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河畔和铁轨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百个棚屋群，四周垃圾堆叠如山——这里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又恰好是最难安身的地方。这片土地上住着1200万人，有四分之一都是所谓的“非正式居民”。

马尼拉正是不平等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最好样本。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里，而且这一数字正在飞速增长。

马尼拉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它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游客，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则为别的东西着迷，他们想要离开安全的历史文化中心，一睹这个城市的不平等状况。菲律宾的旅行社便和巴西、印度的旅行社一样，办起了“贫民窟旅游”，带着游客们穿过贫民窟，看看这些最贫穷、处于社会边缘的地区。

贫民窟旅游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争论起其中令人不适的道德窘境。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贫民窟旅游、现实旅游、探险旅游还是贫困旅游，不少人都认为，这种观光模式不过是让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打量着比自己不幸的人，目瞪口呆罢了。但也有人说，这种旅行模式提高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也能给如何回馈当地社会提供参考。面对此情此景，旅行者们该视若罔闻吗？

上百年历史的“贫民窟造访”

贫民窟旅游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这一现象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不小的改变。19世纪60年代，牛津词典便收录了“造访贫民窟”（Slumming）这个词条，意思是“带着某些难以启齿、不体面的目的，频繁地进入贫民窟，或是带着些许不道德的目的，在贫民窟里四处游荡”。1884年9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报道了这种漂洋过海从欧洲传来的业余消遣，“这个冬天，‘造访贫民窟’会在人们中间风靡，变成一种新的消遣方式，而我们的外国朋友们总会在前头给我们带路。”

大概在1840年，在慈善活动的伪装和警察的保护下，富裕的伦敦人开始鼓起勇气，探索声名狼藉的伦敦东区。这种新式娱乐很快从伦敦传到了纽约，富裕的伦敦人急不可耐地想将国外的贫民窟和本国相比。这项娱乐从美国东海岸一直渗透至西海岸的旧金山，甚至写入了城市旅行指南。一个个旅行团漫步穿过纽约的包厘街（Bowery）和五点街区（Five Points），窥探着街上的妓院、沙龙还有鸦片窑。

游客们大概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这也无可非议。“如果游客的目的不是进来抽大烟的话，我想鸦片窑不会欢迎这些看热闹的人，也不会让他们进来。” 查德·希普（Chad Heap）在《造访贫民窟：美国夜生活中的种族和性碰撞，1885-1940》（Slumming: Sexual and Racial Encounters in American Nightlife, 1885–1940）中这样写道。有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大量金钱涌入，他们雇来演员，扮演瘾君子、黑帮成员，在贫民窟的街道上供游客摆拍。毕竟没有人希望游客觉得扫兴，或是要求退款。

贫民窟旅游也不是一无是处。历史学教授塞斯·科文（Seth Koven）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贫民窟造访活动颇有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开设了研究中心，对社会政策建言献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本市的贫困地区有第一手的了解。

二战后，发达国家建立起了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住房，贫民窟观光热也就逐渐消停下来。不过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家福利逐渐削减和劳动力需求的扩张，这项活动又再度兴起。

展现贫穷

印度全国各地的塑料都装在一个个皱巴巴的袋子里，穿过漆黑的小巷，来到了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贫民窟。达拉维是亚洲大陆的第二大贫民窟，仅次于巴基斯坦的奥兰吉镇（Orangi Town），也是世界第三大贫民窟。游客们跟着现实旅行社（Reality Tour and Travel），在贫民窟中观光，他们看到了这里蓬勃发展的回收产业，成千上万的工人聚集到这里，融化、重塑这些废弃塑料。他们来到了一块露天的洗衣区，看着这里的“人力洗衣机”（Dhobiwallah），即从事手洗衣服工作的工人用力擦洗着从孟买各个医院和酒店送来的被单。

猫途鹰（TripAdvisor）上有这么一条评论，这位弗吉尼亚州的游客十分欣赏这种聚焦于本地社区的旅游模式。“能了解这里的经济、教育和居民的生活状态是件好事。旅行社不允许游客在途中拍照或购物，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不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这其实是一种教育。”

另一位游客在评论里描述了这里的极端状况。“走进贫民窟20分钟后，我就得叫停了，这里的环境简直无法忍受，这趟旅行不适合那些心脏不好的人。我希望网站上能多发布一些免责声明，来警醒游客这里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的。”另一位英国游客则对所谓的“家庭午餐”感到失望。“我们在一位导游的家里就餐，虽然他的妈妈做了一桌佳肴，我们也在他家就餐，但她没有和我们一起吃，所以这并不是我期待中的家庭午餐，和网站上的推广照片也完全不同。”

