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议题在西方显得尤其前卫。这或许源于西方社会的高度结构化状态：每一张表格、每一间公共厕所，往往都只提供男或女这两个选项。另一方面，跨性别与手术有关，而医生只是在1930年代开始才有了从事变性手术的能力。有关同性恋婚姻、社会性别与性方面的反歧视法律也是近来才取得进展。实际上，“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个单词也是在最近20年才成为日常用语的，甚至于“社会性别”（gender，区别于生理性别，后者一般叫sex）这个词的热门也至多能追溯到1970年代。以此观之，我们得以具体而微地谈论跨性别这件事，几乎可以说是昨天才开始的。

跨性别这个词目前指代这样一种人：一些人在出生时基于人们所认定的生理性别（一般认为于生理特征上清晰可见且不可逆转，比如：男性）而被指定了某一社会性别（比如：男孩）。进而，这个被指定了如此社会性别的小孩，便必须具有人们认定为适于该性别的行为习惯：男孩应当从事能够令他们在将来成长为异性恋的、富有男子气概的男人的一系列活动。对自己被指定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感到冲突的人群，我们称之为顺性别者（cis gender）。而对此有冲突感的其他人，则可能发生社会性别的转换（如生理性别为女，但社会性别为男），进而将自己建构为跨性别者（transgender）。

不过，如果只把跨性别看作是新近才出现的，或只是西方独有的现象，那是有问题的。跨性别人群在人们眼里显得十分新奇，这常常会引来一些诸如他们没有资格存在、他们完全在“胡说八道”、他们在哗众取宠之类的指责。例如2015年奥运会十项全能选手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退役后华丽转身成为荧屏名人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就遭遇了类似指控。另外，新事物通常会令人们感到恐惧，就此而言，认识跨性别现象的深远历史并了解其广泛存在，将有助于消解守旧派持有的“跨性别不过是一项现代发明”之类的见解。事实上，把握跨性别现象的历史维度，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这一主题的必要知识工具。

1540年代前期，葡萄牙商人、传教士安东尼奥·德·派瓦（António de Paiva）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海（Sulawesi）沿岸。他的目标是与当地的布吉人（Bugis）建立贸易关系，设法令当地统治阶层皈依基督教，并阻止穆斯林传教士实现类似目的。鉴于当地人喜食猪肉，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任务会很轻松：他认为单单这一习惯就足以让当地统治者偏向基督教而非伊斯兰教，毕竟后者会限制他们的猪肉消费。但德·派瓦对当地“双性祭司”（bissu，音译“比苏”）的影响力缺乏充分估计。

在一封1544年写给若昂·德·阿尔伯克基（João de Albuquerque）的信中，当时负责葡萄牙在印度果阿邦（Goa）之宗教事务的德·派瓦写道：

阁下想必已有耳闻，该地统治者的祭司群体通称比苏。他们的下颌几乎不生胡须，身穿女装，留长发并梳有辫子；由于几乎接受了一切女性的姿态与倾向，其言辞也随之高度女性化。根据岛上的习俗，他们可以与男性成婚，且得到社会接纳，平日深居简出，在秘密地点与身为丈夫的男性进行肉体的交合……这些祭司只要在思想或行为上稍微触及到女性，便会被投入沸腾的油锅，因为这种举动对其宗教而言是亵渎性的。他们的牙齿表面覆盖有金子。

对德·派瓦相当不利的是，双性祭司的权力要大于当地统治者，并且他们全体信仰伊斯兰教。这些祭司为何倾向于伊斯兰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

双性祭司权势显赫。他们是一群组织有序的精神领袖（通常有祭司或萨满身份），受委托料理当地社群的一切大小事务，例如协助当权者在诸如族群通婚、作物的采收日期以及债务核算等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如今，在皈依伊斯兰教多年以后，他们仍负责为前往麦加朝圣的旅行者举行祝福仪式。但这种权力究竟从何而来？

在布吉人看来，当一个人成为了女性或男性时，他/她便无法再与神明沟通了。男性和女性就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创造了他们的神明区隔开来。但神明仍有与人类沟通的手段：双性祭司。鉴于神明令双性祭司未能显出性别差异——仍处于雌雄同体状态——他们便被安排到了一个权倾朝野的位置上。又由于双性祭司有雌雄同体的特性，他们可以透过祝福仪式来担当人与神之间的中介。

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早期，我曾在当地从事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田野调查，其间多次参与此类祝福仪式。在赐予祝福前，需要先进行一个名叫“玛吉里”（ma'giri）的环节。在此仪式上，双性祭司需要戳刺自己的身体，由于有强大的灵力护身，他们对疼痛与伤害是“免疫”（写作kebal）的。为证明这种能力，双性祭司会尝试用剑（写作kris）刺向身体上防护薄弱的位置，如眼睛或脖颈。假如剑没能刺穿皮肤，祭司便成功证明了灵力的保佑，从而可以继续进行祝福仪式。据称，令双性祭司刀枪不入的关键正是雌雄同体这一特性。

双性祭司的巨大影响力引出了一个问题：布吉人有着怎样的性别观？我们从他们的书面记录中得知，在外界人眼里，双性祭司某种意义上是“超越”了男女之分的。举个例子，1848年，英国人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曾到访印度尼西亚，其日记中有如下表述：

