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爱你，西蒙》即将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它于今年3月在美国上映后，获得了诸多关注与好评，甚至被称为一次关于同志电影题材的突破。

《爱你，西蒙》讲述了17岁少年西蒙的出柜和成长的故事，展现或引发了诸多议题：“后同志时代”中关于同志身份、出柜，以及寻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角力和融合的过程，关于主流与边缘、差异与相似的问题中所隐藏的面向与挫折。本文将会追溯身份政治在同志运动中的作用，解读“出柜”作为一种政治性宣示的意义，并试图探讨在“后同志时代”，对于个体而言，出柜意味着什么？而这种“时代变化”的痕迹，在近年的同志题材影视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

“后同志时代”里的同志

影片主角西蒙自始至终都在寻找自己迟迟不肯出柜（coming out）的原因。最终，同学马丁为了报复而把他与布鲁（西蒙的gay笔友）的往来邮件放到“小镇之谜”网上，使其“被出柜”。之后，在来自父母与朋友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西蒙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自己4年以来（他告诉爸爸，13岁就意识到自己是同志）选择对性取向保持隐藏与沉默。然而，正是这一需要对自己与他人作出的解释，就是西蒙从一开始选择隐藏不出柜的原因。

在西蒙写给布鲁的邮件中，他对于同志需要出柜一事耿耿于怀，并且以异性恋为何不需要向父母以及整个世界宣称自己的性取向作比较，揭露出不同性取向背后所潜藏的不对称关系。电影中，西蒙想象几个异性恋孩子向父母“出柜”说自己是直人，通过展现父母的悲伤、难以理解和愤怒，向人们揭示“出柜”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产物，是对于一个群体标记（mark）的符号，由此才使得这一群体从普遍性/正常性中浮现出水面，作为被观察、检验和治疗的对象。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客体化过程。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莫尼克·威蒂格在《女人不是天生的》一文中指出，“女性”本身就是被建构与特殊化的类型。即在社会性别中，女性被标记为“女性”，而男性则是作为参照系标准的“人”（man）。因此，“女性”并不是一个不加解释就可以随意使用的概念。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同志”，即他们同样是被事先制造出来的近代特殊概念（见福柯研究）。因此，与异性恋相比，它就是偏离规范的那一个。

在西蒙与学校另一个很早就出柜的同志伊森的对话中，后者表示对于学校这个异性恋群体而言，“一个同志不痛不痒，两个同志则千夫所指”。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人们发现这个被标记的“他者”并非某种偶然的意外产物，而是一种可能常态的存在。就如西蒙所说，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校里的其他男女生并没什么区别，因此当他开始变得“不同”，便会直接威胁群体的稳定与纯洁。

在男性群体内部，这一点表现的最为鲜明。美国性别研究学者伊夫·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中指出，男性之间存在同性社交欲望，即男性由此形成联合与组织，以保护其权力与巩固其主流意识形态。而这一群体本身就是等级制的，因此也就出现了R.W.康奈尔所划分出的不同男性性别气质，占据权力顶层的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压和排斥那些非正统的男性，如有色人种、贫困男性以及男同。所以在电影中，我们始终未看到已经出柜的伊森与其他男生玩在一起，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与学校里的女生待在一起。在主流男性霸权下，女性与同志都是其中的弱势与边缘群体，因此他们反而能够理解彼此的不幸与苦衷。

西蒙所处的当下美国，各州早已没有了同性性行为违法的惩罚，其婚姻权也得到保障，并且十多个州明确立法禁止对于同志的残酷矫正手段……可以说在当下的美国，同志已经不再像在俄罗斯等国家中那般遭到法律的禁止与政府的骚扰，能够享有一定的法律与舆论保护，有机会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暂时将欧美以及其他立法保障同志的国家与地区所处的历史阶段称为“后同志时代”。事实上，即便是西蒙，对于同志的了解依旧十分有限，虽然在他被出柜后对妹妹说，自己并不以同志为耻，但他是否真正了解作为一个“同志”的真实涵义？

西蒙隐约地感受到了这个身份之后潜藏的巨大危机与压力。从他颇为“直男”的父亲时不时对他关于女友的打趣、关于异性的玩笑，到身边朋友对于异性的好感追求，以及整个学校的异性恋主流环境，西蒙感觉到了来自传统与主流、家庭与社会对他的“期望”。如福柯所指出的，这一“期望”实则是权力对于偏离者的规范与矫正，即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man）。也正是对这一气氛的敏锐感知，才导致西蒙步步小心，时时留意。妈妈感觉到了儿子的这一状态。她说：“你小时候是多么天真浪漫，但这几年，你越来越……我甚至能感觉到你时时都在屏住呼吸一样！”这不正是西蒙等生活于“后同志时代”里的同志最典型的形象吗？

