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力量、智慧、激情等各方面都超逾常人，此之谓卓越（arete）。比如希腊头号英雄阿基里斯，得知爱友被杀，痛不欲生，恸哭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第二天上阵杀敌勇猛如故，一天之内手刃仇人赫克托，真英雄也。报仇之后，阿基里斯余恨未消，又足足痛哭了四夜一天，英雄情长，爱恨都要比一般人强烈万倍。再看《伊利亚特》里其他各路英雄，个个都是极尽人生哀乐，笑便纵声大笑，哭便放声号啕，唯有奥德修斯一人，只见过他笑，没见过他哭，荷马后来让他在《奥德赛》里哭了个够。唯有英雄人物的悲欢才能得到诗人浓墨重彩的描绘，这本是英雄的特权；不只是英雄们，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同样哭笑随心、无节制无限度，诗中渲染诸神纵情悲欢的段落随处可见。

从荷马时代到古风时代，世风丕变。公元前七世纪，著名的德尔斐箴言“凡事勿过度”成为新兴教义。到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节制上升为英雄必备的德性，开始与智慧、勇敢等传统美德并驾齐驱。在柏拉图这里，描写英雄与神的忘情哀乐成了恶趣味，应从诗中根本加以剔除：城邦的护卫者不应为一点小事就哭诉哀号，也不应随意发笑，有价值的人物，即便是凡人，也不应被（诗人）描写成轻易就发笑，不能自制，至于诸神，则更不可以这样描写（《理想国》III.388de）；为城邦立法更要注意人们情绪的控制：所有人都应该相互劝勉，避免过多的大笑和眼泪，（无论幸运还是苦厄）都应尽力保持体面，克制一切过分的快乐与悲伤（《法篇》V.732c）。不哭不笑成了人神共奉的典范，荷马时代的遗风成为绝响，希腊民族青春恣肆的年代一去不返。

我们并不是说荷马天真；古人心智之深邃，往往为今人所难以蠡测。细看《伊利亚特》二十四卷，阿基里斯从第一卷大哭而罢战，到第十八卷痛哭而复出，此后一直哀哭到第二十四卷结束，我们发现，这位大英雄几乎是不笑的。荷马写尽了众英雄的哭与笑，唯独对这位头号英雄的笑惜墨如金。阿基里斯唯一笑过一次，是在第二十三卷全书压轴部分：手刃赫克托之后，阿基里斯将亡友风光大葬，并为之主持纪念赛会，其时众英雄纷纷下场出力比拼，不料竟为了奖品而大起争执，这时阿基里斯展颜一笑，几句话调停妥当，尽显王者风度与智慧，众皆悦服。这个卓越的青年生来就面对命运的两难抉择，爱友的死让他再无延宕的理由（这是比哈姆雷特的延宕更古老且著名的一次延宕）；朋友葬礼完成的时刻，也是他看清来时路与去路的时刻。在此之后，阿基里斯坦然为自己安排了后事，随即举办了欢乐的赛会；看着为了奖品而纷争的人们，曾经为了战礼与阿伽门农大起争执的阿基里斯微微一笑。那是向着命运的一笑，向死而生的卓越者认出并接受了自己的命相。

相对于荷马这位“古人”，苏格拉底算是“今人”：批荷马最狠的是他，最懂荷马的也是他，可以说他既是最早挑起“古今之争”的人，又是真正连接“古今”的人，实际上后来一切承上启下的大思想者莫不如是。柏拉图以老师苏格拉底为第一英雄，创作了戏剧对话三十五篇，按照这些对话发生的戏剧时间依次排序，从《巴门尼德》（对话发生在公元前四五〇年八月）到《厄庇诺米斯》（对话发生在公元前三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夜间），全部对话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大剧。主人公苏格拉底完全符合柏拉图式英雄人设，在所有这些对话中从未哭过，也几乎从未笑过；我们唯一见到苏格拉底笑了一回，是在《斐多》篇中哲人即将赴死的时刻。《斐多》篇依照时序排在全部《柏拉图对话》第三十二位，也是全剧的压轴部分：苏格拉底在狱中将被处死，众朋友与门徒纷纷赶来与之诀别，这位旷代大哲谈笑风生，与在场的哲人们进行了最后一场关于生死与灵魂的哲学对话，在对话结束后与众人含笑作别，从容赴死。对话的讲述者斐多这样描述当时在场者的情形：有人几乎已经“不能自已”，大家全都“心神大乱”，人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悲欣交集”；一向耻于描写有价值的人物”大喜大悲的柏拉图，几乎把这些人所有的笑与泪都交待在了这一刻。尽管苏格拉底在这里反复提醒在场者要用理性节制强烈的快乐与痛苦，尽管以理性自持是哲人本色当行的功夫，这些最具理性的哲人们却终于“再也克制不住”，“悲痛欲绝”，“失声恸哭”。柏拉图一生都在力求克制的那种人性的力量，在这个时刻一举释放奔决，其戏剧性的冲击力真是无与伦比，甚至连荷马都瞠乎其后。到了这个时候，和卓越的阿基里斯一样，向死而生的大哲苏格拉底迎来了直面命运的时刻：没有延宕，没有犹疑，他拒绝了朋友与门徒的营救，坦然选择了死亡，最后投入了一场欢乐的哲学对话。这是属于哲人们的英雄赛会：看着大家一边进行关于生死的超脱的哲学讨论，一边面对与挚爱的生死诀别终究情难自已，已然参透生死的卓越者向他们报以温和的微笑。谁说哲人无情？从来不笑的苏格拉底，此时对着亲爱的朋友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笑了四次之多：那是哲人彻悟了自身的命运，最后向着有情世间的深情回眸。