我所见到的最为奇特的习俗，莫过于有些男人穿得跟女人一样，反之亦然；他们需要履行自身性别角色的职责并追求相应的目标，这不只是偶然现象，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男性为例，男孩的家长对他们身上的某些女性化习惯和外表心知肚明，这会促使其将孩子献给当地的王侯（rajah），后者则会接纳之。这些青年人的影响力通常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大。

早期的原住民文字记录也谈到了因雌雄同体的特性而占据特殊社会地位的双性祭司。但这些早期评论者手里的分析工具却十分单薄——他们并没有诸如“社会性别”这种词汇。因此，很难确定双性祭司究竟被视为是“第三种”性别还是跨越“此种”和“彼种”性别（也就是跨性别者）。不过，我们在此可以确定的是，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如今我们称之为“性别多元主义”（gender pluralism）的态度。

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家米歇尔·佩雷斯（Michael Peletz）看来，性别多元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与身体性实践、欲望与社会角色相关的感受力（sensibility）与性情倾向（disposition），乃是嵌入在特定文化的女子与男子气概观念当中的，其中的要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不存在构成女子或男子气概的本质的、超历史的事实。跨性别萨满不仅在印度尼西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整个东南亚地区几乎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表明，如今许多西方人心目中对性别而言是本质性的因素，其实包含很大的历史偶然性成分。

在马来西亚，跨性别人群被称为“西达-西达”（sida-sida）。与双性祭司“比苏”类似，西达-西达在人们眼里也兼具男女两性的特质，并且因此而拥有超乎常人的灵力，也受委托在宫廷中保护地位尊贵的女性及其权位。居于婆罗洲的易班人（Iban）也有类似于跨性别祭司的角色，名为“玛兰”（manang），在当地是调解纠纷的好手。另一东南亚族群达雅人（Ngaju Dayak）的跨性别祭司名叫“巴希尔”（basir），在缅甸则称为“卡达”（kadaw）。

来自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认为，在1800年代之前，泰国根本就没有社会性别的区分。在那之前，泰国的王子和公主在着装上是一样的，发型也类似。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为取悦英国人，泰国王室决定彻底分开男女的着装与发型。为此，泰国开始推行英国式的性别规范，要求女人像个女人，男人像个男人。到了1900年代早期，泰王拉玛五世（Rama V）又奉行西方式的二元性别观，竭力固化男女之分，所有臣民由此必须把性别确定下来。在杰克逊卡莱，这个时间点也是性别多元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刻。当社会性别不需要严格遵循各种条条框框时，个体根本就没必要成为跨性别者，因为根本就没有需要跨越的“鸿沟”可言。因此，真相其实是：西方的社会性别体系自身造就了“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在泰国尚未对社会性别加以清楚定义的时代，从某一性别跨越到另一性别是毫无意义的。这么看来，东南亚最富盛名的跨性别群体“卡托伊”（kathoey）出现在泰国就绝非偶然，人们通常以具有贬义的“人妖”（ladyboy）一词来加以称呼。

卡托伊的地位不禁令我们开始反思诸如跨性别以及“第三性”之类的提法，某些卡托伊就以此自诩。这些提法之间的交叠体现了我们在语言与意义之间所遭逢的真实冲突。有时，甚至于“女性”的定义——一度是不证自明的——本身也是在流动的，至于跨性别以及第三性那就更加说不清道不明了。跨性别一般指代从某一性别跨越到另一性别的现象，而第三性这个词的使用，则旨在为某些自认为无法被两性之分涵括在内的人构建一个独立的、合法的空间。围绕字词与标签而展开的争论极为激烈，一切与内涵日益扩充的LGBTQIA（分别指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交叉性别、无性别）这类缩写有关的评论，都是难免如此的。

在如今的东南亚地区，比起一百多年前，性别与性多样性的活动空间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日益频繁的商贸往来、权力逐步从皇室向政府转移等趋势，均削弱了跨性别祭司的地位与特权。传统的宗教领袖不再受到庇护，权势日趋式微。之前的私人事务变得公共化，政府和警察密切地监视着公民。自英国殖民以来，同性恋在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变得不合法了。在马来西亚，同性性行为如今仍会入罪，新加坡则在2007年令女性的同性性行为合法化了。

在印度尼西亚，成年人在私下的同性性行为并非不合法，但2016年以来政府取消了联合国针对LGBT组织的专项拨款，同性恋与跨性别者入罪的风险也日益高涨。整个群岛上的大学都禁止了LGBT社团。亚齐省（Aceh）对参与LGBT活动的人群施以石刑和监禁。反对跨性别者的活动最近在东南亚也如火如荼。参与者屡屡“谴责”是西方引进了这些东西。鉴于对历史的认识可服务于一些策略性的、迫在眉睫的目的，对跨性别亚裔而言，回顾以往的社会性别多样性，便成为了对抗恐跨和恐同倾向的途径之一。不要忘了，让许多苏拉威西岛民皈依伊斯兰教而非基督教的，正是昔日的双性祭司“比苏”，穆斯林反倒是亏欠这些祭司一个感谢的。他们业已表明，伊斯兰教与原住民的信仰体系是可以相容的。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在跨性别的历史变迁中学到些什么？这不是一项在现代才有的发明——跨性别的历史不仅丰富，而且还具有跨文化性质，它绝不是什么纯粹的现代发明或新奇事物。这段历史应当能平息一切关于跨性别者是否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的争论。人类的本性就是丰富多样的，一切试图诉诸一两个仅仅以生理特征为基础的范畴来划分70亿人的做法都不仅不可能，而且荒唐。从历史上看，跨性别人群在社会上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且不仅仅是在西方。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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