西蒙发现了“改变是煎熬”这个现实。他对老友丽娜说：“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一切都将不同以往，我真的想让这一切维持下去！”出柜便是对这一切的彻底粉碎。对于“正常”的偏离感在同志心中有着十分清晰而强烈的意识。他们都知道自己一旦出柜，成为那个非常规的概念后就必然需要面对一系列（糟糕的）问题。首先就是西蒙从“异性恋西蒙”——这个概念被普遍化而后被隐藏——变成了“that gay kid”的“同志西蒙”。这使得他被标记出来，即在他熟悉的家庭以及学校（和社会）中，他将是那个十分鲜明的“他者”。

带来这样不安感觉的正是“出柜”这一动作本身以及建构起它的那些历史文化。出柜是想象中的身体动作，即迈开脚步，走出柜子。这个柜子既来源于自我，也来源于外界的传统与社会，并且这两者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因此，出柜首先是走出自我的禁锢，这一层影响到的只有自己；紧接着面对家庭、朋友以及社会的出柜，则直接影响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所以他者的反应对于我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便成了同志运动最核心的目的之一。

出柜与身份政治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同志运动中，“卡斯特罗街区市长”哈维尔·米尔克鼓励所有同志都必须向周围人以及整个社会出柜。只有如此，才能让一直对其视而不见的异性恋世界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且并非偶然的一个两个，而是普遍性地真实生活着。对此，他的态度十分强硬。或许正是从这里开始，同志群体在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要求下开始了“出柜”，即如西蒙在其公开信中所说的：“向世界宣告我是谁”。

由此，出柜也就成了建构同志身份过程中最为核心的转折点（吉野贤治在其《掩饰》一书中称1969年的美国“石墙运动”是整个同志群体的出柜，开创了争取权利的全新局面）。以此为界限，一个人从异性恋世界走向同志世界，自愿且自豪地选择成为那个“贱斥物”和“异常者”。这一行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同志运动中最为典型的身份政治手段，即通过建构出权力主体来进行对于被剥夺权利的诉求。这一方法我们在有色人种的民权运动以及女性运动中都能看到。

同志运动的身份政治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现了新的群体，或说是“新人”，即同志。同志通过这一主体获得了运动的力量，但也正是通过它在潜移默化中开始建构出一个坚硬的、甚至带有本质性的同志身份。于是，19世纪末期民族主义兴起时的状况再次出现了——原本生活于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邻居与朋友，突然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种族/民族身份，由此希望与自己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当下，这个世界所出现的是形形色色的以性作为某种基础而形成的新群体/“人种”，如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这不就是西蒙所面对的潜在局面吗？这也不正是西蒙身边的人所担心的状况吗？随着西蒙宣告自己是同志，他便成为一个有着半个世纪运动历史的群体的一部分，他不可拒绝地被赋予这一群体的历史与文化、身份以及意识形态。

西蒙正是站在这一交汇点上，在双重力量压迫下所必须要做出的选择让他不安而恐慌。这两股力量一股来源于“同志”这一历史概念本身，即同志群体内部；另一股则来源于外界的异性恋社会。前者的要求是身份政治的结果，只有当西蒙走出柜子，走向“同志”时，他才能成为这个概念的所指；而后者的要求则是为了标记，即西蒙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才能继续在其中存在。这一点在电影中通过马丁的威胁以及最终泄露西蒙的邮件而实现。

在主流的异性恋世界中，“同志”始终是一个被标记的筹码，以此来威胁同志。异性恋意识形态要求同志必须进入“同志”这一概念之下，由此才能划定界限和保护自身的框架（frame）。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划定同志的范围而使其成为他者的界线，因而再次加强和巩固了异性恋结构本身。美国性别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指出，异性恋规范对于同志的压迫和驱逐，并不是对其彻底消灭，而是使其成了边界本身，以达到保护异性恋规范的作用。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本身就创造和需要对其的反对与批判，由此才能拉动其继续运作。最终，西蒙所面对的这两股力量虽然看似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最后却十分吊诡的合流并且造成与加强了“同志”这一概念以及被它所召唤（阿尔都塞概念）的人对其的回应（忠诚）。

