机，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远东之旅，他将此次旅行的见闻感受写在了日记中。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这本日记的英文全译本由普林斯特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其中一些不加遮掩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不少人大跌眼镜——这位曾怒斥种族主义为一种“白人病”的犹太流亡科学家，在日记里将中国人形容为“肮脏、迟钝、无精打采”的，甚至说中国人更像牲畜或机器，而不像人。
负责翻译与编辑这本日记的“爱因斯坦文献计划”资深编辑罗森克兰兹（Ze'ev Rosenkranz）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想（日记中）很多言论都让我们感到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在他谈到中国人时。”在罗森克兰兹看来，这本日记中的许多内容与这位人道主义者的公共形象反差极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没有戒备的，他没有想到要发表它们。”
而当这一新闻传到中国，部分中国网友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宽容。许多网友认为，爱因斯坦其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第一次接触中国的西方人的看法，这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局限。对此，罗森克兰兹表示，“这是我通常会遇到的反应，即认为我们必须理解，他不过是反映了时代精神。但事实上，当时也存在许多其他更加宽容的言论。”
事实上，如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经商、旅行或传教的西方人的书信或日记稍有涉猎，我们就不会对爱因斯坦的言论感到意外。尤其是其中谈到的中国人“迟钝、无精打采”的特点，几乎是当时所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也是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和西方人最不同的一点。1872年来到中国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就在《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几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
明恩溥还在这本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种性格特点，包括要面子（face）、节俭（economy）、勤劳（industry）、保守（conservatism）和不守时（disregard of time）等等。《中国人的性格》其中一章的标题叫做“absence of nerves”，中译本译作“不紧不慢”，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是“缺少神经”。“缺少神经”指的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种不敏感和麻木的状态，和爱因斯坦日记中所说的“迟钝、无精打采”类似。另一种与之接近的说法是“心灵的停滞”，英国传教士纪礼备（William Gillespie）也曾在《秦之地：中国和中国的传教》（The Land of Sinim, or, China and Chinese Missions）一书里提到，“中国人的心灵处于停滞状态，人们评价埃及的话也适用于评价中国——人成了石头。”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缺少神经”还是“心灵停滞”——都是将某种中西方在长期隔绝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本质化与等级化了，因此，这是非常典型的歧视性言论。这种观点的确曾经一度在西方社会占据主流，时至今日仍不时沉渣泛起。今天我们谈论爱因斯坦的日记，不是为了对他个人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对今天仍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单一线性历史观再一次进行反思。
在“absence of nerves”一章开头，明恩溥就指出，对于“nervous”一词的不同用法体现了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词的原意是‘有神经的、有力的、强壮的、有活力的’，后来引申为我们今天常见的意思——神经衰弱或有神经疾病的、神经过度兴奋的、易激动的、虚弱的。用于表述不同阶段的神经疾病的各种专业术语，在今天听起来像是日常用语那样熟悉。现代文明无疑给了人们过度的神经刺激，神经疾病也比上一个世纪更为常见。”
他接下来指出，现代文明的快节奏打造了人们与以往不同的“神经”，当然，这里的“人们”指的是西方人。明恩溥说，“就他们的神经而言，那些生活在蒸汽和电气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当然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的慢节奏时代的人们很不相同。我们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急匆匆的时代，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也都很清楚了。”