二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度过，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正如尼采所说，真正值得尊敬的哲人，是践行自己哲学的人，从而回答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本身”（《西绪弗斯的神话》）。曾有一位哲人，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先，回答了哲学的这一根本问题，并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哲学，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尼采断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两次司法谋杀（Justizmorde，指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都是隐蔽的自杀；苏格拉底渴望死亡，他迫使雅典人判处了他的死刑（丹豪瑟：《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使哲学本身成为真正严肃的问题，也使自杀成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哲人苏格拉底死之前，曾向不同的受众做过三次申辩。第一次，面向雅典公众，苏格拉底公然蔑视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公民大众判处了自己死刑；第二次，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面对同区老友克力同，苏格拉底又表示尊重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老友放弃了营救自己的计划；第三次，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面对私人圈中同道，苏格拉底超越城邦的法律习俗，向这一哲人群体提出并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最后将生命祭献给了自己的哲学信念。这三次申辩是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乐章，柏拉图将之谱写为三部曲，即《申辩》《克力同》与《斐多》，这三部曲又构成了一部三联剧，可统称为《苏格拉底之死》。

在苏格拉底七十年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挚友与门徒相伴来到狱中，一起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面对同道知己，苏格拉底为自己，也为哲学做了第三次申辩：“好吧，让我向你们做一次更能令人信服的申辩，胜过我向公民大会所做的。”（《斐多》63b）此前苏格拉底面对不同受众，当机说法收发随心，无论如何总能掌控局面达到目的，辩论技艺已臻化境神乎其神。这一次申辩，他将要展示怎样的言辞与技艺？——苏格拉底没有让我们失望。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辞令，也没有察觉到反讽，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技巧，结果当然更无所谓输赢。面对自己的知心人，苏格拉底抛去一切面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他们吐露真理、袒露灵魂；无论如何高超的修辞，都不若此刻的诚恳与真挚打动人心。苏格拉底给予了同道友人“应得之份”，或者说，给予了他们的友情以正义：此刻得到苏格拉底友谊的认证，足令在场的哲人们快慰平生。我们因此能够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的门徒（在世人看来最不当笑的场合）几次发出会心微笑，紧接着他们又意识到即将永远失去这样一位朋友，不禁悲从中来：人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悲欣交集”。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一来就很自然地谈到自己的自杀（61bc）（苏格拉底的自杀，似乎并不像尼采所说的那样“隐蔽”），在场者显然对此心照不宣。紧接着苏格拉底自己又说“自杀是不合法的”（61c），这立刻引发了哲人们的兴趣：这场关于生死与灵魂的哲学对话，便从探讨自杀的合法性问题而始。来自外邦底比斯的友人克贝与西米阿斯因之质询苏格拉底：既然自杀不合法，那么你何以为此？（62d-63a）而苏格拉底在对方提问之前，其实已经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不可以自杀，直至神明送来必然，就像我现在这样。”（62c）“神明送来必然”这种荷马式的表述，没有引起底比斯友人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这种诗性语言未能触动哲人的心灵。于是克贝与西米阿斯继续刨根问底，此时苏格拉底给出了下面这番著名的回答：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死亡是灵魂摆脱肉体、获得真理的唯一入口，哲人的任务便是将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真正的哲人向死而生，死亡于他而言乃是乐事，岂足惧哉？（64a-68b）不仅如此，正是由于面对了死亡，哲人成为真正的英雄：为了追求智慧，他们无惧于死亡，此之谓勇敢，不受生之欲望的驱使，此之谓节制，而唯有智慧，才能让人拥有真正的勇敢、节制、正义，即真正的美德/卓越（arete）（68b-69b）。——在《苏格拉底之死》三部曲中，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的言说/存在方式焕然一新，不复是“苏格拉底式的”：他不再进行拆解与自我拆解，转而代之以斩钉截铁铿锵立言。经过苏格拉底为哲学—哲人所做的正面辩护，曾经英雄独具的德性如今成了哲人特有的美德。对柏拉图来说，为信仰献身的哲人是他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苏格拉底则是时代英雄中的卓越者。柏拉图此后为自杀制定了严酷的惩戒条款，但同时规定城邦依法判决其自杀者不在此列（《法篇》IX.873cde），严刑峻法的哲学王对亲爱的老师网开一面。