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清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志运动的身份政治对于“同志”的建构，以及异性恋规范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创造的“同志”形象。很多时候，这二者难分难解，彼此影响与作用，而导致一场拉锯的产生。在电影中则着重地表现了后者的运作，从学校中直男对于同志的刻板印象到西蒙对于自己大学同志生活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前者的揶揄与讽刺），以及他爸爸时不时对他异性恋身份的召唤，都反映了异性恋规范的运作手段。首先是创造一套关于“同志”的陈词滥调，然后以各种手段（常常是暴力的）逼迫同志进入其中，以此剥夺他难以被标记的模糊性；与此同时，这一规范又通过如家庭或是朋友这样的空间与亲密关系来潜移默化地教育和生产着这些意识形态，以期望西蒙接受而不会出现偏离。福柯与布尔迪厄也曾指出，家庭与学校都是正统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和巩固的场所。

寻求“相似”的代价

影评者“亵渎电影”指出，“第一次看到这么钢铁小直男气质的同志片”（粗体为笔者所加）。就如电影开始时西蒙独白所说的：“我就和你一样，大部分时间里我的生活都很正常（normal）。”这句话截取自西蒙写给布鲁的邮件，这里的“你”也是指同志布鲁，但它同样可以理解为西蒙对观众的独白，告诉观众，他就和他们一样：有一栋漂亮的房子、爱自己的父母和妹妹、一条狗以及几个一起干蠢事的朋友。这一点几乎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表现“我和你（直人）一样”的意识，因此它透露出强烈的“直男气质”。

在2018年新启动的美国真人秀节目《Queer Eye》中，新的五位成员指出：“原版节目的核心是为了被容忍而斗争，我们则是为了被接受而斗争……目标是搞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之处，而非我们（按：同志与直人）之间的区别。”这也是“后同志时代”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当初的身份政治是以差异来争取权利，如今人们则开始寻找相似之处以弥补这道差异裂痕。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此下了很大力气。

电影的结局写在了海报上，即“Everyone deserves a great love story”（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经过西蒙的出柜风波，一切再次恢复到电影开始时的秩序与日常，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或是发生了却被完美地融合与消解了。1995年的纪录片《赛璐璐壁柜》展现了同志群体如何从好莱坞传统主流电影中的缝隙与边缘里寻找自我的欲望与认同；1970年的《乐队男孩》展现了当同志群体深刻地反求诸己，面对自我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痛苦与折磨……我们看了太多充满挣扎、不幸、痛苦、羞辱和死亡的同志电影，在银幕上见证了无数异性恋伟大爱情的诞生和缱绻，但却没有同志自己的故事。那些伟大的爱情故事总是如《断背山》般以悲剧结局，所以2017年英国导演弗朗西斯·李拍出了有着完美结局的“英国版《断背山》”——《上帝之国》，卢卡·瓜达尼诺拍摄了令人回味不已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等新同志电影。这些完美的爱情自然无可厚非，但就如酷儿电影研究者B.卢比.里奇所担心的，随着同志电影渐渐与传统异性恋电影没有多少差异时，曾经带着激进与创新可能的酷儿电影也就消失了，一扇关于另一种生活想象的大门就此关闭。

亵渎电影指出，影片中围绕在西蒙身边的人“身上都贴着政治正确的标签”。在西蒙身上，我们也再看不到上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的那些同志电影中最常见的自我认同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与不安。而许多与之有着相似情节和类型的同志电影，则往往以悲剧结局。这一点同样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因此或许需要注意的是，在导演极力寻找与直人和其世界的相似之处时，同志需要付出的代价和交出的砝码是什么？是否这一过程真的就能改变强制性异性恋规范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运作手段，而把同志从他们所创造的陈词滥调的“同志”中释放出来？

很显然，寻求相似之处的代价不能是奉献出差异，因为正是差异界定了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的不同；也正是存在于同志切身经历中的被羞辱、被伤害和由此感受到的愤怒与不公，才使得他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以及对于权利缺失的觉醒，从而开启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同志运动。在八十年代美国艾滋病肆虐，宗教幸灾乐祸与共和党政府不管不顾而任由同志群体自生自灭时，同志激进组织ACT UP以愤怒为武器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同志在自身的不幸经历中体会与遭遇着由主流异性恋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区隔，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痛苦。是这些真实的感受让他们区别于直人，也是这些历史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后同志时代”主流所呼唤他们的背后所隐藏的规训与重新整合而达到消除异常（性少数群体）、维护霸权稳定的目的。

福柯说要“逃离自我”，因为那个“自我”是（霸权）他者通过等级制的权力建构以来规训我们的。在“后同志时代”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一旦旧日的觉醒与痛苦——它们带来了质疑与警惕——不见了，历史中剩下的便依旧还是旧日的围墙与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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