“神经的劳累过度不仅导致了诸如‘提琴手痉挛’（fiddler's cramp）、‘电报员痉挛’（telegrapher's cramp）、‘书写痉挛’（writer's cramp）一类的疾病，还导致了普遍的紧张。”明恩溥接着说，“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安稳程度而言，我们的睡眠都大不如前。像树上的鸟叫声，偶然射进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声音、说话声这样细微的声响都会把我们吵醒。而睡眠一旦被打断，也就彻底地被放逐了，不见踪影。”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一个流行的医学理论认为，人的身体就像是一台电子机器，驱动这台机器的能量通过神经系统遍布全身。城市兴起所带来的快节奏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就是，人们耗费了太多所谓的“神经能量”（nervous energy），而当一个人的“神经能量”被耗尽，他就会生病，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神经衰弱”一词是由美国医生米切尔（S. Weir Mitchell）和彼尔德（George Beard）共同发明的，在他们看来，这一疾病是现代生活的直接后果，米切尔在1871年出版的著作《损耗：过度劳累的迹象》（Wear and Tear, or Hints for the Overworked）一书中就提问道：“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吗（Have we lived too fast）？”
“神经衰弱”的症状都包括什么呢？头痛、肌肉疼痛、体重下降、易怒、焦虑、阳痿、抑郁等等，以及失眠和嗜睡。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神经衰弱”是对多种心理和生理疾病的一种模糊的总括，其中还包括许多今天不再被视作临床意义上的疾病的状态——或者说，它已经超出了临床疾病的范畴，是对一种泛泛的“生活质量”的评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恩溥会将长时间打字所造成的肌肉痉挛和睡眠障碍相提并论，并将它们一同归咎于“神经的过度劳累”。
然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神经衰弱”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19世纪末，整个西方世界还沉浸在进步主义高歌猛进的甜蜜梦幻之中，尤其是当时刚刚崛起的美国，还远没有到反思现代性的阶段，当人们说这种过度消耗是进步的副作用时，他们并不是在否定进步，或者想要为了健康而放慢脚步，相反，他们是在享受这种“生病的特权”：只有在美国这样先进国家里的白种人、上等人、北方人（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裂依然非常严重）才配得这种病——“神经衰弱”甚至被一些人称作“美国病”（Americanitis）——因为更加复杂、更加优越的神经系统也更容易崩溃。因此，关于“神经衰弱”的话语从根本上就带有种族歧视的色彩。
在“发明”了“神经衰弱”的彼尔德看来，过去的人们是不会神经衰弱的，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中会“消耗”他们神经能量的那些东西，蒸汽、电话、科学等等；同时，黑人和印第安原住民也没有这种“生病的特权”，因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容易消耗神经能量，而“低等人种”要么不需要过度用脑，要么根本没有可以被过度使用的心智能力。有趣的是，在北方的新教徒看来，天主教徒也不会神经衰弱，因为无论教会说什么，他们都会照做，不需要自己思考和判断，自然也就不会消耗神经能量。所以，容易神经衰弱的人通常心灵活跃、争强好胜又热爱自由，而这些都是符合新教伦理的特质。总而言之，如果你不是白人，不是新教徒，或者来自底层、没受过教育，那么你就不会神经衰弱，因为你不配被现代性损伤。
在来自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教传教士明恩溥看来，中国人当然是不配神经衰弱的。他认为，尽管解剖证据显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神经在结构和位置上都是相近的，但它们必然是“不同种类的（of different sorts）”。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列举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几点观察，其中包括中国人不好动、可以长时间从事重复的工作：
“中国人可以以同样的姿势待很久。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器一样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者做其他什么事，并且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运动；若是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一样静静地躺着。”
中国人对睡眠条件要求很低：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的干扰，对他们却不起作用。他们睡觉时，不需要房间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人都本能似的（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等等这些描述，都与爱因斯坦日记中关于中国人“像牲畜、像机器”的记载颇为相似。
当然，在爱因斯坦来到中国的1920年代，作为一种“美国病”的神经衰弱已经不再在美国流行，它的确诊人数开始逐年下降，现代心理学的兴起也让“神经能量”理论渐渐失去了市场。但将中国人“迟钝、麻木”的形象与一种“低等”的心灵结构与智力水平联系起来的观点，显然还停留于许多西方人的潜意识之中。今天，神经衰弱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名录之中，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地方，它甚至还被当做一种临床疾病，但与“神经能量”和“进步的副作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同为新教国家，美国和英国19世纪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有很大不同。英国注重翻译和宣讲福音，美国则侧重在中国兴办医疗和教育，在当时的一些美国传教士看来，这是由于英国担心中国潜在的崛起，并不想“开发中国人的智力”，而美国的教会则更加“无私”，“渴望在一切领域帮助中国人”。
