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座城市相融合的化学反应。
图片摄影：宋婉心
文| 宋婉心
编辑| 周卓然
5月底的巴黎，太阳已经猛烈而刺眼，赵弥带着他的几个学生顶着烈日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搭建着什么，引得过路人都忍不住停下来看上两眼。
赵弥是来自四川成都的艺术家，他手中搭建的是要在6月1日开幕的巴黎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上参展的艺术装置作品，“我们提前一周就来了，一直在搭建，但估计到了最后也会有人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
而离这里几步路不远处的菲斯腾伯格广场（又称“情人广场”）也变得和往常不太一样，路灯周围围起了半开放半透明的瓦片墙，它出自于同样是四川成都的艺术家陈伟才之手。
这两位成都的艺术家本次能够将自己的作品带到巴黎，都是受到了成都IFS（全称“成都国际金融中心”）的邀请，此行的目标是要参与到巴黎左岸圣日耳曼Parcours艺术节（后简称圣日耳曼艺术节）中去。
成都IFS和巴黎圣日耳曼大区的渊源其实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去年，成都IFS和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委员会建立了“国际友好街区”结盟关系，而此次圣日耳曼艺术节是合作后的首个艺术项目。
“大概在2015年下半年，成都IFS在两周年的时候就在想着做一个类似‘国际名店街’的项目，然后在2016年正式确立了这个项目，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推动成都这座城市的国际化，也是相应政府的号召——把成都建设成国际购物天堂。”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营运） 侯迅在巴黎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就此，公司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谈合作，最终确立了巴黎第六大区圣日耳曼大区作为合作对象。去年圣诞节期间，圣日耳曼大区曾把代表着巴黎的花神咖啡馆搬到成都，在IFS开设了快闪店，也是第一次花神咖啡的海外之行。
而这一次，换成都带着蜀地文化来到巴黎。陈伟才和赵弥是圣日耳曼艺术节在成都众多艺术家中挑选出的两位代表，他们负责把带有中国元素的作品带到法国，这两个元素是中国人都最了解的：一个是竹子，一个是瓦片。
“可能从远处看确实挺像脚手架的，但实际上是最能代表成都的竹子搭建的瀑布，700根从中国运过来的竹子。”赵弥表示整个装置都是他们到达巴黎后现场搭建起来的，这是装置艺术和雕塑艺术最大的差别，“装置艺术需要和现场发生关系”。
另一边，陈伟才则带来了成都洛带古镇的青瓦，“青瓦是中国才有的建筑材料，所以当装置建立在西方的建筑群之中时，既能形成冲突感，又因为半通透性和周围融合到一起。“
这些设计也是为了呼应圣日耳曼艺术节今年的主题——形状的艺术。圣日耳曼艺术节至今已经举办了18年，每年都会邀请多位艺术家依据相应的主题进行创作。而早在20世纪，圣日耳曼区就是巴黎精神和艺术生活最受欢迎的一个中心，众多的画廊，巴黎公立美术学院以及重要的出版社支撑着这一带街区的生活。
与此同时，圣日耳曼也是奢侈品林立的时尚区，乐蓬马歇百货等都位于这一区域。也正是因为艺术文化聚集，这里的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以及利普咖啡馆都曾是20实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经常出入的场所，接待过巴尔扎克，马奈，阿尔伯特加缪和乔治桑等人。
由法国著名当代艺术家Richard Orlinski创作的熊猫雕塑也作为特别展品在圣叙尔比斯广场呈现。高三米、宽两米半的红色树脂大熊猫雕塑是由成都IFS特邀艺术家于去年圣诞期间为“OPÉRATION PANDA”活动而创作，在法国人手中诞生出的大熊猫形象，一度成为中国人社交网络上的“网红”。
把艺术装置随处摆在街头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前面这块小广场是18年来第一次被批准摆放艺术装置，这个机会就给了我们。”侯迅补充道。
那么，这样的节日对于一个来自成都的购物中心来说，到底具有怎样的合作意义？
事实上，要说到圣日耳曼艺术节和普通艺术展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他们将艺术品完全暴露在城市公共区域。圣日耳曼艺术节创始人Anne-Dierre d’Albis 向界面新闻表示：“我们的艺术节针对大众，而非某个阶层”。这些展品分布在街头的各个角落，包括品牌门店、广场和餐厅中，有时候也会没来头地出现在半空中，这种不经意邂逅美的精神也是巴黎左岸鼓励的生活方式。
在2014年，香港地产公司九龙仓在成都开发的项目成都IFS正式向公众开放。根据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统计，也正是同年，成都晋升为中国潜力城市前三强。2014年的成都有成都IFS、阳光新业中心、鹏瑞利青羊广场、凯德天府等13个零售物业项目入市，总共为市场带来约16.3平方米的零售商业面积,同比上涨63.2%，创历史新高。
成都IFS是九龙仓集团在内地开出的首个项目。侯迅曾在对界面的采访中谈到，这个项目助推了成都区域性商业的升级换代，和旁边的远洋太古里一起，构造了成都高端时尚品牌业态的中心。而作为内地第一家IFS，他们也要做第一个教育市场的领头羊。