斐多坐在苏格拉底脚边仰望着老师，苏格拉底俯身轻抚斐多的头发，这是《斐多》篇中最动人的一幕。斐多将苏格拉底比作赫拉克勒斯，把自己比作这位大英雄的子侄与战友伊俄拉俄斯（《斐多》89bc）：英雄赫拉克勒斯历经磨难，最后身中剧毒，不堪忍受痛苦与耻辱自杀而死，由此结束了他在人间的苦难，升上奥林波斯山成为不朽的天神——他是神话传说中第一个高贵的自杀者，也是第一个主动结束生命后获得不朽的人，此后伊俄拉俄斯冒死保护英雄的后人，最终为赫拉克勒斯复仇并还之以正义；而斐多在苏格拉底死后离开雅典，把他的故事带到费琉斯（Phlius，此地与底比斯关系密切，属于毕达哥拉斯派共同体），此后回到家乡厄里斯（Elis），创立了厄里斯学派（这代表了雅典文化对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征服，此系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大力神的战友伊俄拉俄斯那样，后死者完成了对朋友的义务，记载苏格拉底之死的篇章当之无愧名曰《斐多》。

三

在苏格拉底之前，因为自己的哲学信念遭到世人迫害，最后以身相殉的哲人不在少数，比如毕达哥拉斯。他是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术语、自称为哲人的人，也是第一个为哲学殉道的人；此后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被迫离开母邦，底比斯便是他们远走避难的城邦之一。底比斯人西米阿斯与克贝对哲人受难深有体会，由他们来担任受难哲人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再合适不过。听到苏格拉底说“生不如死的人不如自杀”这种话，克贝温和地笑了，并用“家乡话”（柏拉图提醒我们注意克贝的家乡底比斯）发誓赌咒说确实如此；当苏格拉底说起世人对哲人的不理解，西米阿斯更是笑出声来，随即补充了“我们家乡人”恶意抨击哲人的说法。这两位可敬的哲学的盟友，不顾世俗对哲人要命的偏见，身携钱款远道而来，他们带来了活的希望，现在就坐在苏格拉底眼前。苏格拉底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远走避难，忍辱求生，还是迎接死亡，为哲学赢得不朽荣誉？

与面临双重命运的英雄阿基里斯一样，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早在第一次申辩中，苏格拉底已经就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正是以阿基里斯的故事为例，正告城邦民众：一如英雄阿基里斯宁死勿辱，职责在身的人同样无惧死亡；我身负神赋予的使命（即毕生追求智慧），更不会由于怕死而放弃职责（《申辩》 28c-29a）。要知道苏格拉底以七十之年第一次上法庭，面临的乃是大逆之罪的控诉，而城邦大逆罪常见的处罚便是放逐，放逐意味着终止其祭祀，被逐出国门的人不能参与任何宗教仪式，放逐既是离国，也是离神（库朗热：《古代城邦》）。毕生以侍奉神明为己任，却受到“不信神”的指控并面临“离神”的可怕惩罚，晚年而遭遇这样的逼迫（annanke，这个古希腊语词兼具“逼迫”“必然”“命运”等意涵），苏格拉底义无再辱。“人不可以自杀，直至神明送来必然。”曾经痛批荷马、痛批荷马史诗头号英雄阿基里斯（《理想国》III.388a-e、390e-391d）的苏格拉底，在面临生死荣辱命运抉择的时刻，开始和这位绝世英雄惺惺相惜。