事实上，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的概念最早是英国人提出的。在1835年12月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期刊）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发表了《关于雇佣医生作为来中国的传教士的建议》一文，文中指出，“相比于提升他们的道德的智力状况，中国人对于影响现世或个人利益的事情更为敏感。”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支配他们的欲望和改善他们的现实生活，才能获得他们的尊重，并让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
但最终实现郭雷枢这一想法的，是美国公理会的海外传教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公理会派出了许多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开设医院、诊所，并以此为据点开展传教工作，这些医院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在也有像河北、湖南等内陆地区。医学传教士主要是外科医生，通过手术来治疗中医无能为力的疾病。
尽管明恩溥并不是医疗传教士，但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提到的中国人“缺少神经”的另一个“证据”，就来自在这些西医医院中的观察，他说：
“中国人的不敏感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于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可能令我们这些外国壮汉都望而却步。”
其他一些在华的外国医生也在日记或回忆录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医生查尔斯·唐宁在《番鬼在中国》（The Fan-qui in China）写道：
“在这些令人感到煎熬的场合，许多中国人表现出了最大的忍耐力，他们总是平静地服从治疗，只需要非常少的一点绷带和护理人员。有一次，我辅助伯驾医生（Peter Parker，首位来华的医疗传教士）做手术，摘除一个重约两磅的瘤子，患者是一个40岁的女性，瘤子长在脖子一侧。虽然手术时间很长，并且瘤子的位置在牙床后面，患者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躁和不安，只有一次，在牙齿中间吸了一口凉气，表明她感到疼痛。”
唐宁认为，这种非凡的忍耐力与中国人尚未充分开发的心灵有关，他指出：
“这种在手术中的镇静状态，绝不总是归功于患者的坚忍。我认为它与个体心灵的培养和开发的程度有关。这个题目值得探索，但是目前我们知道，当野蛮的美洲战士被捕后受尽折磨，面对种种酷刑，他们报以轻蔑的微笑，就是带着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而高度文明的欧洲人却要躲避开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当他躺在钢丝床上，如果身下有一片床板有点不平，他都会感到不自在，大受折磨。”
在这里，对疼痛的不敏感被归结为某种心灵的“蛮荒状态”，在许多医学传教士看来，这种“蛮荒状态”在手术时也许是件好事，但对于医学传教士的根本目的——传教来说，却是巨大的障碍。
传教的第一步是治病救人，相对于当时中国民间的医疗条件来说，西方现代医学足以创造许多“神迹”，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拉开人与神的距离。治病的过程，也是中国患者和西方传教士之间权力关系重塑的过程，一旦这种被拯救者和拯救者、被启蒙者和启蒙者的关系被建立起来，下一步就是向患者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但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却屡屡遇到困难。很多传教士甚至认为中国人是“没有感情”（lack of feelings），无论是在他们的私人生活还是宗教信仰中。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她“5岁的时候都比中国人75岁时更能理解精神性的东西”。
那又如何解释中国人对本土宗教的信仰呢？在许多传教士看来，这种信仰只是“空洞的仪式”，没有真实的情感流露，“在神像面前装装样子似乎就是宗教的唯一目的”。事实上，这种指责是非常狭隘的。相比于基督教，中国的传统宗教更倾向于将善视作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心灵的状态；神的精神并不是以文字教义的形式被接受的，而是通过一种“具身性的表现”（embodiment）。这里所说的“具身性的表现”又与那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不同，它不是一套以侍奉上帝为目的的系统、理性的戒律，也不需要一定要在一个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它指的是信徒可以在一个偶然的、特定的、唯一的场合与神达到一种“神秘的合一”的状态，并在这一状态中获得真理。这种不可预知也无法复制的场合通常是高度戏剧化的（很多民间的宗教仪式都有明显的民间戏曲的痕迹），而被西方传教士诟病的所谓“表演性”也因此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仅就传教的效果而言，医疗传教在中国可以说是失败了。在1838-1850年的12年间，医疗传教士开设的医院和诊所一共收治了40.9万中国患者，而其中成功皈依的，只有区区12人。但中西方文化在这些西医诊所里产生的有趣的碰撞和交锋、权力关系的确立和反转，都被记录在了传教士的日记和书信当中，当然也包括他们对此更加有趣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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