面对年轻人的热度，成都IFS这两年来做得最多的，就是去寻找适合成都市场的购物中心运营方案，在这座开放但慢节奏的城市中，潮流却是快速变化的。成都这两年吸引了Chanel等各大奢侈品牌前去办秀、争抢开店和举办活动，也加速这整座城市和奢侈品历史、艺术以及高端生活方式文化的融合。
众所周知，开业之初，成都IFS邀请了国际知名艺术家在项目外墙做了一个巨大的爬墙熊猫艺术装置，如今这里已成为城市新地标。而这只是个开始，成都IFS对艺术的热爱并不是为一时噱头，艺术文化展总是接连不断地来到这里，2014年12月，成都IFS联合《小王子》版权方及亚太区版权代理举办了小王子主题展；2016年4月，莫奈艺术展曾亮相成都IFS，包含了其一生全部400多幅作品的多媒体流动影像；而现在，皮克斯在中国内地的首次主题电影特展正在成都IFS展出。
IFS一开始就看好这一点，是和它自身的定位息息相关。“成都IFS的定位就是艺术普及化，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借此和消费者形成感情纽带，这样才能提高消费者粘性和忠诚度。”侯迅坦言，他们大费周折地嫁接成都和巴黎的艺术文化资源，这其中的商业转化是不可能覆盖掉支出的，但活动对大众形成的后续影响要比当下的转化来得重要得多。
之所以还要坚持这样做，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发展的现状具有特殊性。这些年来，伴随着这两年二线城市的遍地开花，许多新入驻的地产商业体都关乎着这座城市的新形象，也成为了政府极为重视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成都并不会真的想复制一个巴黎左岸，但它有更多希望走向国际的需求。而为了通往这个目标，进行文化交流是有效的方法。
不得不说，成都IFS之于成都零售业意义重大。在这些高端购物中心进入成都前，这座城市的高端零售氛围还不成熟，消费者熟悉的品牌多是以传统大牌为主，在设计师品牌等更小众的领域鲜有认知。但在2014年以后，成都迅速成为奢侈品继北京、上海后的第三城，这个标签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品牌来说都是机会和挑战并存。
侯迅指出，成都IFS不仅是作为一个商业综合体进入到成都，发展四年以来，更是成为了成都对外的一个门面。“成都IFS来到巴黎做这件事，实际上就是成都在做这件事，借助我们的资源和人力精力，把成都推向世界。”侯迅表示能够来到巴黎，完全依靠成都市政府和锦江区政府，以及巴黎第六区区长的多方支持。
基于城市之间的合作往往涉及到更多手续和事项，但是一个商业机构发起的项目，就能减少很多手续限制，弹性也会高一些。比如这一次，巴黎德佩委员会虽然附属于区政府，但他们也相当于是管理大区内所有商家商户的商业机构。由双方发起，再报备政府，由下而上的运作也使得整个合作过程较为顺畅。
可以看出，巴黎在街区文化上的支持力度很大，这一点是成都正在学习的东西。如若漫步圣日耳曼大区，一定要留心身边的每个品牌店铺和地标场所，因为除了两位中国艺术家在街头的艺术装置，各个艺术家的作品全都融入到了店铺装潢之中——可能是橱窗中的一幅画，也可能是衣架上的某个陈列品。圣日耳曼艺术节这种特殊的形态完全依托于该大区的历史文化氛围，而要创造这种氛围，并非一朝一夕。
“所以这一区的房价是巴黎最贵的。”巴黎市第六区区长ean-Pierre Lecoq说道。
但根本上，这些合作能带来的更多是商业思维上的转变。在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封闭式购物中心从开放式街区、艺术街区那里得到经验的成功案例。美国达拉斯就有着热爱视觉艺术的基因，达拉斯的巨型封闭式购物中心Northpark Center包含Neiman Marcus、Barney’s这样的百货商店，也有Valentino、Gucci等各种高端品牌，但除了常见的门店外，Northpark 还呈现Anthony Gormley、Andy Warhol和James Rosenquist的装置艺术。
实际上，1965年落成的Northpark就是艺术收藏家Raymond Nasher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的项目，2006年进行翻新和扩张后，Northpark的艺术空间从原来仅有的商店区拓展到超过60万平方米的区域。据《东方早报》报道，Northpark Art Collection的艺术品每年能有约2600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数目，毕竟世界上的大部分博物馆都在为赞助和观众人流而操心。
经营精品购物中心的欧洲唯泰集团CEO Desiree Bollier曾说，“这其实都是关乎于逗留时间。”在2013年英国卫报所做的一份网上调查中，消费者对这些艺术品呈现的态度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90％的人选择了“艺术可以存在于购物中心”，并认为这是让更多人接触到艺术的好方法。
不过，因为要面临更实际的回报问题，这些购物中心在艺术上的追求一度引起了“动机不纯”的讨论。但正如圣日耳曼艺术节创始人Anne-Dierre d’Albis向界面新闻说到的那样，艺术和商业共生共荣的大区环境的确给艺术节带来了很好的渗透机会，“我们让商业品牌得以以文化艺术的方式呈现。”
在创立该艺术节之前，Anne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工作，由于蓬皮杜主要服务于现当代艺术，所以她能够很好地将相关知识和时兴时装品牌相结合，比如每个艺术作品和品牌气质及理念的匹配，就是在策展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