在赴死前一天，苏格拉底做了个奇特的梦。他对老友克力同说，一位白衣丽人刚才在梦中告诉他，“第三天会抵达富饶的弗提亚”（《克力同》44b）。这位白衣丽人是谁，说这话又是何意？柏拉图在记录苏格拉底最后时光的对话中，留给了我们诸多谜题，《克力同》开篇“苏格拉底的梦”就是其中之一。弗提亚（Phthia）是阿基里斯的家乡，梦中那句话本是阿基里斯愤而表示罢战回家时所说的气话（《伊利亚特》IX.363）；而阿基里斯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与不朽，弗提亚成了他心心念念却回不去的故乡。英雄的命运令即将赴死的哲人魂牵梦绕，直要在梦中替阿基里斯魂归故里。苏格拉底第一次申辩的最后一句话是：“走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无人知道谁的去路更好，只有神才知晓。”（《申辩》42a）第二次申辩的最后一句话则是： “就这样吧，克力同，让我们就这么做，因为这是神所指引的道路。”（《克力同》54e）苏格拉底梦中的白衣丽人不就是指路的神明？“第三天会抵达富饶的弗提亚”，视死如归的英雄要回家了（nostos），这就是神所指向的更好的去路。

在苏格拉底行刑当天，我们从底比斯人克贝那里得知：一生从不写诗的苏格拉底，入狱之后竟然开始写诗了（《斐多》60cd）。从克贝“插言问话”这一细节，透露出了哲人群体对苏格拉底的些许不解乃至不满。的确，苏格拉底一向是荷马（及其所代表的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者，曾毫不留情地将这些诗人逐出理想城邦（《理想国》II.379c-III.398b），现在他自己却代表荷马/诗人回来了。“人不可以自杀，直至神明送来必然”，正是苏格拉底在场吟出的第一句“诗”（John Burnet: Plato’s Phaedo）。这既是在说他自己，也是在说阿基里斯。人们常说《伊利亚特》的故事源于阿基里斯的“愤怒”（Menis）（《伊利亚特》I.1-7），其实神的“愤怒”才是故事背后真正的动力（I.8-11，I.75）。愤怒的太阳神自奥林波斯山降临大地，射出无情箭雨，引发了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的争吵，“就这样实现了宙斯的意愿”（I.5），阿基里斯的命运就此注定。神明用箭雨送来了“必然”，此前尚有两种选择的阿基里斯开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他向母亲（同时也是向神）吁求雪耻，而母亲—女神含泪应允（她是苏格拉底梦中的白衣丽人吗？），神意成全了特洛伊战场上这位高贵的自杀者。柏拉图通过克贝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最后在狱中所作的诗，正是“太阳神颂歌”（《斐多》60d）。这篇颂歌今在何处？苏格拉底微笑着告诉在场的人们，他和天鹅（阿波罗之鸟）一样，都是太阳神的侍者，天鹅临死前会唱出一生中最美的歌，为即将去神那里而感到快乐（84e-85b）——《斐多》便是苏格拉底的天鹅绝唱、他最后所作的“太阳神颂歌”（伯格：《柏拉图式的迷宫——斐多〉义疏》）。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违背了人们赖以寄托全部道德的对生命的崇拜，从而自杀是不道德的、不正常的，是社会病理学的一种现象（《自杀论》）。在现代社会病理学分析之下，阿基里斯与苏格拉底这些超凡卓绝的自杀者，原来不过是得了一种病。有意思的是，早在涂尔干认为自杀是一种病之前，苏格拉底倒觉得活着是一种病：“人在死后，灵魂可以摆脱人生的疾病，抵达与自身相似相同之境。”（《斐多》84b）他在死前最后的话是：“克力同，别忘了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118a）——按照希腊人的习俗，疾病痊愈后要向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而对苏格拉底来说，献祭医神（也是毒药之神）一只公鸡（日神与胜利的象征），是为了感谢他药（毒芹）到病除，如同白天战胜了黑暗，神用死亡治愈了生命这一漫长的疾病（Geddes: The Phaedo of Plato）。

《斐多》开篇“苏格拉底的诗”、结尾“苏格拉底的祭礼”与《克力同》开篇“苏格拉底的梦”诸谜题无不指向“苏格拉底之死”，并都与神相关。如同但丁《神曲》三部曲（《天堂》《炼狱》《地狱》）每一部都以星辰结尾，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死》三部曲（《申辩》《克力同》《斐多》）每一部都以神发端、以神结局。《申辩》始于对苏格拉底“不信神”的控告，而全篇最后一个字，或云苏格拉底以信念撑起全部申辩的最后一个字便是“神”（Theos）！《克力同》以梦中指路的女神开篇，以苏格拉底对神明所指道路的坚信不疑为结局；《斐多》始于太阳神的祭典与献给太阳神的颂诗，终以苏格拉底向医神（也是太阳神之子）许下祭礼。宁死也不肯离国，更不肯离神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让他最后的时光神意弥漫。或许《苏格拉底之死》本身就是一部神话：哲人向我们含笑作别，迈入“未知的国界”，一去不返。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8年5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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