现实旅行社希望挑战人们对贫民窟的刻板印象，这里并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聚居的绝望之地。他们希望把当地工人勤勉努力的一面展现出来，同时，他们也知足快乐。

伦敦国王学院的梅丽莎·尼斯贝特（Melissa Nisbett）博士在她的研究中分析了超过230条有关现实旅行社的评论，她发现对许多造访达拉维贫民窟的游客来说，贫困问题实际上透明化了。“从评论中不难看出，贫困问题在这里被忽视、否认并且浪漫化了，更重要的是，非政治化了。”这种旅行并不关注贫民窟存在的原因，而是将穷人的困境单独拎出来看，这么做似乎只能让错的人得益——那些生在西方的中产阶级游客。

然而这个旅行社的初衷是好的，他们表示80%的利润都回馈给了贫民窟，通过旗下的NGO组织为这里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组织教育项目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出乎意料地一炮而红过后，旅行社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了，其联合创始人克里斯·韦（Chris Way）在接受《国家地理》采访时说：“我们的网站确实在尽可能地透明化，这也减轻了许多人的恐惧和顾虑。”至于工资，他个人分文未取。

没有两个一样的城市

关键的问题在于：见识贫穷是大家来旅游的最主要原因吗？

其他一些城市的贫民窟旅游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早期，南非的黑人开始在乡镇组织旅游项目，让人们来到这片边缘化人口被强制隔离的土地上，以唤起大家的人权意识，正视当时甚嚣尘上的侵犯人权现象。当地的社会团体没有让外人插手，而是主动接受了贫民窟旅游，并把它看作是自己动手解决这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的一种媒介。

在巴西世界杯和奥运会期间，一些旅行社提供了免费旅行项目，让游客进入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一探究竟，但绝大部分公司还是会进行收费。巴西探险旅行社（Brazilian Expeditions）的经理爱德华多·马奎斯（Eduardo Marques）给我们介绍，为什么他们公司更加可靠：“我们和一些当地导游和自由职业者合作，在游览期间，我们会稍作停顿，光顾本地的一些小买卖，观看卡波耶拉舞表演，而这些对贫民窟的经济也是一种支持。我们不会对游客隐瞒什么，他们看到的都是真真实实的生活。”

马尼拉的斯莫克旅行社则带着游客们体验了汤都区居民面临的问题——垃圾填埋场（在2014年关闭），并且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这家公司的路线主要是港口边的巴士戈贫民区，它同样坐落在拥挤嘈杂之间，而且以草根激进主义闻名。驻马尼拉的摄影师汉娜·雷耶斯·莫拉莱斯（Hannah Reyes Morales）记录了她在完成《国家地理》拍摄任务过程中，与旅行团共同穿梭在贫民窟的体验。“旅行社和当地官员都允许我拍摄，但对游客来说，拍照是禁止的。”但这项规定难以落到实处，一些游客还是会悄悄地用手机拍照。“我观察了同行的游客们，他们对眼前所见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人对周遭的环境心怀敬意，有些人则不会。”

一切关乎意图

尽管一些旅行社组织贫民窟旅游的意图很单纯，就是要缓和冲突，将利润回馈给本地居民，但这种旅游模式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一个个贫民区仍旧穿插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当中，各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和经济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同样地，不同地区的贫民窟旅游也有着不同的动机，其参与者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对所有人来说，不管是游客还是旅行社，个体本身的意图仍是最重要的。

城际交通的发展让人们旅行起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方便，跨国旅行的人数每年都在迅速增长。城市繁荣，生活水平提高，不平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旅行者们越来越追求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在以往不对游客开放的禁忌之地里找到真实体验，贫民窟旅行就是其中之一。

旅行将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人们连接起来，让游客们有机会和自己家乡的人们分享有趣的故事。莱斯特大学的法比安·弗伦泽尔（Fabian Frenzel）博士正在研究城市贫困旅游，他指出，贫困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缺少社会认知和发声。“如果你想要讲述你的故事，那么就得有听众，而贫民窟旅游能给你带来听众。”弗伦泽尔认为，即便是最商业化的贫民窟旅行，也比完全漠视不平等问题要好。

就这些社区的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整体地认识到城市的资源分配问题，从而分析贫民窟复杂的经济、法治和政治现状。贫民窟旅游只是提供了一个小的观察侧面，远不足以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

翻译：马昕