“由于奢侈品牌监管严格，对于任何陈列在自己店铺的东西都有讲究。”Anne指出奢侈品牌在近20年来，形象控制越来越强，所以和品牌方达成共识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但即使如此，Anne觉得，如果和国有企业或者博物馆合作，过程其实还要更加繁琐。“退一步讲，现在的博物馆对艺术品的保管并不比奢侈品店安全。”Anne打趣道，她并不觉得艺术和商业是对立的东西，相反，艺术离不开商业，“圣日耳曼艺术节背后出资最多的就是Louis Vuitton，出钱又出力，还向我们推荐艺术家。”
赵弥也不排斥商业的介入。“现在的中国艺术家就是在经历商业化的初始阶段，政府也开始大量提倡文创产业，说明艺术家和从事艺术的机构的成长空间越来越大了。”现在正火的各类文创产品或者说文艺衍生品是商业介入艺术领域最佳的例子，“艺术家的艺术藏品本身是非常贵的，不是大众消费品，但是艺术家也要生存，但又不可能降低自己的身份，所以衍生品是一个好的出路，是艺术家的生存方式，我一点都不排斥这些，毕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文化艺术衍生品有了市场是消费升级的一种体现，背后是消费者在由追求外显式消费转变为内化消费，新一代消费者开始为商品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买单，形成“文化消费”的大环境。就拿风头正旺的潮牌来说，流行的原动力是地下文化的渗透，年轻人脚踩一双椰子鞋，身穿Off-WhiteT恤，浑身都在向外界表达着“我来自地下”的群体归属感；某个艺术家和时装品牌进行联名，绝大多数都会引起疯狂抢购，可望而不可及的价格绝对不是趋之若鹜的决定性因素，毕竟优衣库这样的平价品牌也能靠和漫威，JUMP等文化大IP联名吸引年轻人前来排队。
可见文化被消费并不全然是坏事，只不过发生在中国当下的时代中，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以一场运动的方式发生，轰轰烈烈，文创的大潮也是这样。”赵弥坦言现在大部分艺术从业者都在追赶这个大潮，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更多的人是在略知皮毛的情况下就为文化买单，称自己“是这种文化的追随者”，然而买了某件文创产品的人并不一定真的了解其文化深意，买了潮牌VLONE T恤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哈林区文艺复兴对A$AP Bari审美体系形成与设计风格的影响。
赵弥觉得，现在中国的艺术化商业市场还在发展初期，他在广场上搭建艺术品的过程中，路过的人群熙熙攘攘，其中因为好奇而过来询问他的人基本上还是法国人，“这一带中国人不少的，但我发现他们几乎头都没抬过，都直直地走向对面的Louis Vuitton了。”不过这不值得批判，“这需要时间，我相信时间到了后，他们会从里面走出来，看到外面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一代人，是下一代人。”
而除了对艺术的态度，从街区氛围，艺术普及化到商业品牌的结合，巴黎也是一个标杆。圣日耳曼艺术节最为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和街区的融合。由于巴黎的街区是市民自己保住的，在战后巴黎街区的大规模改造过程中，不少居民自发成立了街区委员会，聘请了专业的历史学家和规划师：前者通过将社区教堂和墓地申报为历史文化遗产，成功抵制了官方的拆迁计划；后者则帮助居民制定了新的社区发展计划——保留了原住民及其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为传统街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而在市民十多年的呼吁下，巴黎政府逐渐意识到传统店铺在保持商业网络多样性及街区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时至今日，巴黎还保留着“碎片化”的街区空间，而这种文化与空间的碎片化被社会学家Michel Pincon称为“马赛克”现象。就职于深圳某设计院的城市规划师Chrissy Xu也用“职住平衡”这个概念来表达某个区域工作和住宅职能同时实现的程度，在北京和上海，上班和住宿的地方几乎不可能在同一片街区，也就是“职住平衡”很低，而深圳某些区域的职住平衡程度就很高。
“中国几乎没有‘街区’的概念，即使有，大部分也都是刻意建造的商业街区。现在大城市的老城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宽马路+大片住宅区成了一线城市的惯有模式，压根没有过多符合条件的公共互动区域来摆放艺术品，所以很难做到圣日耳曼艺术节这样的规模。”Chrissy Xu说道，“现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问题，但成都应该是问题最少的一个。”而近期成都新政也提及了“职住平衡”，并将其写入了成都三项五年规划。
在街区规划发展的历程中，艺术的融入是新兴领域，当今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都市美学时代。但目前，“中国人对艺术的敏感度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侯迅坦言，这条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不过，所有人都看好这个未来将至的必然性。今年9月份，成都IFS还将把圣日耳曼艺术节的概念带回成都，举办成都Parcours艺术节。而赵弥和陈伟才都是第一次来巴黎，他们坚信“这颗种子已经种下了，只是开花结果的路还有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